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貴安，男，漢族，湖北襄陽人。1962年9月生。1979年－1986年在華中師範大學先後讀本科及碩士研究生，獲學士及碩士學位。畢業後留該校中國曆史文獻學研究所執教4年。1987年晉升講師。1990年－1993年師從張舜徽教授，攻讀中國曆史文獻學專業，獲曆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分配至武漢大學曆史係任教至今。1995年5月晉升為副教授，2002年10月晉升教授。現為武漢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主要研究方嚮為中國史學史及明清史。齣版《中國史學史散論》、《明實錄研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與馮天瑜閤作）、《太玄大戴禮研究》（與劉韶軍閤作）、《中國讖謠文化研究》、《謠諺與古代社會》等專著，編著有《明實錄類纂·湖北史料捲》等，在《史學史研究》、《哲學研究》、《文史》、《學術月刊》、《文獻》等刊物上發錶論文60餘篇，多次為《人大復印資料》轉載。主持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實錄體史學研究”，承擔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科研項目“明中期至清中期中國文化內部現代性因素研究”及湖北省“九五”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社會及文化的近代轉型”。招收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專業明清史學史及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方嚮博士研究生，招生明清史學史方嚮碩士研究生。

本書具有四大特點：

第一，該著是一部研究時間很長、日積月纍而成的學術精品。人們常用“十年磨一劍”來形容一部書寫作時間之長，研究之深入，而《明實錄研究》的探討和撰著卻長達15年之久。1986年作者開始從事《明實錄》資料的整理，1990年以《明實錄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1993年完成並通過答辯，此後陸續修改至齣版前夕，曆時凡15年。在此十餘年間，作者圍繞《明實錄》這一課題，不斷挖掘新的史料，在《史學史研究》、《學術月刊》、《文獻》、《曆史文獻研究》等學術刊物上連續發錶《明實錄體裁與體例研究》、《明實錄的版本與收藏》、《明實錄修纂與明代政治鬥爭》、《睿宗、崇禎及南明諸朝實錄修纂考述》、《明實錄修纂考述》、《明實錄修纂程序述要》、《明代國史與野史的生態關係－－以的禁藏與流傳為綫索》、《試論直書與麯筆對明實錄價值的影響》、《明實錄人名校勘》、《明實錄地名校勘》等十餘篇高水平的論文，從而最終凝結成這部《明實錄研究》，使此書成為該領域的集大成之作。用“慢功齣細活”這句成語形容本書所達到的效果，是十分恰當的。

第二，該書是一部《明實錄》研究領域最為係統和深入的專著。該著共分九章，對《明實錄》的國史地位、學術淵源、修纂機構、修纂過程、修纂人員、修纂程序、主題體例、版本收藏、價值缺陷分彆作瞭認真和深入的研究。不僅體例完備，而且學術水平很高。前人對此問題研究比較集中的是吳晗，吳氏在其《記明實錄》長文中，分評騭、史官、儀製、掌故、傳布5個方麵，對《明實錄》作瞭提要鈎玄的探討，但該文主要是搜集史料，故寫作方法以羅列史料為特徵。而《明實錄研究》長達39萬字，研究問題遍及《明實錄》的各個方麵，水平達到該領域的最高水平。如作者通過明瀋德符在《萬曆野獲編》所雲“本朝無國史以列帝實錄為史”等大量的記載，發現《明實錄》在明代具有崇高的國史地位，並沿著這一綫索，探討瞭皇權強化與《明實錄》國史地位確立的關係，以及圍繞國史《明實錄》所産生的政治角逐等一係列問題，給人一種係統而深入的印象。作者首次對《明實錄》的修纂機構――史館進行全麵係統的鈎沉考證，最終勾畫齣這一重要修史機構的具體地點、運作方式、管理製度等基本麵貌，解決瞭這一曆史懸案。作者對明代列朝實錄修纂人員的細心考訂和全麵搜求，也為曆代研究者所不及。本書還首次探討瞭《明實錄》的主題和體例，指齣是書具有一以貫之的政治鑒戒的主題，以及由此派生齣史料處理的求變求新和間雜麯筆的據實直書兩個輔助性主題，同時分析瞭《明實錄》敘事平實、敘事生動、省略、互見、微言大義、寓議於敘等寫作體例。本書對頭緒紛雜的《明實錄》的各種版本進行瞭縷述，從而使便於人們對此問題有瞭一個最係統的瞭解和認識。關於《明實錄》的評價問題，前人或全麵否定，如晚明的一些學者張岱、李建泰等；或大力肯定，如清初的萬斯同等，作者則實事求是地對這部明代史學巨著加以分析，既指齣其所存在的各種缺陷，又充分肯定其不可取代的史料價值和曆史編纂學上的意義。作者對《明實錄》缺陷的研究，分層論述，指齣其失誤有有意之誤和無意之誤兩種，前者是史傢有意識地麯筆誣飾，後者是史傢在內容及體例上的無意識錯誤，這種分析一改明清學者武斷抨擊《明實錄》之誤是“愛惡竄於二三大臣”和“止書美而不書刺，書利而不書弊，書朝而不書野，書顯而不書微”，對《明實錄》失誤依據具體原因作瞭具體分析，令人信服。著名明代史學史專傢錢茂偉稱：“今後鮮有人能超過其研究，這將是空前的一部專門研究《明實錄》的專著。”

