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上古史：從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一書的作者除劍橋大學的魯唯一與芝加哥大學的夏含夷外還有同時供職於哈佛大學與颱灣“中央研究院”的華人學者張光直、華盛頓大學的威廉·博爾茨（William G.Boltz）、普林斯頓大學的羅伯特·貝格利（Robert Bagl ey）、伯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大衛·奈特利（David N.Keigbtley）、牛津默頓學院的傑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同時供職於匹茲堡大學和颱灣“中央研究院”的華人學者許倬雲、劍橋大學魯伊斯（Mark Edward Lewis）、芝加哥大學的華人學者巫鴻、斯坦福大學的倪德維（David Shepherd Nivison）、亞利桑那大學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哈佛大學的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人。

該書齣版至今，在中國學界反響不大。但其中的作者，如今已成漢學界名傢甚至權威。這十四位作者，其中有九位美國學者，三位美籍華裔，兩位英國學者（魯惟一和羅森）。《劍橋上古史》的作者們所重視的考古材料，是中國考古的成果，然而漢學傢們的解讀和中國考古學傢的解讀，卻大相徑庭。

全書除導論外分為14章：（1）曆史時代前夕的中國；（2）語言和文字；（3）商代考古；（4）商代：中國第一曆史朝代；（5）西周史；（6）西周考古；（7）青銅時代的衰微：物質文化和社會發展，公元前770—公元前481年；（8）春鞦時代；（9）戰國：政治史；（10）戰國時代的藝術與建築；（11）古典哲學傢的著作；（12）戰國：自然哲學和神秘思想；（13）前帝國中國的北方邊疆；（14）留給帝國的遺産。

由英國學者魯唯一（Michael Loewe）與美國漢學傢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等人所編著的《劍橋中國上古史：從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已經於1999年由英國劍橋大學齣版社齣版發行。盡管迄今為止該書中譯本仍未麵世而不免使人有遺珠之憾，但該書不僅反映瞭西方數代漢學傢所秉持的迥異的研究方法與理論素養而具有相當的學術性與可讀性。而且該書的分析視角和學術思路也值得在中國先秦史研究中加以鏡鑒，從而開拓並深入中國的先秦史研究的內容與視界。

該書內容翔實而不僅僅是對史料的簡單匯編，全書恰好地將傳世文獻資料和考古文物資料互為補充，基本上對中國先秦時代的主要領域和研究動態做瞭必要交代。

《劍橋中國上古史：從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一書從整體上呈現瞭對史料的批判與懷疑性考量的特點。魯唯一與夏含夷在該書的導論部分中即以處理而非簡單羅列的態度對傳世文獻進行梳理與總結。他們寫到：“兩百年前，當鬍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使用西方語言完成瞭首部完整的中國史著作《中華大帝國史》時，他所依靠的事實是由硃熹所創作的一部改述與二手作品《通鑒綱目》的簡單復述。”錶現瞭對史料形成過程的極大關注，即重視史料形成的文化背景。此外，該節中還運用瞭較大篇幅介紹並積極評價瞭以顧頡剛為代錶的古史辨派的主張與成就，反映瞭實證是研究的基礎，對史料的辨析是保證實證是否有效的基本前提。

張光直所撰寫的第一章《曆史時代前夕的中國》中，作者專門安排瞭《對夏代的質疑》的一節，從古史傳說、研究迴眸、考古證據等諸多維度對夏代是否存世發起挑戰，盡管該論斷迄今仍然充滿爭議而未獲得學界普遍公認，但張光直在此將史料齣現與其産生環境進行綜閤分析的方法仍對當前的中國上古史研究工作的開展與進步大有裨益。

在第二章之語言文字中，該章執筆者威廉·博爾茨在將中國上古時期的語音做瞭分類匯總後又運用嫻熟的語言學理論對早期的印歐語係和澳亞語係之不同傳播方嚮對古代漢語辭匯中所産生的影響進行瞭分析而在該章之文字部分的錶述中得齣瞭漢字自成體係而非古代北非、西亞地區傳入形成之觀點。

羅伯特·貝格利在第三章的商代考古部分中不僅對中國河南安陽、偃師、鄭州等地的商代考古資料加以恰當地比較分析而且也對迥異於中原地區的四川廣漢三星堆、江西新乾大洋洲等地的考古資料進行瞭考量評述並提齣瞭商代文化多元之理論，使重新審視傳世文獻工作變得重要且必要。從而把史實敘述與專題研討兩者相互結閤，視角廣闊、敘事手法多樣，政治、文化、宗教信息在以時間為綱、專題為目的編纂體係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與錶述而反映瞭各學人的筆力與功底。不僅是對20世紀末的海外中國先秦史研究成果進行瞭基本梳理與重要總結，而且也是各學人彼此分工閤作，精研學術的有力體現。

吉德煒在所執筆的第四章《商代：中國第一曆史朝代》中綜閤利用青銅銘文、天文資料、古典記載、曆法訊息等手段，以專門以一節的篇幅論述瞭絕對年代、時間與曆法等涉及曆史分期的重要概念與內容，形成有彆於中國內地所通行的商代年錶體係，為學界進一步探討相關年代分期提供瞭新的空間以及討論的價值。

傑西卡·羅森在所撰寫的《西周考古》一章通過結閤考古資料指齣，早期周人相去商人甚遠而在青銅器鑄造上廣受其影響而有所進步發展，商周鼎革完成後周人之青銅藝術伴隨統治與交往擴大而漸趨多元變化而反映瞭周力量之變化軌跡，為一窺周之文明外幅狀況提供重要參考。此外，傑西卡·羅森還在該章中適時提齣瞭“禮製革命”（Ritual Revolution）這一概念，試圖以文明的發展及其變化作為解釋曆史發展的基本綫索而反映瞭該時期人類所獲得成果情況並對這一過程進行體現。錶現瞭西周的興衰變化並結閤考古資料凸顯西周青銅器之變化曆程，以禮器數量的上升情況強調瞭西周中期以後伴隨承平日久而使周人逐漸由重武力嚮好禮樂變化而由盛轉衰之基本事實。從而恰好地將各彼此看似孤立的曆史現象加以聯係，正確的評價並認識瞭該時期周文明成果與代價之間的關係。

許倬雲在所撰寫的《春鞦時代》一章中把西周徵兵國人與古希臘城邦公民兵製進行比較，從中倡導相對中立的價值尺度，無疑有助於全球普適曆史話語係統與人類整體曆史的建立與書寫。

魯唯一在所執筆的該書末章《留給帝國的遺産》中對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國政局、宗教禮製、文藝等狀況進行瞭必要地迴顧與總結而作為該書的終篇，反映人類曆史發展的縱嚮變化發展曆程，從而恰好與劍橋大學齣版社1986年所齣版發行的《劍橋中國秦漢史：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相互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