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
——潘光旦（1899—1967）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教授印象记》（《清华暑期周刊》第九卷第八期，1934年）
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读书，必修课中有中国通史，教师是雷海宗先生。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我们将近一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坐在生物馆的阶梯教室里，气氛极其安静，又稍有一些紧张，等待讲课的雷先生。上课的钟声还没有响，一位衣着朴素的先生走进教室，把几支粉笔放到讲桌上。他没有带书，也没有讲稿，和蔼但又有些严肃地看了看学生们，首先说了学习祖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开始讲课。他讲话声音不高，极有条理，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写笔记。最使我们敬佩的是，一次讲课有许多人名、地名、年代，他记得那样准确，那样熟练。全年讲课都是如此。入学时间长了，接触三、四年级同学，才知道雷先生学识渊博，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秦汉史的研究，也造诣很深，是贯通中西史学的学者。我们都为能听到他的教诲而感到高兴。
——王永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在1932－1933年听中国上古史，1936－1937年听中国通史……在我听中国通史时，先生已编有《中国通史讲义》930叶，分订七册，供同学课下阅读。……雷先生谓世界各民族文化只有一大周，独中国文化有两大周，现在向第三周迈进。在1932－1933年“中国上古史”课上，以西晋灭亡为下限，至1936－1937年“中国通史”课上，则以淝水之战为第一周和第二周的界限。可见雷先生的观点是逐渐明晰的。雷先生说第一周是纯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第一周，除所谓史前期外，分五个时代。第二周也分五个时代。兹列简表如下：
第一周 第二周
一 封建时代（前1300－前771年） 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60）
二 春秋时代（前770－前473年） 宋代（960－1279）
三 战国时代（前473－前221年） 元明（1279－1528）
四 帝国时代（前221－88年） 晚明盛清（1528－1839）
五 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88－383年） 清末中华民国（1839－ ）
雷先生谓：“第一周的时代各有专名，第二周的时代只以朝代为名。这并不是偶然的事。第二周的各代之间仍是各有特征，但在政治社会方面一千五百年间可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大体上只不过保守流传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而已……只在文物方面，如宗教、哲学、文艺之类，才有真正的演变。”
雷先生说，华夏民族，在世界民族勉强，已创建了唯一的历史第二周。只是最近百年来，外力入侵，中国文化遭受极大冲击，第二周已快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创造第三周，就靠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去争取了。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卞僧慧（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我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故意略于制度：“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甚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处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态文化史观把国史分成两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
但可喜者有三。
一、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二、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个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old To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三十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纠正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
三、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的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宾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 H. McNeill）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何炳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雷先生毕生从事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和讲学，故能从世界历史的背景观察中国历史，并酝酿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求之于当代史学界，是颇为罕见的。他的历史理论脱胎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论，而加以自己的改造，即每一种历史文化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但唯独中国的历史有两个周期，他期待着中国迎接自己第三期的历史文化。他的这一文化形态史观，可能为许多历史学家所不同意，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是启人深思的。例如，他从中国的“兵”的角度来界说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又如，他从君臣关系的演变来观察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与恶化；二战期间，他还介绍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地缘政治学。无论读者同意作者的见解与否，大概都不会不同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和思想进步的最重要的保证。以雷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学派，要不失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园地中不可忽视的一家。
——何兆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味的文件。
1943至19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患肺病等等)，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荚，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款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应邀成行，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英文原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冯友兰也是在这一年中开始与卜德教授合作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雷海宗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先生生活在20世纪上半期苦难的中国，大气蓬勃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文化自觉是先生思想的“大本大原”。他以世界史的眼光治中国史，给予中国史新的解释，描述中国历史文化既往历程，寄希望于未来的开展，从而为当下注入精神动力；其研究有意侧重中外比较的观察角度，但绝非盲从外国史的观念和理论，而是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独立的警觉。
——刘桂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简介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兼治世界史与中国史。1919—1922年，就读清华学校高等科。后赴美留学，1927年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金陵大学、武汉大学教授。1932年返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执教二十年，授课以中国史为主。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62年后病逝于南开。
目录信息
读后感
读《（中国通史选读）纲要》的一点体会 稠林东 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编纂“中国通史”的问题后，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史学家纷纷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纂，先后出版了一批“中国通史”著作。它们的历史观点、内容...
评分读《（中国通史选读）纲要》的一点体会 稠林东 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编纂“中国通史”的问题后，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史学家纷纷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纂，先后出版了一批“中国通史”著作。它们的历史观点、内容...
评分读《（中国通史选读）纲要》的一点体会 稠林东 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编纂“中国通史”的问题后，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史学家纷纷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纂，先后出版了一批“中国通史”著作。它们的历史观点、内容...
