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新，1962年10月生，廣東揭西人。文檔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兼任廣東曆史學會副秘書長，廣東炎黃文化研究理事，中國唐史學會、中國海交史研究會、廣東青年科學傢協會會員等。多年來從事唐史、中國外貿史和嶺南區 域史研究，承擔並主持過多項社科規劃項目，參與編撰《廣東百科全書》、《廣東省誌》等重大課題，閤作編著有《廣東通史》（古代上捲）、《廣東鹽業發展》等四部，在海內外專業旰物發錶論文三十餘篇，多次獲廣東省及廣州市優秀社科成果奬、"五個一工程"奬。1993年獲廣東省直機關青年業務標兵稱號。1997年獲廣東省首屆優秀青年科學傢奬提名奬。

慶新弟的這部書，我讀過初稿、二稿，也做過一點筆錄。如今他要我寫序，我遂整理筆記，寫幾句話，錶示對他的祝賀和對他的專著的學術理解。

慶新這部專著的研討對象和觀點，以及史料的運用、行文的結構，我將之概述為：以翔實的資料，嚴密的結構，比較完整地論述明代海外貿易體製及其從傳統製度嚮現代製度轉型的某種趨勢，對明代海外貿易史提齣諸多原創性見解，成為富有學術價值的基礎性專著。所說的創見，係指下列幾個方麵：

(1)明代海外貿易從傳統的市舶司貿易嚮近代的海關貿易轉化，實質是從朝貢貿易到商舶貿易的“變態”。這就是慶新在書中所說的：“明中葉國內外形勢皆齣現重大變化，朝貢貿易萎縮，‘弘治新例’齣現，顯示朝貢貿易體係正在走嚮崩潰，商舶貿易逐漸主導海外貿易。”

…(2)明代中後期海外貿易管理製度，在廣東方麵産生“廣中事例”，由廣州“一元中心”變為澳門、廣州“二元中心”。再變為廣州國際間的定期集市貿易(就此慶新名其為“交易會”，我以它近似於“廣交會”之稱，有現代化之嫌，建議他斟酌更改，然未有妥善之概括，附說於此)。

(3)宦官掌管的提督市舶衙門的齣現，與政府的市舶司呈對峙的局麵。市舶司的曆史受到學者關注，而發現提督市舶衙門的存在與影響，並且論證兩者權力的消長和興衰嬗變，慶新有其功矣。

(4)明代海外貿易附屬於政治的性質特彆鮮明，或者說政治色彩非常強烈。用慶新的話說是：“明前期統治集團把朝貢貿易納入重建以大明帝國為中心，以海外諸國為藩屬的國際外交體係之中，成為明朝‘懷柔遠人’，‘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的政治手段，傳統的官方海外貿易被賦予政治功能而發揮到極緻。”這也實現他的寫作初衷：“把明代海外貿易製度變化置於明朝政治外交與經濟發展以及現代世界體係的宏觀視野中進行全麵而係統的審視”，“挖掘製度變遷蘊藏的政治文化意義”。

(5)閩、粵海外貿易的各自特色的發現。兩省在貿易管理上存在重大差彆，廣東方麵允許外國商人上省交易，中國商人齣洋往來；福建方麵有“月港稅製”，隻準中國商人齣海貿易，而不準外國商人前來通商。廣東體製較為靈活，多為後來的清朝所繼承，是海關製度的主要淵源。

(6)明代海外貿易齣現轉型趨勢，有利於閩粵地區經濟發展，為沿海平民提供瞭就業機會和謀生途徑，刺激並帶動相關經濟部門的發展進程。如珠江三角洲等地，農業商品化生産與海外市場聯係日趨密切，部分手工業生産部門齣現齣口導嚮傾嚮；而朝貢貿易區域，民眾受差役睏擾。

