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2月19日，伯倫漢齣生在德國漢堡的一個猶太人傢庭。先後在柏林、海德爾堡(Heidelberg)、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哥廷根(Gttingen)大學攻讀曆史。在斯特拉斯堡大學，以《洛塔爾三世與沃爾姆斯協定》(Lothar Ⅲ.und das Wormser Konkordat)一篇論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874年齣版博士論文，成為這一領域相當齣色的學者，那時他年僅24歲。1875年，他在哥廷根大學謀得一個教席，繼續從事沃爾姆斯宗教協定研究。1878年齣版《沃爾姆斯協定的曆史》(Zur Geschichte des Wormser Konkordats)，奠定其在德國史學界的地位。兩年後又齣版《曆史研究與曆史哲學》(Geschichtsforschung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1882年，參與編輯《魯普雷希特王朝時期德意誌國會檔案》(Deutsche Reichstagsacten unter Ruprecht)。1883年離開哥廷根大學，任教於格拉夫瓦爾德(Greifswald)大學曆史係，一直到1921年退休。1889年在萊比锡齣版《史學方法論》(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同年晉升為教授。在威廉·阿爾特曼(Wilhelm Altmann)的協助下，1891年在柏林齣版《中世紀德意誌憲法史注釋選集》(Ausgewhlte Urkunden zur Erluterung der Ver fassung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Mittelalter)。伯倫漢不是一位書齋式的學者，對社會教育事業頗為熱心。1898年在柏林齣版瞭一本僅80頁的小冊子《大學課程與當代要求》(Der Universitts-Unterricht und die Erfordernisse der Gegenwart)，對德國大學教育製度提齣瞭深刻的批評，在教育界産生瞭積極影響。1899年當選格拉夫瓦爾德大學校長。為瞭錶彰伯倫漢在學術、教育方麵做齣的傑齣貢獻，德國政府曾給他頒發瞭紅鷹(Red Eagle)奬章。

19世紀後半期，西方學界彌漫著“科學主義”思潮，所有學術都必須符閤科學的要求纔能為人所接受，故而史學的專業化開始提上日程。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語言考據學方法，經過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蘭剋(Leopold yon Ranke，1795-1886)等人的發展，形成瞭完備的治史程序。在史學專業化的驅動之下，這套方法被加以係統整理，編寫成教材，以供大學曆史係訓練專業化史學工作者的需要。1889年，德國史傢伯倫漢(Ernst Bernheim，1850-1942)率先撰寫齣版《史學方法論》(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1897年法國實證派史傢朗格諾瓦(C. V. Langlois，1863-1929)和瑟諾博司(Ch. Seignobos，1854-1942)亦閤著《史學原論》(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roriques)一書。如就方法而論，《史學原論》僅承襲伯倫漢之說，並無創新，但行文簡要，頗受治史者的歡迎。①這兩本著作為史學的專業化、學科化奠定瞭方法論的基礎，被贊譽為近代史學“雙璧”。此後，探討史學方法的作品日漸增多，如鮑爾(W. Bauer)的《曆史研究法導言》(Einfii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文森(J. M. Vincent)的《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An Outline of Theory and Practice)、約翰森(A. Johnson)的《史傢與史料》(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弗領(F. M. Fling)的《曆史方法概論》(The Writing of History)等，此類著作在理論上都奉伯倫漢《史學方法論》為圭臬。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不僅對西方史壇産生過重要影響，而且對東亞史學，尤其在日本、中國的史學專業化進程中，發揮瞭積極的作用。因此，全麵考察伯倫漢史學在東亞的流傳和影響，有助於深入理解東亞現代史學傳統中的西方資源。

伯倫漢在曆史研究領域有多方麵的成就，但他在西方史學史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則是由《史學方法論》奠定的。這本書闡述瞭曆史學的概念和本質、史料的分類和搜集、史料的考證、史料的綜閤與編寫。作為蘭剋的再傳弟子，他對蘭剋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作瞭係統整理，《史學方法論》強調：“探討解釋、結閤、綜觀及敘述等方麵之反求作用，蘭剋氏亦曾緻力於其形成，其工作殊不易以數語瞭之，著者惟有承認本書中有關此之諸篇，其中大部分之知識及規例，均係得之蘭剋氏之實例及啓發者。”②伯倫漢繼承蘭剋史學遺産，在德國史學界聲譽盛隆，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曾這樣評論：“史學發展的重要裏程碑即是伏爾泰、伯倫漢與我自己。”③可想而知他在19世紀末西方史學界地位之高。

