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候《读书》杂志是我的最爱,那个时候掰着指头算下一期《读书》杂志,究竟还有多长时间会发刊,就像爱吃糖的小孩子每天忙着计较还有多长时间母亲才会再给一颗。我现在还记得高中时候将读书杂志摊在教科书下,一边听音乐一边向每天忙着认真听讲从来没有走神过的同桌吐槽老师讲课有多糟糕的画面。当时我每天晚上的睡前读物特别多,床头乱糟糟的,但总有几本读书杂志点缀在其间。每个周末学校放风,我一定会去我们温州小镇的旧书店上搜集以前的读书杂志,基本上汪晖时代出的《读书》我是收齐了。 现在的高中生大学生可能不知道以前的《读书》杂志成就...
評分一个周末无事,随手翻起2009年1期的《读书》,一篇文章的题目吸引了我——《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我带着探究读下去。 这篇文章讲得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连续三届当选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在他大学时代时凭借一部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得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从此便声名鹤起、青云直上,更是其现在能在满嘴胡言乱语、遭到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唾骂的情况下连续当选的重要原因。当初,《太阳的季节》在日本文学界就引起了严重的分歧,一部分文学家对其赞赏有加,而另一部分却对其大为批判与鄙视。反对者认为这部小说本来就是一部充满着色...
評分徐葆耕在今年第4期上漫谈中文系的“失宠”,文中引用陈丹青先生劝告“对文学有兴趣、有作为的年轻人”的一句话:“不要上学,不要上中文系,中文系害了他们”,并借《哈姆雷特》中的著名台词进一步解释陈的话说,“整个大学是一个大监狱,中文系是最坏的一间牢房。” 无独有偶,七十多年前,周作人曾经也奉劝喜爱创作的人,“应该于创作之外,另有技能,这样对文学将更有好处”,所以,“最好不要以创作为专门的事业”,创作是培养不出来的,所以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教学与研究型人才,那些喜欢写作的,什么韩寒,蒋方舟,“爱上哪去哪...
評分其实《读书》并不厚,但是每一期都有一种,看得快也忘得快的感觉,所以虽然从九十年代积累了大量的《读书》,但是每次从书柜的底层把它们拿出来掸去灰尘时,就发现自己总有一种似曾相识却陌生的感觉,每一个如鼎的名字出现在眼前,如烟云一晃而过,真对不起这些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分子的心血之作。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发现问题出在,自己对一本杂志寄予了太高的期望值,杂志者杂也,思想杂,内容杂,作者杂,观点杂,地域杂,国别杂,种族杂,信仰杂,写作背景杂,动机杂,与编辑的关系杂,这一堆杂的结果就是再高明的编辑,再高尚的宗旨,做出来...
評分《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第3期) 前几篇都是关于历史问题,探讨历史是什么的本源性命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然是一种态度,但历史自有其面目,如何揭示历史之本来面目,方法论之不同,结论亦自不同。李庆西谈《阿Q正传》、李振声谈《九月寓言》,是难得的两篇文学评论。虽有过度阐释之嫌,毕竟有一种让人阅读的兴趣,其角度新颖,值得我们关注。李零的《药毒一家》,写来舒展大方,对各种史料掌握的比较全面,读之令人受益。程映虹消解“瓦尔登湖的神话”在《读书》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何怀宏对此表示了异议,他的《事关梭罗》虽不是再度反正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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