慶新既然討論明代海外貿易製度的變化，而且發現它從傳統嚮現代轉型的某種趨勢，邏輯的思維必然引齣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問題。是的，慶新特設專門章節進行研討。他不同意“要不是西方列強的侵略，中國可以自主走齣一條有彆於歐洲的現代化之路’’的說法。他認為“現代化”是一個係統範疇，需要一個綜閤的評估體係來考察，除瞭經濟結構之外，還應該考慮政治結構、社會結構乃至文化結構，尤其是政治結構最為關鍵。明中葉以降，中國社會經濟確實齣現某些與傳統不同的新經濟因素，但社會的深層結構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動，政治領域更是鐵闆一塊。所有製度調適與社會變遷，基本上屬於費正清所說的“傳統內的變革”。從世界範圍看，16世紀以後正是“現代世界體係”的啓動之時，東西方對待海洋活動與商業貿易的態度和投入呈現齣巨大差異。歐洲挾其社會變革先機，在全球範圍內推動資本主義：明朝仍然故步自封，拒絕完整意義上的對外開放與自由貿易，社會結構封閉，政治結構僵化，如何能夠實現現代化!中國現代化是個絕大的課題，是學術界多年討論不完的議題。慶新研究的是局部範圍的專門史，原本可以不關照它，可是他要參加進去，發錶自己的意見。這種學術參與的勇氣和精神，令我佩服。學術觀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爭鳴中求其接近於曆史實際，或者說接近於真理，不參與，怎麼去“接近”。人們常說“貴在參與”，我以為用到這裏是貼切的。慶新，相信你一定會以史學的求真求實精神，以勤奮和智慧，繼續參加學術問題的討論。

慶新的書，令我不能滿足的是明代海外貿易主客體的客體那一方的曆史的交待。講明代海外貿易，明朝中國是一方，或者說主體一方，與明朝貿易的海外諸國、諸地區為另一方，或者說客體一方，貿易是雙方的，貿易史研究，需要對雙方都有瞭解，纔能臻於完善，以此要求慶新的書，就不無遺憾瞭。因為對明代海外貿易的東西洋“受眾”缺乏相對充實的說明，對後來的大西洋貿易“夥伴”的解說也有限。我這樣說，無異於苛求慶新。確實是苛求!因為不能要求一部著作，把什麼事情都講清楚，尤其是學術界還沒有研究的事情，還缺少涉獵的領域，一個人哪裏能夠做得到，一個人哪裏能在短期內做得到!是苛求，為什麼還要講?因為我們在涉外關係的史學研究中有兩個弱點，一是中外曆史不能同時研究，主要是缺乏世界史的知識，因而很難達到全麵性和深入性；二是以我為中心的觀念(傳統的，然而也是現實的)，有時就不得不犯概念化與違背實際的毛病。有此想法，藉慶新給我的篇幅，把它寫齣來，無非是共勉的意思，以求提高我的研究水準。事實上，我知道慶新在進行新的追求，他參加海上絲綢之路的課題研究，又為做“華人與東南亞社會研究”，去年春節前夕去越南，不是旅遊觀光，而是踏踏實實地學術考察，就是走中外曆史同時研究的路子。這樣做下去，怎能不會有長足的進展，怎能不會有新的學術建樹貢獻給學術界。

慶新做的是製度史的學問，就是要把製度原原本本剖析清楚，盡可能地復原齣來。所以他在書中詳細講瞭明代海外貿易的主管機構??市舶司和提督市舶衙門及其主管官員和太監(難能可貴地列齣人員名單)，詳細講瞭那些具體製度，如弘治新例、廣中事例、澳票製、月港體製等。所以我纔說此書史料翔實，令人明瞭製度的産生、變化以及其實踐情形。製度史是史學的基礎性研究，與其相關的曆史研究就離不開它，就要以它為基礎，在它的上麵去做深入的探討。因此我以為，慶新的書，不僅是對明代海外貿易史研究作齣成就，同時是明代中外關係史、經濟史、區域史、宦官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