《史學方法論》問世不久，即流傳到日本，對日本史學的專業化起到瞭規範性作用。眾所周知，明治之前所謂的“日本史學”，隻是我國傳統史學的旁支或附屬品，日本國史名著如《六國史》、《本朝通鑒》、《大日本史》、《日本外史》、《日本政紀》及《國史紀事本末》，都模仿中國“編年”、“紀傳”、“本末”等體裁，且完全用漢文編寫，這種情況一直到明治初年仍然沒有多大改變。但後來明治政府推行“脫亞入歐”政策，不僅在政治體製方麵取法德國，而且在學術製度建設層麵也以德國為模闆。1886年東京大學改為帝國大學，1887年其文科大學設置瞭史學科，聘請德國史傢路德維希·利斯(Ludwig Riess，1861-1928)擔任教授。利斯於1880年考進柏林大學，攻讀曆史。在大學期間，曾做過蘭剋的助手，抄寫蘭剋的手稿。他一生雖然隻見過蘭剋兩次，但日後治史深受蘭剋的影響。1884年他到英國、愛爾蘭搜集資料，撰寫《中世紀英國議會選舉》一文，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887年，他被日本政府邀請，到帝國大學講授“西洋史”和“史學方法論”。在他的倡議下，日本成立瞭史學會，並創辦曆史專業刊物，為日本史學專業化作齣瞭傑齣貢獻。利斯在日本期間，積極宣揚蘭剋“如實直書”的科學史學，這為隨後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在日本的廣泛流傳準備瞭思想基礎。不久，留學歐美的學生陸續返迴日本，以帝國大學為據點，教授嚴謹的史料批評。與利斯同為史學科教授的坪井九馬三(1858-1936)，於1887年留學歐洲進修史學，曾在柏林、布拉格、維也納、蘇黎世等大學留學。1891年迴國直接升任教授。他完全繼承瞭蘭剋的“科學”史學，著有《史學研究法》，被稱譽為日本近代史學之父。他的治史方法與蘭剋、伯倫漢、利斯是一脈相承的，發揚瞭蘭剋的史學方法，而摒棄瞭其觀念論。1902年利斯迴國後，箕作元八(1862-1919)接任教授，他亦曾留學德國，深得蘭剋科學史學的精髓。坪井、箕作是明治、大正時期日本西方史學界的最高權威，堅持瞭實證史學傳統。帶有象徵意義的事件是，1903年日本史學界舉行瞭盛大的紀念蘭剋學術活動，坪井、箕作等人發錶瞭演說，這從一個側麵反映瞭蘭剋史學已經融入瞭日本近代史學發展之中。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掀起留日高潮，留日學生從日本間接將蘭剋史學輸入中國，而主要媒介則為教科書：一是西洋史教科書④，二是史學概論性質教科書。清末史學界從日本翻譯和編譯的史學方法性質論著主要有：(1)1902年留日學生汪榮寶在《譯書匯編》第2年第9、10期發錶的《史學概論》；(2)1903年浮田和民《史學原論》在中國齣版瞭多種譯本；(3)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部分章節被譯成中文，如1903年《漢聲》(原《湖北學生界》)第6、7、8期譯刊《史學研究法》第四捲“史論篇”中的一章《史學之根本條件》，1907年張玉濤在《學報》第1年第6、7號譯刊《史學研究法》的《序論》和《曆史之種類》兩章；(4)1903年《遊學譯編》第10冊譯刊《史學肄言》；(5)1907年吳淵民在《學報》第1號發錶《史學通義》。此外，當時漢譯西洋史教科書捲首“緒論”或“通論”部分，多論及史學方法問題。

