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安，男，汉族，湖北襄阳人。1962年9月生。1979年－1986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先后读本科及硕士研究生，获学士及硕士学位。毕业后留该校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执教4年。1987年晋升讲师。1990年－1993年师从张舜徽教授，攻读中国历史文献学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分配至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1995年5月晋升为副教授，2002年10月晋升教授。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及明清史。出版《中国史学史散论》、《明实录研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与冯天瑜合作）、《太玄大戴礼研究》（与刘韶军合作）、《中国谶谣文化研究》、《谣谚与古代社会》等专著，编著有《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等，在《史学史研究》、《哲学研究》、《文史》、《学术月刊》、《文献》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多次为《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科研项目“明中期至清中期中国文化内部现代性因素研究”及湖北省“九五”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及文化的近代转型”。招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明清史学史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方向博士研究生，招生明清史学史方向硕士研究生。

本书具有四大特点：

第一，该著是一部研究时间很长、日积月累而成的学术精品。人们常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一部书写作时间之长，研究之深入，而《明实录研究》的探讨和撰著却长达15年之久。1986年作者开始从事《明实录》资料的整理，1990年以《明实录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1993年完成并通过答辩，此后陆续修改至出版前夕，历时凡15年。在此十余年间，作者围绕《明实录》这一课题，不断挖掘新的史料，在《史学史研究》、《学术月刊》、《文献》、《历史文献研究》等学术刊物上连续发表《明实录体裁与体例研究》、《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修纂考述》、《明实录修纂考述》、《明实录修纂程序述要》、《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试论直书与曲笔对明实录价值的影响》、《明实录人名校勘》、《明实录地名校勘》等十余篇高水平的论文，从而最终凝结成这部《明实录研究》，使此书成为该领域的集大成之作。用“慢功出细活”这句成语形容本书所达到的效果，是十分恰当的。

第二，该书是一部《明实录》研究领域最为系统和深入的专著。该著共分九章，对《明实录》的国史地位、学术渊源、修纂机构、修纂过程、修纂人员、修纂程序、主题体例、版本收藏、价值缺陷分别作了认真和深入的研究。不仅体例完备，而且学术水平很高。前人对此问题研究比较集中的是吴晗，吴氏在其《记明实录》长文中，分评骘、史官、仪制、掌故、传布5个方面，对《明实录》作了提要钩玄的探讨，但该文主要是搜集史料，故写作方法以罗列史料为特征。而《明实录研究》长达39万字，研究问题遍及《明实录》的各个方面，水平达到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如作者通过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所云“本朝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史”等大量的记载，发现《明实录》在明代具有崇高的国史地位，并沿着这一线索，探讨了皇权强化与《明实录》国史地位确立的关系，以及围绕国史《明实录》所产生的政治角逐等一系列问题，给人一种系统而深入的印象。作者首次对《明实录》的修纂机构――史馆进行全面系统的钩沉考证，最终勾画出这一重要修史机构的具体地点、运作方式、管理制度等基本面貌，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作者对明代列朝实录修纂人员的细心考订和全面搜求，也为历代研究者所不及。本书还首次探讨了《明实录》的主题和体例，指出是书具有一以贯之的政治鉴戒的主题，以及由此派生出史料处理的求变求新和间杂曲笔的据实直书两个辅助性主题，同时分析了《明实录》叙事平实、叙事生动、省略、互见、微言大义、寓议于叙等写作体例。本书对头绪纷杂的《明实录》的各种版本进行了缕述，从而使便于人们对此问题有了一个最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关于《明实录》的评价问题，前人或全面否定，如晚明的一些学者张岱、李建泰等；或大力肯定，如清初的万斯同等，作者则实事求是地对这部明代史学巨著加以分析，既指出其所存在的各种缺陷，又充分肯定其不可取代的史料价值和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作者对《明实录》缺陷的研究，分层论述，指出其失误有有意之误和无意之误两种，前者是史家有意识地曲笔诬饰，后者是史家在内容及体例上的无意识错误，这种分析一改明清学者武断抨击《明实录》之误是“爱恶窜于二三大臣”和“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对《明实录》失误依据具体原因作了具体分析，令人信服。著名明代史学史专家钱茂伟称：“今后鲜有人能超过其研究，这将是空前的一部专门研究《明实录》的专著。”

