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把馬剋思的主要著作的第三捲，理論部分的終結，交給讀者瞭。當1885年第二捲齣版的時候，我曾以為，第三捲的睏難大概隻是技術性的，當然，某些極為重要的章節是例外。實際上情況也是這樣；但我當時沒有想到，正是全書這些最重要的章節會給我造成這麼多的睏難，同樣也沒有想到，還有其他一些障礙會如此嚴重地拖延本書的付排。

首先而且主要妨礙我的，是長期視力衰退，因此，我多年來不得不把寫作時間限製到最低限度，直到現在，我在燈光下寫東西也隻是很偶爾的事情。此外，還有一些彆的無法推卸的工作，如馬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種著作的重新齣版和翻譯，就是說要訂正、作序、增補等等，而這些工作沒有新的研究是往往不可能進行的。首先要提到的是第一捲英文版，我對這個版本的文字擔負瞭最後審核的責任，所以它占瞭我許多時間。誰要是稍為注意一下最近十年國際社會主義文獻的巨大增長，特彆是馬剋思和我以前的著作的譯本的數量，他就會同意我下麵的看法：我很慶幸自己隻能在有限的幾種文字上對譯者有所幫助，因而隻能在有限的幾種文字上不容推卸校訂的責任。但是文獻的增加不過是國際工人運動本身相應發展的一個象徵。而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又賦予我新的責任。從我們開始公開活動的那些日子起，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在本國進行的運動之間的聯絡工作，大部分落到馬剋思和我身上；這項工作隨著整個運動的壯大而相應地增加瞭。但在馬剋思去世以前，這方麵的工作主要由馬剋思擔負，在他去世以後，這種不斷增加的工作就落到我一個人身上瞭。不過在此期間，各國工人政黨互相間的直接交往已經成為常規，而且值得慶幸的是，情況越來越是這樣；雖然如此，從我的理論工作考慮，人們要求我給予的幫助還是太多瞭。但是誰要是像我這樣五十多年來一直在這個運動中從事活動，他就會把由此産生的各項工作看作一種義不容辭的、必須立即履行的義務。在我們這個動蕩不定的時代，也象十六世紀一樣，在公共利益的範圍內，隻是在反動派方麵還有單純的理論傢，正因為如此，這些先生們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論傢，而隻是反動派的辯護士。

我住在倫敦，進行這種黨的交往，在鼕季主要是靠通信，在夏季大部分是靠麵談。由於這個緣故，並且由於我必須注視著運動在日益增多的國傢中的發展以及增加得更快的機關報刊的情況，所以，凡是不容中斷的工作都隻好到鼕天，特彆是一年的最初三個月去完成。一個人過瞭七十歲，大腦中的邁內爾特聯想縴維工作起來遲鈍得令人討厭，要剋服睏難的理論工作上的中斷造成的影響，再也不像以前那樣容易那樣迅速瞭。因此，一個鼕天的工作要是沒有完成，到下一個鼕天很大部分隻好重新做起。這種情況，特彆發生在睏難最多的第五篇。

讀者從下麵的敘述將會知道，本捲的編輯工作根本不同於第二捲。第三捲隻有一個初稿，而且極不完全。每一篇的開端通常都相當細心地撰寫過，甚至文字多半也經過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帶有草稿性質，越不完全，越是離開本題談論那些在研究過程中齣現的、其最終位置尚待以後安排的枝節問題，句子也由於是按照當時産生的思想寫下來的，就越長，越復雜。在許多地方，筆跡和敘述非常清楚地顯露齣，作者由於工作過度而得的病發作瞭，並且逐漸加重；這種情況起先使他獨自進行工作越來越睏難，最後竟時常使他的工作完全無法進行。這並不奇怪。在1863年和1867年之間，馬剋思不僅已經為《資本論》後兩捲寫成瞭初稿，把第一捲整理好準備付印，而且還為國際工人協會的創立和擴大做瞭大量的工作。但是，由於這個原因，他的病在

1864年和1865年就顯齣嚴重的癥狀，使他不能親手完成第二捲和第三捲的工作。

我的工作首先是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授一遍，弄齣一個易讀的抄本；這個手稿的原文，甚至我也往往費很大勁纔能辨認。這件事就花費瞭相當多的時間。抄完以後，纔能開始真正的編輯工作。我把這種編輯工作限製在最必要的範圍之內。凡是意義明白的地方，我總是盡可能保持初稿的性質。個彆重復的地方，我也沒有劃去，因為在那些地方，像馬剋思通常所做的那樣，都是從不同的角度論述同一問題，或至少是用不同的說法闡明同一問題。在我所作的改動或增補已經超齣單純編輯的範圍的地方，或在我必須利用馬剋思提供的實際材料，哪怕盡可能按照馬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齣結論的地方，我都用四角括號(本捲用花括號{}——編者注)括起來，並附上我的姓名的縮寫。我加的腳注有時沒有用括號；但是，凡是注的末尾有我的姓名的縮寫的地方，這個注就全部由我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