评分读《（中国通史选读）纲要》的一点体会 稠林东 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编纂“中国通史”的问题后，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史学家纷纷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纂，先后出版了一批“中国通史”著作。它们的历史观点、内容...
评分读《（中国通史选读）纲要》的一点体会 稠林东 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编纂“中国通史”的问题后，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史学家纷纷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纂，先后出版了一批“中国通史”著作。它们的历史观点、内容...
用户评价
当我翻开《中国通史选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期待的是一次能够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的旅程。这本书并没有让我失望，它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展现在我面前。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的叙述。从农业技术的进步，到手工业的繁荣，再到商业的兴起，作者都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例如，在讲述明朝“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等税制改革时，作者分析了这些改革措施如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缓解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为后来社会经济的转型奠定了基础。书中对于清朝时期，中国传统农业经济面临的挑战，以及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种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变迁和发展趋势的分析，让我对中国经济史的演进过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让我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更深的思考。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经济基础对一个国家的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评分《中国通史选读》这本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的“史料的厚重感”和“叙述的流畅性”。作者在选择史料时，无疑是经过了精心的筛选，那些能够代表不同时代特征、反映重要历史事件的材料，被恰如其分地运用在叙述中。但更难得的是，这些史料并没有显得生硬或突兀，而是被作者巧妙地融入到文章的整体脉络之中，使读者在阅读时，感觉像是亲历历史现场。我尤其喜欢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演变的章节。从诸子百家的争鸣，到道家、法家、儒家的发展，再到佛学的传入与融合，作者都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梳理。他不仅仅是介绍了这些思想流派的观点，更是深入分析了它们是如何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又是如何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例如，关于墨家思想的阐述，作者解释了其“非攻”、“兼爱”等主张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意义，以及为何最终未能成为主流思想。这种对思想史的深度挖掘，让我对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本书让我认识到，思想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它能够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
评分刚拿到《中国通史选读》这本书时，我曾有过一丝疑虑，担心它会像许多市面上其他的通史类书籍一样，流于表面，内容空泛。然而，当我真正沉浸其中后，这种疑虑便烟消云散了。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其内容的扎实和分析的深刻。作者在梳理中国历史的脉络时，并没有选择那种流水账式的叙述，而是将重点放在那些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节点。比如，书中对于三国时期政治格局的演变，以及各方势力之间的纵横捭阖，描绘得淋漓尽致。不仅仅是曹操、刘备、孙权的个人传奇，更是对当时社会分裂、人才涌现以及军事战略的深入解析，让我对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有了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此外，书中对于宋朝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丰富，也给予了详尽的描写。作者通过对商业、手工业、货币流通等方面的细致考证，展现了一个与我过去认知中“积贫积弱”截然不同的宋代，其商业文明的程度甚至超越了许多同时期的西方国家。这种颠覆性的认知，让我对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有了全新的体会。这本书让我感觉到，历史并非是静态的过往，而是充满了动态的演变和深刻的思考，它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人类文明的智慧与局限。
评分《中国通史选读》这本书，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次与古人对话的契机。作者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呈现，以及其独到的见解，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扇尘封的门，让我得以窥见那些早已逝去的时代。我特别着迷于书中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论述。比如，关于宋代四大发明的具体应用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作者的描述既有宏观的概括，也有具体的实例。从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到火药在军事上的革新，再到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播，都让我对中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赞叹不已。同时，书中对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型，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发展，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分析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制约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这种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让我不禁思考，如果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策有所不同，历史的走向是否也会截然不同？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知识的普及，更在于它能够引发读者深入的思考和对历史问题的批判性认知。它让我明白，历史并非是宿命，而是在无数的偶然与必然中不断演进的复杂过程。
