原序

．鄭昇和

我穿了三十三年陸軍軍服，直到當上了將官。「將官」這名稱對我來說，似乎過譽了些，但是歷經多次的死亡線，我對我的忠心愛國相當自負。

在解放後的混亂期，我投效軍旅。此際正值政府樹立之後，在麗水、順天一連串叛亂中，我穿山越嶺討匪伐共。六二五韓戰時，我當過第一線戰鬥部隊的中隊長、大隊長，往返於血染的山野，尤其是出任白骨部隊的大隊長時，所經歷的戰鬥全是惡戰苦鬥。我還能僥倖地活著，是託許多戰友們犧牲的福；一方面內心很感激，一方面覺得我的生命是撿同來的。

當韓戰告一段落時，我離開了第一線。曾在軍部教育機關執教過，後來當過第一線的指揮官與參謀職。1979年2月以軍人身分當了參謀總長，這是我最高的光榮。

平素總以「不自欺欺人」做為我生活信條，印上我軍人生涯休止符的1979年12月12日的事件，是我一生中所上的最大的一次當。這次事件不但給我帶來恥辱與苦痛，也使國家歷史發展遭受極大的挫折與災難。這次事件在我個人體驗中亦有莫大的歷史意義。因此，我想機會一到一定要發表我對這次事件的證言，一面也盡量作好準備。

在如今這種真言與謊話、正義與不義難以區分的時代裏，我的證言不知會不會使讀者昏眩，不過，這證言並非要恢復我的名譽，而是痛感我能力的不足，而使國家歷史倒轉，因此我抱著在國人面前謝罪的心情，抖出我的羞辱。

國軍依照字面意義就是國家的軍隊、國民的軍隊，並非某個個人或特定機關的所有物。國軍是護憲衛國的最後堡壘，因此國軍若想引起震撼社會現實問題的波濤是不行的。必須超然於政治。在民主國家中，指導者與執政黨可以交替，然而國家與國民是無法交替的。而國軍應離開現實問題，更應向高層次的對象奉獻忠誠，軍隊內的思想教育不能使之成為誹謗某人或是英雄化的私兵教育。軍隊也不能變成追求私利、私慾或隨時離合集散的私有組織。

我認為我們國軍由於1979年12月12日的事件，受到了錐骨之痛的教訓，希望這教訓是給國軍發展的一帖苦樂。雖然從一部分軍人的身上，經驗了苦楚，可是我依然熱愛國軍，我總認為如果這證言能有那苦樂的全部功能，也是難能可貴的。

上司的合法命令應該遵守，軍隊的團結是以指揮系統為中心來形成的。指揮系統的上司若有不忠實之處，其參謀以及手下將領必須予以補充或依合法程序予以匡正才對。軍人的忠誠若不能把握其對象與方向的話，不僅僅是某個個人受到侮辱，連國家的存亡也受到影響，我的證言與其說是一部分軍人的忠誠心不夠堅定或是不忠，不如說是由於當時陸軍最高負責人——我的不察所引起的；亦即由於精神教育的不足或指揮系統的缺陷所引起的。

深信唯有一面匡正12月12日事件的錯誤，一面以國民的軍隊之身分。服從國民與上司之適當命令，國軍才能成為護衛國體的最後堡壘。社會追逐不義時。不能只求軍人要正義，要由我們的周遭開始去掃除阿附暴力的惡習，建立勇於協助的態度，使軍人也走上正確的忠節之路。

這個證言不知是否可算是曾經晉陞到軍隊的最高階，而遭部下趕下臺的一個不智將軍的辯白，不過我的確為了要說出真率的證言而辛苦地努力過。唯有懇切地祈願在北韓傀儡政權威脅下凋零的我國，不再發生如同12月12日的事件，也不再有像我一樣不幸的軍人。

這項證言能變成活字出版要感謝朝鮮日報記者趙甲濟先生的鼎力協助。

1987 年 11 月 1 日

現代史上，如南韓雙十二事件般戲劇性的政變，誠屬少見。而該一被稱為「準政變」的南韓近代政治史上一大懸案，雖然經過無數的媒體爭相報導後，大致的輪廓已為世人所知，但遺憾的是：事件的核心始終卻總給人一種「霧裡看花」的感覺。因此，鄭昇和將軍本身肯冒著自己生命的危機，寫下這本「回憶錄」，不但向歷史作了交待，更讓是非、真理，得以在適當的時機，渲洩而出。這種道德勇氣，是令人欽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