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事訴訟法論綱》，日本學者高木豐三原著，陳與年翻譯，由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一。年初版，是當時影響較大的由日本留學生翻譯的日本法學名作之一，至一九一三年已是第三版，本次勘校的藍本即是第三版。

一、日本民事訴訟製度

日本民事訴訟法學傢三月章曾指齣，民事訴訟作為法律文化是西方的東西，我們盡管做瞭很大的努力，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日本引進西方訴訟法律文化，在東方土地上建立其訴訟法律體係，經曆瞭一百多年的從模仿到創新的漫長又麯摺的道路，這些創新是與他們善於學習和研究外國經驗分不開的。值得指齣的是，日本的民事訴訟法包含瞭民事證據法，沒有單列的，類似《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的統一證據法。

一八九。年民事訴訟法，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産物，全盤移植瞭一八七七年德國民事訴訟法，對傳統民事裁判是一次挑戰，尤其是當事人主義的引進，很難被接受，造成裁判拖延。一百多年來，該法多次修改。

一九二六年，受一八九五年奧地利民事訴訟法和一九二四年德國修改民事訴訟法加強職權主義的影響，全麵修改該法第一編到第五編審判程序，加強瞭法院指揮訴訟程序方麵的權限。這是為避免拖延，引進瞭職權探知主義，采用瞭當事人相互詢問方式。應該說，德國、日本等國傢民事訴訟在訴訟程序設計上，把當事人對訴訟實體內容有權處分的當事人主義與法院對訴訟程序有權指揮的職權進行主義融閤在一起，形成德國和日本等大陸法係國傢特有的訴訟模式。

一九二六年一一九九八年，日本幾乎無民事訴訟改革，因為經濟發展的原因，商法、公司法一直在改革，而訴訟上人們的呼聲總到不瞭國會。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日本國會正式通過新民事訴訟法，並於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該法的製定工作自一九九O年正式開始，由日本法務省成立的以三月章先生為首的學者、法官和律師組成的民事訴訟法審議委員會進行瞭反復的討論、論證。該法的變革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麵：第一，改鬆散審理為集中審理，改革針對庭前爭點整理，確定爭點後再詢問，設有三個爭點程序(準備的口頭辯論、辯論準備程序及書麵準備程序)，實行相對失權主義，在審理過程中可任選其一。第二，證據集中，為瞭集中審理的需要而設立瞭當事人照會製度及文書提齣義務。第三，改革最高法院的上訴製度。第四，新設小額訴訟製度，對於標的額在三十萬日元以下的案件，由簡易裁判所通過一次開庭一次判決。

二ooo年通過《司法改革審議書——支持二十世紀的日本司法製度》，目的在於緩解糾紛的膨脹，目標是建立國民期待的、更易懂易用的、值得依賴的製度，使製度能更公正、實效地實施。二oo三年七月再次修改民事訴訟法。這一次修改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第一，計劃審理，法官在聽取雙方意見後，進行計劃審理，即對爭點、證據整理進行到何時、相互詢問的時間、口頭辯論後作齣判決的時間作齣計劃。第二，擴充起訴前證據收集程序，以便起訴前更有效、完整地收集證據。第三，專門訴訟製度，對於醫療事故、勞動管理等案件，成立專門委員會，由專門人纔在專門場所操作。

二、中國近代民事訴訟法的發展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以“諸法閤體”的律典編纂方式為基本的法律形式，並無獨立的民事法典，也無獨立的民事訴訟法典。近代的民事訴訟法的萌芽，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法國民事訴訟法的首次進入中國。一八八。年，法國人畢利乾(Billepuin，Anatole

Adrien，1837—1894)翻譯齣版瞭《法國律例》(同文館聚珍版刊行)一書。該書收錄瞭法國的六大法典，其中有一種名為《民律指掌》，就是法國民事訴訟法的漢譯。它的問世，也標誌著西方完整的民事訴訟法典開始傳人中國。但較大規模的對國外民事訴訟法及其學說的引進，主要錶現為一九0五年前後齣版的一批帶有編譯性質的民事訴訟法著作，自清末至一九四九年，中國共齣版瞭六百餘部民事訴訟法的專著、譯著和教材。

民事訴訟法在中國從無到有，是清末新式法典編纂工作的重大成果之一。光緒三十二年(一九0六年)，修律大臣瀋傢本主持起草《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區分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但因以張之洞為代錶的各省督撫的反對，未能施行。宣統二年(一九一0年)，《民事訴訟律草案》完成，但未及頒行，清王朝即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後，北洋政府於一九二一年完成新《民事訴訟法草案》，並於同年十一月改稱《民事訴訟條例》施行。南京國民政府建立，開始起草《民事訴訟法》，至一九三O年--一九三一年先後公布，並於一九三二年與《民事訴訟法施行法》同時施行，成為國民政府實際控製地區內有關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法律依據。一九三五年司法行政部頒布的《辦理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是一項全麵涉及民事訴訟程序的重要法令，對《民事訴訟法》中各項規定在執行中的注意事項作瞭進一步細緻的規範，是執行《民事訴訟法》不可缺少的重要補充。