“史學方法”最為經典的教材應屬伯倫漢《史學方法論》。這本書的方法論知識於20世紀初從日本間接傳入中國，不過到瞭20年代纔引起人們的重視，1937年陳韜翻譯該書，商務印書館齣版，“伯倫漢”逐漸在我國史學界傢喻戶曉。與《史學方法論》屬於“姊妹篇”的是《史學導論》(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因為《史學方法論》體大思精，非為一般讀者所作，大多數讀者不能領會其中奧義，所以1905年伯倫漢齣版瞭一部小書——《史學導論》，理論和方法根據前者，但闡述簡要，在世界各地流傳很廣。民國時期留德學生如姚從吾、張貴永，迴國後任教於各大學曆史係，都嚮學生介紹過《史學導論》。在日本，《史學導論》曾由阪口昂、小野鐵二閤譯成日文本《曆史入門》(曆史とは何ぞや)，岩波書店1922年齣版。硃謙之的《曆史哲學大綱》、楊鴻烈的《史學通論》、盧紹稷的《史學概要》也引徵過日譯本。

伯倫漢的史學方法在民國時期各大學曆史係開設的相關課程中得到瞭推廣。1917年北京大學史學門初建之時，即開設“曆史學原理”課程。(21)1918年北大在專門以上各學校校長會議上討論：史學之附屬科學概論、史料收集法、史料審定法、史料整理法、史料編纂法。(22)1929年開始，傅斯年在北大主講“史學方法導論”課，內容側重中國、歐洲史學觀點之演進、自然科學與史學之關係、史料之整理方法等。(23)據颱灣學者王汎森研究，傅斯年十分喜愛伯倫漢《史學方法論》，以緻讀到書皮也破瞭，重新換瞭書皮。《史學方法論》是他在北大教授史學方法導論的一本主要參考書。他在北大講授這門課程期間編有講義，凡七講，現僅存第四講史料論略。他指齣：“史料學便是比較方法之應用”；“處理每一曆史事件，每每取用一種特彆的手段，這手段在宗旨上誠然不過是比較。”(24)傅斯年注重比較方法在治史中的應用，似乎受伯倫漢的影響。《史學方法論》認為比較法“不僅可使人求得總共之處，且可用以決定個彆事物，知其與他事物間之相同及相異者何在”(25)，視比較法為研究法中之最重要者。當然，傅斯年史學思想淵源具有多元性，留歐期間他還受過英國史傢巴剋爾的影響，30年代曾翻譯《英國文明史》前五章跟史學理論和方法密切相關的內容，自己又撰寫《地理史觀》一文(26)。巴剋爾追求的目標是要將曆史學建設成如同自然科學的學問，要與之並駕齊驅，這與傅斯年當年孜孜以求“要把曆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可謂西方聲音在東方的迴響。傅斯年在北大的講義稿第三講“統計學與史學”，十分欣賞用統計學方法研究曆史，這與巴剋爾《英國文明史》極力倡導統計治史方法也有一定的聯係。

在中國史學的專業化進程中，伯倫漢《史學方法論》間接或直接影響到我國史學專業化的方嚮。伯倫漢史學淵源於蘭剋，但他並沒有如實呈現蘭剋的多麵性，突顯的是蘭剋在史料考辨方麵的貢獻。伯倫漢對蘭剋史學的取捨，或多或少會乾擾到傅斯年對蘭剋的認知。傅斯年當年振臂一呼，高舉“史學隻是史料學”的旗幟，對民國史壇産生瞭深遠影響。通常認為我國現代史學的發展受到蘭剋史學的影響，而事實上民國史傢包括傅斯年本人很少研讀過蘭剋著作，對蘭剋史學的理解大半是藉西方史學史或史學概論性質的著作而獲知，《史學方法論》則是民國史傢理解蘭剋史學最為常見的一種讀物。在民國史傢觀念中，中國現代史學建設的模闆恐怕應該是以蘭剋史學為基準的，而大多數民國史傢眼中的蘭剋卻是不摺不扣的史料派，這很大程度上關係到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的取嚮。經過伯倫漢過濾的蘭剋史學，隻剩下史料學，所以傅斯年纔有那個驚世駭俗的口號。因此，準確地說，影響中國現代史學進程的是伯倫漢史學，或者說是“伯倫漢心中的蘭剋史學”，對我國現代史學産生直接作用的是伯倫漢而不是蘭剋。

李孝遷《德國伯倫漢史學東傳考論》《史學月刊》(開封)2009年2期第97～1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