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汪、周都认定只是唱高调。汪是老牌的亲日派,周佛海则是“低调俱乐部”的实际主持人。因为心中抱定日本的武力厉害无比的看法,所以,周佛海早已在自己的家里做了个地下室,抗战全面爆发后,知道这个地下室的人,就跑来躲警报,有的还干脆住几天。这群“恐日”病患者,每逢空袭就大呼小叫地跑到周家,钻入地下室,闷久了就发牢骚、说怪话,慢慢地也就形成了一个专门与抗日唱反调的“低调俱乐部”。
正是在这个时候,周佛海与汪精卫商议,又经蒋介石同意,派高宗武、林柏生分别在香港成立“日本问题研究会”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用搜集资料做幌子,来往于上海、香港之间,与日军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活动。后来,周佛海又干脆让高宗武去日本,同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密谈,确定以汪精卫作为收拾局势的对象。陆军大臣板垣还写了信,说明这层意思,交给高宗武带回来给汪精卫。谁知这事被蒋介石知道了,一怒之下破口大骂,还停发了高宗武的经费。可是,汪精卫、周佛海认为自己已经吃准了日本人的意图,商量之后,决定抛开蒋介石单独行动。周佛海又派了梅思平赶到香港,与高宗武一起参与对日本方面的秘密谈判。
广州、武汉失守之后,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汪精卫、周佛海又叫高宗武、梅思平赶到上海,同日本方面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会谈,还签订了
“重光堂密约”,由梅思平秘密带回重庆。汪精卫见了密约,找周佛海去商量,对离开重庆、承担卖国骂名,汪又有些犹豫,周佛海却非常坚决,晓以厉害。结果,在陈璧君的配合下,促使汪精卫下定了决心,承认“重光堂密约”,让梅思平赶回上海,转告日本方面。这边则策划逃离重庆的行动计划。
这时候周佛海的干劲最大,他让杨淑慧带着子女先去香港,然后自告奋勇充当开路先锋,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到了昆明,安排汪精卫出逃。1938年底,在周佛海等人的安排下,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陶希圣、陈公博等先后到达河内。汪、周都忘了切不可共事的“誓言”,开始了共同的汉奸卖国生涯和所谓的“和平事业”,周佛海在汪伪集团中的“总军师”地位
也从此确立。
刚刚开始投敌活动的时候,汪伪集团中的一班要紧人物,有的主张“以在野的立场集合同志,以宣传和平运动”。而周佛海坚决主张“以在野的立场进而组织政府,以实现和乎运动”。因为在周佛海看来,蒋介石国民党只不过是风浪中的漏舟,沉没是早晚的事,日本人只要稍不留情,蒋介石统治就要终结,全国一致的抗日呼声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为了推倒蒋介石。不会有其他的结果。因此,周佛海早巳下定决心另攀高枝,再起炉灶。在周佛海的坚持下,“实现和平运动”的主张,被汪精卫和汪精卫集团中的多数人接受。同时,为了加快投敌的进行,防止动摇,到河内后,周佛海就要尽快发表响应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甚至大骂汪精卫的老亲信顾孟余,威胁如果各位拉倒不干,回去都有好看。还无耻地说我不过回去向蒋介石“认个错”,言下之意,跟着汪精卫多年的人,本是蒋介石的老对头,比我周佛海跟老蒋的关系可差远了。因此,我周佛海还进退有余,你们这班人可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于是“艳电”抢在了1939年元旦前发表。
一班汉奸到了河内,也由周佛海张罗安排,拼凑出政治、军事、财务3个委员会,政、军由汪精卫做主任,周佛海当秘书长,还兼任了财委的主任。这样,就越发使他的野心膨胀,卖国投敌的积极性和那种一去不复返的劲头,比谁都足。群奸没经费无法开展活动,周佛海就去香港银行界实力人物唐寿民那里弄来20万元港币,汉奸班子人手太少,而且是清一色的文人,周佛海又去想法罗网人马,拉来原武汉警备司令叶蓬、武汉行营参谋长杨揆一等“武将”,为一班汉奸秀才增色壮胆。
“输诚”重庆仍遭囚禁
在河内汪精卫遭到军统特工的刺杀,虽说由曾仲鸣做了替死鬼,可汪精卫等一班人也吓了个半死。周佛海赶紧先去上海摸底、布置。到了上海,周佛海又同汪精卫一起去东京会见各方主子,汪回上海后,周佛海却留在日本,就成立伪政权的具体事项,与日方继续谈判。从日本回来之后,周佛海就忙着筹划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属汪精卫改组派的很多人都不愿来凑热闹,结果多数代表是周佛海从自己在江苏、浙江的熟人中拉来凑数,伪六全大会总算得以开张。然后,周佛海又忙着同北平的伪“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南京的伪“维新政府”首脑粱鸿志等人会面,指望拼凑一个统一的伪政府,周佛海东奔西跑,忙得不亦乐乎。接着,又作为“全权代表”再次飞往东京。请求日本主于允许伪政权早日开张,为了早点“正位”掌权,周对日本提出的各种条件全盘接受,总算得到主子的恩准,干恩万谢之后,周佛海神采飞扬地回来了。
汪伪集团要成立政府,最难办的当然是权力和官位的分配。一班人等大都是些党棍政客、落魄军官、无行文人,蚁聚在“和平、反共、建国”的旗帜下,引为同志,称兄道弟,骨子里个个心怀鬼眙,为的是争权弄钱。要摆平这伙人,满足他们的愿望实在是件头痛的事。比如陶希圣,原是改组派的老人马,汪精卫向来将其视为亲信,这次从重庆出来,也劲头十足;再说
那个高宗武,汪精卫当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他就做亚洲司司长,号称日本通,对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更是鞍前马后,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回“新政府”要成立了,胃口当然小不了。陶希圣公开声称要当“实业部长”,坚决不干油水不大的“宣传部长”;高宗武则醉心于“外交部长”的迷梦。谁知这样一来,别说周佛海一关难过,就是汪精卫也无法答应他们.陶、高两人“壮志”未酬,极为不满,觉得即使留下也没什么干头,居然相约逃走,并将《汪日密约》在香港公布,还专门写文章重点攻击周佛海。
《汪日密约》公布之后,把汪精卫心情搅得乱糟糟的。内部的争权逐利,外面的舆论叫骂,将汪精卫搞得焦头烂额,干脆叫来“军师”周佛海,把人事安排的大权全交给了他。这时的周佛海也正踌躇满志,虽说陶、高的出逃,不啻当头一棒,气得他在日记里咬牙切齿骂’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不过汪精卫既然将什么都交给了自己,得意之余更认定自己“任重道远”,所以,卖国热情空前鬲涨。
1940年3月,伪中央政治会议召开,200多号汉奸当中大半与周佛海沾边。忙过之后,就搞了一场“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把戏,这样伪政府才算正式开张。周佛海身兼要职无数’如财政、外交、特工等部门一把抓。这时的周佛海’得意简直到了极点,他自己在日记中就多处写道,这次“和平运动”的实现及“还都”丑剧的上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
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此次还都”各院、各部次长十九为余所拟定,所推荐”。“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内在余笔下产生”,“政府事实上系余一手所造成,暗中颇引以自豪”等等。