第三，該作是一部將傳統方法與嶄新視野相結閤的研究專著。作者在書中大量使用瞭曆史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考證方法。是書應用所搜集到的各種史料，考證齣每一朝實錄修纂人員的具體人數，對人名歧異的記載也窮追不捨加以考訂，最終得齣正確的結論。如作者在考訂《宣宗實錄》修纂人員時，發現《宣宗實錄》所附《修纂官》中行在翰林院修撰儒林郎作“陳珣”，而其他各處記載皆作“陳詢”，從而指齣“詢訛珣，乃形近而訛”。對於漏載的修纂人員，也不遺餘力地加以搜求，如《孝宗實錄》修纂者有副總裁張元禎，但修成後的實錄卻沒有此人的名字，作者通過《武宗實錄》捲二０所載其傳記“元禎……仍充《孝宗實錄》副總裁”一語，證明張氏亦為孝錄作者之一。隻不過他因“力疾供職”病逝，因此成書後便失載其名。類似的精闢考證比比皆是。然而，作者並不局限於用考證方法來研究，還用瞭新的研究方法加以探討。如第一章第三節“國史《明實錄》與明代史學生態”，便用瞭文化生態學的理論對明代實錄進行瞭考察。指齣：“史學生態是指史學群落中不同層次的史學類彆的共生狀態，史學群落依據史學類彆的不同功用，而達到主次分明的生態平衡。”就明代而言，史學生態的平衡，“主要是國史與野之間的平衡”，“由於作為國史的《明實錄》秘藏宮禁，使依據實錄史料修纂可信史書成為不可能，從而導緻民間野史的狂生瘋長，使史學生態嚴重失衡。及至後期《明實錄》被傳抄齣宮，纔在一定程度上抑製瞭野史的蔓延。但由於後期的實錄或流傳較少，或未及修纂，使有關晚明和南明的野史又開始滋生”，作者得齣結論道：“可見，明代列朝實錄的禁藏對明代‘野史之盛’局麵的形成有著直接的影響。”這種分析方法令人耳目一新。此外，作者在研究《明實錄》的主題時，還用瞭定性與定量相結閤的方法，把《明實錄》放在整個“封建社會”的史書敘列中加以考察，從而定性為政治鑒戒史學，並進而在是書內部搜集大量的相關記載證明瞭其所存在的“政治鑒戒”主題。作者在第九章討論《明實錄》的史料價值時，還應用瞭國學大師陳垣提齣的“史源學”理論，將《明實錄》作為史學之源，對由其衍生的《國榷》、《罪惟錄》、《明史》、《明通鑒》等一一由源及流地加以觀察，從而得齣《明實錄》是明代史料淵海的結論。

第四，該書是一部史料搜集十分豐富的著作。該著在史料搜集上可謂竭澤而漁，所搜史料包括：明代曆朝實錄，與實錄關係密切的史籍《崇禎長編》、《大明寶訓》等，明清學者的明史著作《罪惟錄》、《國榷》等，明代野史《野記》、《謇齋瑣綴錄》等，明人筆記《立齋閑錄》、《彭文憲公筆記》、《湧幢小品》等，明清文集《太嶽集》、《顧亭林文集》、《思復堂文集》等。此外還搜集瞭近人的研究論著，著作如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吳晗《讀史劄記》、劉節《中國史學史稿》等，論文如黎邦正《明實錄的修撰及史料價值評估》、陳學霖《明實錄與明初史事研究》等。反映齣作者具有紮實的史料功夫和廣博的史學視野。該著尤其對前人在《明實錄》研究領域的成果窮搜旁討，並在篇首《引言》部分作瞭條分縷述的介紹和評價，符閤學術規範。當然，由於明代實錄多達十三部，縱貫明代近300年曆史，涉及問題十分繁雜，《明實錄研究》不可能一一窮盡，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缺陷，如對明代曆朝實錄修纂人員的考訂，仍覺有進一步深入的必要，作者還可利用地方誌和傢譜材料，對修纂人員進行考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