近代民事訴訟法的産生，日本經驗起瞭極大作用。本書即是日本經驗在中國傳播的錶現形式。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是中華法係傳統，維新之後全麵推進現代化政策，移植西方法律製度和文化。日本一八九。年的民事訴訟法是對德國民事訴訟法的全盤移植，至今仍然稱其為“母法”，定位屬於大陸法係。基於相似的法族意識，修律大臣瀋傢本認為如模仿外國法律，當以日本經驗最為典型，因為“日本舊時製度，唐法為多。明治以後，采用西法，不數十年遂為強國”。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初版和宣統二年(一九一0年)齣颱《民事訴訟法草案》屬同年十二月。該草案同樣也是以德國民事訴訟法為藍本，共分四編，八百條。第一編審判衙門(分五章：事物管轄、土地管轄、指定管轄、閤意管轄、審判衙門職員之迴避拒卻及引避)；第二編當事人(分七章：能力、多數當事人、訴訟代理、訴訟輔佐人、訴訟費用、訴訟擔保、訴訟救濟)；第三編普通訴訟程序(分五章：總則、地方審判廳第一審訴訟程序、初級審判廳之程序、上訴程序、再審程序)；第四編特彆訴訟程序(分五章：督促程序、證書訴訟、保全訴訟、公示催告程序、人事訴訟)。不難看齣，該草案與本書從主要內容項目到結構基本是一緻的。這部草案雖然由於清朝的滅亡而未及正式頒行，但卻為民國政府有條件地加以援用，並為以後曆屆政府編纂更加完善的民事訴訟法典奠定瞭基礎。

三、關於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的修改

現行民事訴訟法是一九九一修訂後頒布實施的，它是以一九八一所頒布的試行民事訴訟法為基礎，並吸納瞭一九八二年--一九九一年之間十多年中國民事審判的經驗修改製定的。現行民事訴訟法是中國近十五年來民事審判的基本法，但現代的程序本位、司法獨立、法律共同體和當事人意思自治等理念和製度，構建齣強勢話語網絡，衝擊著民事訴訟的實踐，也令現行體製的弊端無可遁形：

首先，一九八二年民事訴訟法從我國立法曆史上講，其政治意義要大於法律意義，基本法中，早於其産生的隻有刑法、刑事訴訟法，這些法律的頒布昭示瞭國傢以法律來取代政策或運動的決心，既有助於增強民眾對法治的信心，也為日後的經濟發展所必需。一九八二年民事訴訟法在當時短短兩三年間齣颱，缺乏相應的民事司法實踐和相應的學術研究，可以說，該試行法律是先天不足的。至一九九一年，該法施行瞭近十年後，此間所獲得的實踐經驗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同時，實踐中齣現的一些問題也亟需修改試行法予以調整。但當時對民事訴訟製度的研究以及立法技術的成熟程度並不足於造就一部相對完善的民事訴訟法。

其次，社會的變遷。這種變遷是多方麵的，一是國內環境的變化。現行民事訴訟法是在市場經濟確立之前齣颱的，這就決定瞭現行法不可能全麵反映現代民事訴訟理念及與市場經濟相契閤的理念。我國憲法也已進行瞭兩次修改，我國市場經濟體製雖然並不完善，但已基本確立。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訴訟爆炸，各類新型案件如現代社會環境汙染案件、産品質量案件、證券侵權案件等日益增多，另外如群體性權利的保護等，都對現行法提齣瞭更高的要求。二是國際環境的變化。自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為解決民事司法危機，世界各國掀起瞭民事司法改革大潮，各國司法改革的方式無一不是以修訂民事訴訟法的形式完成改革的：如英國於一九九九年頒布瞭新的《民事訴訟規則》、德國於二oo二年正式實施《民事訴訟改革法案》、日本也分彆於一九九六年、二oo三年連續修訂《民事訴訟法典》，我國颱灣地區也在二ooo年以後連續兩次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所以，這也給我國的司法改革提供瞭很好的藉鑒。三是科技的發展為民事訴訟提齣瞭新課題。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對民事訴訟法産生瞭深遠的影響，如《電子簽名法》的頒布必然影響到證據製度。

再次，現行民事訴訟法已支離破碎。眾所周知，我國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進行審判方式改革，景漢朝法官把改革的進程歸納為“強調當事人舉證責任——庭審方式改革——審判方式改革——審判製度改革——訴訟製度改革——司法製度改革”，而黃鬆有法官則指齣：“審判方式改革現象上反映的是審判操作規程上的變化，但實質上蘊含著審判權的運作體製問題”。這些改革，成為審判領域規範性的操作，就需要法律上的依據，在民事訴訟法未能及時修改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以現行民事訴訟法為基本框架，圍繞證據、執行製度、簡易程序、普通程序、再審程序等進行瞭改革，主要錶現形式即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可以說，司法解釋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是全方位的。而且，司法解釋突破法律規定的情形，有違法治的精神。

隨著司法改革的不斷推進，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已提上議事日程，相關討論也隨之不斷推嚮全麵和深入，民事訴訟過程的各個方麵問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關注。由此，迴顧曆史的進程，參照他國的經驗，也將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高木豐三的《日本民事訴訟法論綱》原分上、下兩冊，本次勘校重新齣版將之閤並為一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