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男，漢族，1978年齣生於上海，哲學博士，現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專長為分析哲學史、心靈哲學、人工智能哲學以及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比較研究。其博士論文《維特根斯坦哲學轉型期中的“現象學”之謎》（復旦大學齣版社2005年12月齣版）獲得2006年全國優秀博士論文奬。

2002年6月至2003年6月赴意大利羅馬慈幼大學留學，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赴美國聖母大學、加爾文大學訪學。2009年被評為年度社科新人。 [1]

2017年4月，入選教育部2016年度“長江學者奬勵計劃”青年學者。

盡管對於歐陸現象學運動知之甚少，維特根斯坦還是在他於1929年年初重返劍橋之際獨立地提齣瞭一個他自己的“現象學”版本。他的“現象學”觀可以被歸結為這樣一個信條: 用一種所謂的“現象學語言”來再現被直接給予的現象乃是可能的，而同樣的任務則是日常—物理語言 ① 所無法勝任的。但通過對於“予料” ②之本性的深入探索，維氏卻不得不承認瞭：再現直接經驗的任何嘗試都會不可避免地牽涉到物理語言的錶達式，且這種牽涉恰恰是以犧牲“現象學語言”自身的獨立性為代價的。這一發現最終導緻瞭維氏對於“現象學”的放棄。　　本書的討論將聚焦於維氏哲學轉型期中的這一短暫卻又意義深遠的“現象學階段”。此項研究所依據的文獻除瞭維氏正麵錶述其“現象學”立場的短篇論文《略論邏輯形式》以外，還將包括在國際上最新公布的維氏轉型期文獻匯編《維也納版本》，尤其是該叢書的第十一捲《大打字稿》。通過對於這些材料的解讀，作者將嚮讀者展現維氏在“現象學建構”與“現象學批判”這兩個名目下所先後展開的對於感覺予料錶達式的研究路數。本書所試圖論證的要點可以被概括為：　　（1） 維氏的“現象學階段”可以被視為他關於“心理學的哲學”的長期學術興趣的發端點——這一興趣一直延續到他生命的終點，卻並未體現於其早年作品《邏輯哲學論》之中。　　（2） 通過將“原子命題”解釋為對於感覺予料的最簡單的描述（而不是像《邏輯哲學論》那樣迴避對於“原子命題”之所是的正麵解說），維氏的“現象學階段”乃是嚮我們展現瞭他該時期的哲學立場與羅素的經驗論版本的“邏輯原子主義”之間的令人驚訝的親緣關係。　　（3） 通過否認任何試圖用語言手段來標示或描述予料的企圖，並通過對於予料自身的絕對性的展示，維氏對於他自己的“現象學”觀念的批判實際上乃是復活瞭他在《邏輯哲學論》時代就已作齣的對於“不可說性”與“可說性”的二分法。在《大打字稿》中，這一二分法在他對於時間錶達式、空間錶達式與人稱錶達式的分析中得到瞭細化，並導緻瞭他對於“記憶時間”與“物理時間”的區分，以及對於“視覺空間”與“歐幾裏得空間”的區分，等等。　　（4） 從另一個視角來看，維氏對於“現象學語言”觀念的拆解也可以被視為同一觀念在被加以徹底化後所導齣的必然後果，因為這一拆解工作實際上乃是加強瞭，而不是削弱瞭他在寫作《略論邏輯形式》時就已懷有的信念，即: 必須將物理係統嚴格地區分於在現象中被直接給予的東西。換言之，維氏在這一拆解工作中所做的，隻不過就是暴露瞭這一信念本身與對於現象之“可說性”的堅執之間的固有矛盾罷瞭——而所謂“現象學語言”的幻相，亦正是導源於上述堅執。　　（5） 然而，根據維氏的本意，感覺予料與物理語言（作為唯一可能的語言）之間巨大的邏輯差異卻並不意味著後者與前者毫無關聯，而隻是意味著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遵循著所謂的“原本—摹本”模式，而遵循的乃是“屏幕呈現—膠片運作”模式。後一種模式同時也就暗示瞭： 現象自身是可以在物理語言/物理係統中被喚起的（或者說，現象是可以包攝於物理係統的）——盡管現象確然不可以被物理語言所描述。　　（6） 就這樣，維氏便帶領我們告彆瞭那種已經過時瞭的、試圖“完美地再現直接予料”的雄心壯誌，而由此開闢瞭這樣一片新的思想天地： 這裏既是所謂的“語法綜觀”工作的展開之所，同時也是他自己的後期哲學的形成之域。但是，由於還不太情願立即放棄“現象學”這個術語，維氏畢竟還是在《大打字稿》中暫時地保留瞭它，盡管此時“現象學”一詞的含義已經被等同為“語法” 瞭。而在《哲學研究》的文本中，甚至這種有限度的保留也被放棄瞭。　　（7） 本書認為，隻有在透徹解讀維氏在《大打字稿》中所作齣的“現象學語言”批判的前提下，《哲學研究》對於“私人語言”的批 判纔能得到富有成果的理解（因為前一種批判其實就已構成瞭後一種批判的雛形）。根據本書的意見，“私人語言論證”的要點並不在於去否認感覺予料在我們關於感覺的語言遊戲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在於對於它們所扮演的角色之本性的重新認識。根據維氏的意見，感覺無論如何也不是對應於語詞的被指稱物或是名稱的意義之源，而是在特定環境下被呈現齣來的、具有絕對自明性的東西——同時它們也構成瞭使得我們關於感覺的語言遊戲得以展開的邏輯前提。從維氏的這一論斷中我們不難引申齣: 像“我”、“現在（當下）”、“這”這樣的索引詞並非是對於予料自身特徵的提示，同時，去談論現象的時—空形式與人格所有形式亦是誤人子弟的。　　這樣，支撐“私人語言”觀的兩塊基石——“必定存在著隻可被呈現給‘我’的私人予料”與“必定可能存在著一種被特製齣來的用以指稱這些予料的詞匯錶”——就都被一一地摧毀瞭。　　（8） 在要點（7）的基礎上，本書作者將嚮讀者展示對於“私人語言論證”的傳統解釋錯失要害之處。眾所周知，對於該論證的流行解釋策略就是將該論證與維氏對於“遵從規則”之重要性的強調聯係起來，因為據說規則是不能被私自地製定與遵守的。但為這些解釋者所忽略的問題，卻是對於“為何被私自地製定與遵守的規則並非名副其實的規則”這一要點本身的更為深入的說明。為瞭說明這一“為何”，本書將帶領讀者迴顧《大打字稿》對於“記憶時間”與“物理時間”的區分，並在此基礎上將“私人語言”的支持者之罪責指控為對於“規則”一詞的誤用，以及對於上述區分的混淆。　　本書認為，隻有在理解這一前提的情況下，我們纔能將維氏對於“遵從規則”的強調熔鑄到一個完整的“私人語言論證”中去。（9） 最後，本書將嚮讀者說明為什麼後期維氏並不能被解釋為一個粗俗的相對主義者，即隻願意承認在一個特定共同體中被遵守的語言規則的相對效用，並主張在關於感覺的語言遊戲中去刪除感覺所應占據的地位——因為維氏所拒斥的隻是感覺印象的可說性，而非這些印象的存在本身。或說得更清楚一點，根據維特根斯坦的標準，相對主義者的如下斷言——“當一個顔色樣本被給予一個正常人的時候，他之所見當與他的相應行為毫無瓜葛”——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懷疑論錶白，因此該斷言是無法在維氏針對懷疑論的攻擊中得到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