实际情形也确实如此。一时间大小汉奸都蚁附在周佛海身边,指望从周那里捞得一官半职和油水。搞得陈公博、褚民谊也对周佛海大为不满,公开发牢骚说事情都要由周先生办理,我们只能是盖图章,结果连日本人也对周佛海另眼相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条英机跑到中国来,要汪精卫办理曾经答应过抽调500万壮丁支援日本的事情,汪一筹莫展’根本没办法解决,日本方面就以政府的名义,将周佛海请去东京’施加压力……事情最后虽然没有办成,但足以看出周佛海在汪伪集团中的地位.也就不难理解蒋介石后来为什么还要借重于周佛海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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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很容易让人产生窥探“人性阴暗面”的好奇心。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像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一样,带领读者一步步解开那些曾经的谜团。我好奇作者将如何构架故事,是通过人物的视角,还是通过历史的宏观叙事?我想知道,作者是否会运用一些戏剧性的手法,让那些被描绘的人物更加鲜活,甚至让我们产生某种复杂的情感,比如同情,或者更加深刻的憎恨。我尤其关注的是,书中是否会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那些能够“颠覆”我们以往认知的史料。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讲述”历史,更能“重现”历史,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温度,去理解那些人物的动机。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吸引了我,古朴的色调,带着一丝历史的厚重感,仿佛能闻到纸张陈年的味道。在翻阅之前,我脑海中浮现的是那种严肃、甚至是有些冰冷的历史叙事,描绘着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以及那些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我期待着作者能够深入挖掘这些“汉奸”的内心世界,不仅仅是罗列他们的罪行,更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诱惑,让他们走向了背叛的深渊。是个人利益的驱使?还是迫于环境的无奈?亦或是某种扭曲的价值观在作祟?我想,这本书或许能为我打开一扇理解人性的另一扇门,让我们在审视历史的同时,也能反思我们自身的道德底线。我非常好奇作者会如何去刻画这些人物的复杂性,是简单粗暴地批判,还是试图展现更 nuanced 的一面?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新的视角,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我们已经熟知的事实。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选择是如此脆弱却又如此关键。那些被称为“汪伪十汉奸”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书上总是与卖国、与耻辱联系在一起,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他们曾经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过自己的生活,有过自己的考量。我特别想知道,在他们做出那些选择的时刻,内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作者的笔触是否能触及到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的他们?我尤其关注的是,那些所谓的“情有可原”的解释,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究竟有多大的分量?这本书是否会挑战我们一些固有的历史认知?我希望作者能够提供扎实的史料支撑,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既能感受到故事的张力,也能获得知识上的启迪。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有机会去审视那些曾经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
评分坦白说,在拿到这本书之前,我对“汉奸”这个词的印象是单一且负面的。我以为这是一本纯粹揭露罪行、谴责卖国的历史读物。然而,翻开书页,我发现作者的叙事方式远比我想象的要细腻和多层次。我期待着书中能够展现出,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以及在极端环境下,个体所面临的艰难抉择。我好奇作者是否会探讨,是什么样的外部压力,例如战争的残酷、政治的动荡,以及个人在权力夹缝中的无奈,共同塑造了这些人物的命运。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我们对“何为汉奸”的更深层次思考,不仅仅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审判,而是尝试去理解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幽深。或许,这本书能够让我们看到,历史的黑白之间,也存在着难以言说的灰色地带。
评分我喜欢这类能够引发深刻思考的书籍。当看到“汪伪十汉奸”这样的字眼时,我 immediately 联想到了那些被历史定性的负面人物,但我也同样好奇,在他们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复杂的故事,更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动机。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帮助我理解,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性的复杂性是如何被放大和扭曲的。我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处理这些人物的道德评价的,是简单地将其打入“罪犯”的行列,还是会尝试去展现他们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做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所带来的后果。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更加 nuanced 的视角,让我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谴责,而是去反思历史,反思人性,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处的时代。
评分可以用于反面教材加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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