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公之于世。国家为了制止珍贵文物继续流失，把馀下的敦煌遗书交给京师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保管收藏。1922年，陈垣先生主持整理《敦煌劫馀录》；1929年，胡鸣盛、许国霖先生对这些敦煌遗书继续整理、编目，作了大量工作。国家图书馆的这批敦煌遗书，部分曾以缩微胶卷的形式公布，但缩微胶卷有不少不足之处；部分从未公布，不为人们所知。今天全部公之于众，给世界文献宝库增添新内容，意义非同寻常。

新中国成立后，1982年，国家制定古籍整理规划，大规模、有计划地对中国古籍进行全面评估，制定规划。佛教、道教古籍也在规划之内。先着手编订《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万多号敦煌遗书中，绝大多数为佛教典籍（汉文以外，尚有藏文等其他文种），有很多为历代藏经所未收。《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下编已决定收录这一部分珍贵资料。

我们自己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建立新国家，首先应该发展生产，然后才是文化建设、思想建设。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期首推汉唐。汉朝建国七十多年以后，经过四代人的努力，创建了灿烂的汉代文化。唐朝盛世号称“贞观之治”，当时主要在于恢复生产，真正富强是在唐玄宗开元时期，也经历了四代人的努力。清朝的文化经历厂顺治、康熙、雍正三代，繁荣在乾隆时期，近百年之久。

新中国建立刚五十年，目前我们正处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转折时期。二十一世纪将是经济有长足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民族统一大国取得成效的时期。我们继往，继的是五千年文明灿烂之往；我们开来，开的是五千年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未来。

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迎接二十一世纪，为创建新文化准备充足的思想资料。只有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才有可能摆脱前人的局限，吸收占今中外前人的一切有价值的遗产，敦煌遗书的佛教文化当然受到应有的重视。

从事敦煌学研究的研究者遍布于全世界。外国学者中也不乏有成就的专家。今天看来，研究中国的文献资料，参加者不嫌人多，但外国学者同中国学者比较，必然受到一定的局限，他们对中国历史、社会、风俗民情毕竟隔了一层。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研究，前几年人数较少，国内的外部条件尚不完备，无形中显得不及外国热闹。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教育制度改善，我国涌现了大批有才干、有学识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又有现代科学的训练，有对祖国文化的爱国热情。从近十年来已发表的学术论著来看，中国学者从事敦煌研究已形成群星灿烂的学者群体。各种学科门类齐全，著作的质和量都已达到相当水平，有些领域已超过外国专家学者的造诣。

建设中华民族文化，主力军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客卿有他们的优势，可以备一格，但不能任主力，外国学者根据他们的兴趣，依托有关财团资助，可以完成某项课题，但他们没有建设中国新文化的任务，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也难以被他们接受，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