评分拿到《中国通史选读》这本书，我带着一种想要系统了解中国历史的心情。这本书并没有让我失望，它以一种相对清晰的逻辑和时间顺序，带领我走过了一段又一段的中国历史。作者在处理历史细节时，展现了一种严谨的态度。例如，在讲述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用兵的策略时，作者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军事部署、后勤保障以及外交手段，让我对汉朝强大的军事实力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同时，书中对于汉朝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也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展现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早期景象。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那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他不会简单地将人物脸谱化，而是会从多个角度去分析他们的功过是非，以及他们行为的动机和历史影响。例如，对于曹操的评价，书中就呈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多重形象，以及他在统一北方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本书让我明白，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的史料的出现而不断深化。
评分《中国通史选读》这本书，给我的整体感受是一种“厚重”与“灵动”的结合。厚重，在于它所涵盖的历史时期之广、事件之多，以及作者对这些内容驾驭的深度。灵动，则体现在作者并没有将历史知识变成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叙述，让历史人物仿佛跃然纸上，让当时的社会风貌历历在目。我尤其欣赏作者在选择“选读”内容时的考量，那些真正具有代表性、能体现时代转折点和文化基因的关键事件和人物，被恰到好处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书中关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段落，分析得极为透彻，不仅解释了这一政策的出台背景，更深入探讨了它对中国思想文化长达两千多年的影响，以及儒家思想是如何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我之前对这一事件的认识比较片面，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其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博弈。再比如，关于唐朝的盛世景象，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描绘歌舞升平，而是着重于展现其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先进的政治制度以及繁荣的经济文化，让我感受到盛唐气象的真正内涵。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思考，作者是如何将如此庞杂的信息梳理得如此清晰，又是如何做到既有宏观的视野，又不失微观的细节。这本书确实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佳作。
评分《中国通史选读》这本书，在我阅读的过程中，逐渐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它不是那种让你一口气读完就抛之脑后的书，而是会让你在读完之后，久久回味，并引发更深入的思考。我尤其被书中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所吸引。从早期的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再到科举制度的完善，作者都进行了清晰的阐述。我特别想提的是，关于唐朝的“三省六部制”的介绍，作者不仅解释了其职能分工，还深入分析了它如何有效地保证了皇权的集中和政权的稳定，以及它对后世政治制度产生的深远影响。书中对于宋朝“积弱”局面的分析，也并非简单地归咎于军事上的失败，而是深入剖析了其财政制度、官僚体系以及对外政策等方面的深层原因。这种多维度的分析，让我对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明白，任何一个国家的兴衰，都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智慧与局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评分《中国通史选读》这本书，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次历史文化的深度探索。作者不仅关注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军事变革，更深入地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我尤其被书中关于中国古代艺术与文学的章节所吸引。从先秦的诗歌，到汉代的赋，再到唐诗宋词元曲，作者都进行了精彩的梳理和赏析。他不仅介绍了这些文学作品的代表性，更分析了它们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例如，在评价唐诗的辉煌时，作者将其与唐朝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活跃的对外交流以及繁荣的经济相结合，展现了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书中关于中国古代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形式的介绍，也让我大开眼界，让我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让我明白，历史的进程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的变迁，更是人类精神和情感的表达与传承。这本书让我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的体会。
评分《中国通史选读》这本书，说实话，我拿到它的时候，内心是带着一丝小小的期待和一丝不确定的。毕竟，“通史”这两个字的分量不轻，它意味着要梳理和呈现一个民族数千年的跌宕起伏，这绝非易事。然而，我尝试着翻开第一页，就被作者那种沉稳而富有洞察力的笔触所吸引。它没有一开始就抛出艰涩难懂的史料，而是像一位老友在娓娓道来，将那些遥远而模糊的历史场景一点点勾勒出来。从早期人类的活动轨迹，到夏商周的礼乐文明，再到春秋战国的思想碰撞，每一个章节都如同精心挑选的珍珠，串联起中华文明的辉煌与变迁。我特别喜欢作者在描述那些重大历史事件时，那种既尊重史实又充满人文关怀的态度。他不会简单地罗列人物和时间，而是会深入剖析事件发生的背景、各方势力的动机以及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不仅仅是“知道”历史，更是“理解”历史。比如，在讲述秦朝统一六国时，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巨大的变革力量，也能体会到不同地域文化融合的复杂性。书中关于“书同文、车同轨”的论述，更是让我深刻理解了早期国家构建的智慧和远见。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就像坐上了一列穿越时空的列车，沿途风景不断变换，历史的脉络也越来越清晰。它让我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根源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我对今天的中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第一次接触《中国通史选读》这本书，我原本以为会是一部枯燥的教科书式读物。然而，这本书所带来的惊喜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作者的叙述风格非常独特，他善于将宏大的历史背景与鲜活的人物故事相结合，让那些沉睡在史书中的人物重新焕发生机。例如，在描写明朝宦官专权时期，作者并没有仅仅聚焦于政治斗争的残酷，而是细腻地刻画了那些身处权力漩涡中心的人物，他们的心理活动、他们的挣扎与无奈，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那就是人性的复杂与多变。书中关于清朝中期“盛世危言”的讨论，也让我印象深刻。作者引用了大量当时的史料和思想家的观点，展现了在看似繁荣的表象下，潜藏的社会危机和制度弊端。这种深刻的洞察力，让我对历史的判断有了更 nuanced 的认识。它让我明白，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一面，而历史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对自身问题的深刻反思和改革。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述过去，更是在引导我理解当下，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评分雷氏功力非凡
评分对古文功底有相当要求，说实话我读起来相当吃力。
评分思想史
评分“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何炳棣语）『选读』即是史学元典的选录，国文不过关的跳过单读原讲义大纲部分也能对中国历史变迁大势（至清亡）有个大概的了解。
评分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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