第三，该作是一部将传统方法与崭新视野相结合的研究专著。作者在书中大量使用了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考证方法。是书应用所搜集到的各种史料，考证出每一朝实录修纂人员的具体人数，对人名歧异的记载也穷追不舍加以考订，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作者在考订《宣宗实录》修纂人员时，发现《宣宗实录》所附《修纂官》中行在翰林院修撰儒林郎作“陈珣”，而其他各处记载皆作“陈询”，从而指出“询讹珣，乃形近而讹”。对于漏载的修纂人员，也不遗余力地加以搜求，如《孝宗实录》修纂者有副总裁张元祯，但修成后的实录却没有此人的名字，作者通过《武宗实录》卷二０所载其传记“元祯……仍充《孝宗实录》副总裁”一语，证明张氏亦为孝录作者之一。只不过他因“力疾供职”病逝，因此成书后便失载其名。类似的精辟考证比比皆是。然而，作者并不局限于用考证方法来研究，还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加以探讨。如第一章第三节“国史《明实录》与明代史学生态”，便用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对明代实录进行了考察。指出：“史学生态是指史学群落中不同层次的史学类别的共生状态，史学群落依据史学类别的不同功用，而达到主次分明的生态平衡。”就明代而言，史学生态的平衡，“主要是国史与野之间的平衡”，“由于作为国史的《明实录》秘藏宫禁，使依据实录史料修纂可信史书成为不可能，从而导致民间野史的狂生疯长，使史学生态严重失衡。及至后期《明实录》被传抄出宫，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野史的蔓延。但由于后期的实录或流传较少，或未及修纂，使有关晚明和南明的野史又开始滋生”，作者得出结论道：“可见，明代列朝实录的禁藏对明代‘野史之盛’局面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令人耳目一新。此外，作者在研究《明实录》的主题时，还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把《明实录》放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史书叙列中加以考察，从而定性为政治鉴戒史学，并进而在是书内部搜集大量的相关记载证明了其所存在的“政治鉴戒”主题。作者在第九章讨论《明实录》的史料价值时，还应用了国学大师陈垣提出的“史源学”理论，将《明实录》作为史学之源，对由其衍生的《国榷》、《罪惟录》、《明史》、《明通鉴》等一一由源及流地加以观察，从而得出《明实录》是明代史料渊海的结论。

第四，该书是一部史料搜集十分丰富的著作。该著在史料搜集上可谓竭泽而渔，所搜史料包括：明代历朝实录，与实录关系密切的史籍《崇祯长编》、《大明宝训》等，明清学者的明史著作《罪惟录》、《国榷》等，明代野史《野记》、《謇斋琐缀录》等，明人笔记《立斋闲录》、《彭文宪公笔记》、《涌幢小品》等，明清文集《太岳集》、《顾亭林文集》、《思复堂文集》等。此外还搜集了近人的研究论著，著作如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吴晗《读史札记》、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等，论文如黎邦正《明实录的修撰及史料价值评估》、陈学霖《明实录与明初史事研究》等。反映出作者具有扎实的史料功夫和广博的史学视野。该著尤其对前人在《明实录》研究领域的成果穷搜旁讨，并在篇首《引言》部分作了条分缕述的介绍和评价，符合学术规范。当然，由于明代实录多达十三部，纵贯明代近300年历史，涉及问题十分繁杂，《明实录研究》不可能一一穷尽，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对明代历朝实录修纂人员的考订，仍觉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作者还可利用地方志和家谱材料，对修纂人员进行考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