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的拉梅诺。父亲是织带子的手工业者，家境贫寒，9岁时得到邻人的资助开始上学。1774年进波尔塔贵族学校，课外读过该校禁读的G.E.莱辛的著作。1780年入耶拿大学，1781年入莱比锡大学神学系，接触过B.斯宾诺莎的哲学。1788年因经济困难，弃学 赴瑞士的 苏黎世当家庭教师，结识了当地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J.K.拉法特等。1790年重返莱比锡，计划创办杂志未成，再任家庭教师，并开始研究I.康德哲学。1790年，他结识了德国著名诗人克洛普施托克的侄女约哈那（JohannaRahn）并被她深深吸引，后来两人结为夫妻。同年，他开始研读康德的著作，这对他后来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91年，他前往哥尼斯堡拜见康德。为了让康德了解他，他基于康德哲学写了一篇研究康德批判哲学和神学领域之间联系的宗教长文《试评一切天启》（Attemptata Critiqueof All Revelation）。康德读后大加赞赏，不仅赞助出版了这篇文章，还推荐费希特前往大学任教。由于一些不知名的原因，此文被匿名发表了，让人们以为是期待已久的康德自己对于宗教的批判著作。之后康德澄清了事实并公开赞扬了这部著作，这个事件使得费希特在哲学界的声名大振。1793年再去苏黎世，被任命为耶拿大学的哲学教授，并结识了平民教育家J.H.裴斯泰洛齐等进步思想家。

1794年，费希特成为耶拿大学教授，主持康德哲学讲座，并完善他的哲学体系。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自然法学基础》、《知识学原理下的道德学体系》等。1798年，在他担任《哲学杂志》责任编辑的时候，收到了一篇宗教怀疑论的来稿，虽然费希特不赞同作者观点，但由于他坚持出版自由，还是将此文发表。这篇文章后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攻击费希特是个无神论者，迫使他离开耶拿迁居柏林。1806年，普法战争爆发，费希特担负起宣扬爱国主义的任务。1807年，他回到法军占领的柏林，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同时倡议建立柏林大学。1810年，柏林大学建立，费希特担任第一任校长。1813年柏林保卫战爆发，城中挤满伤员，瘟疫流行，费希特的妻子参加了照顾病人的工作，不幸感染斑疹伤寒并传染给费希特。费希特夫妇于1814年1月先后去世。

编译者梁志学，别名梁存秀，男，1931年6月生，山西省定襄县人，为贺麟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已离休。1956年夏季，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曾任《哲学译丛》责任编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主编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自然辩证法部分常务副主编。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与研究，是国内最重要的黑格尔研究专家和几乎唯一一个费希特研究专家。国际费希特协会理事。沈真为梁志学夫人。

《论学者的使命》表于1794年，是作者阐述自己的伦理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主要著作。文中着重阐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阐述了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统一性。

费希特关于“学者的使命”的一系列演讲，可以说是非常古典的，充满了一种古典的学者精神，一种单纯而明晰的精神气质。这不仅与柏拉图的教育理念、约翰福音的传达使命相承接，而且从形而上言之，也与儒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相贯通。

按照费希特的意思，要理解“学者的使命”，首先要理解“人的使命”；他认为这是一个“最高深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知识学中“最高深的问题”。“最高深”的不在于“人”是什么的问题，而在于人的“使命”是什么的问题。人有使命吗？如果有，是谁派遣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于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老问题。要理解费希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首先就要搞清楚“使命”这个概念。德语说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有规定、规章、用途、目的、使命等意思，但“规定”这个意思是最直白、最原初的，其他的意思是从这个意思派生出来的。费希特非常喜欢这个动名词，而且经常在“规定”这个意义上使用。如果我们把人的使命转换成人的“规定”，似乎有点不知所云，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进一步的理解。黑格尔把“使什么成为什么”的“规定”，称为“本质”（Ｗｅｓｅｎ）。如果按这个理解，那么，人的使命、学者的使命就可以叫“人的本质”、“学者的本质”了。

费希特在研讨“自在的人的使命”时问道：人依其概念区别于其他存在物而特有的东西是什么？这实际上是在问人的“本质”，只是没有这样直接表达而已。但他后来的确就这么叫的。１８０５年他在爱尔兰根大学也有一个类似的讲演，题目是《学者的本质及其在自由领域的表现》。他在演讲中说，人有一个内在的、隐秘的本质，就是神圣理念（Ｉｄｅｅ）或上帝，换句话说，人的本质是理念或上帝。费希特通观西方哲学史，只引柏拉图、约翰为自己的思想同道，所以用“理念”、“上帝”来说明隐秘的“本质”，似乎并不奇怪，也不是没有一点学理依据。

本质具有隐秘的性质，它不是直接的东西，而是间接地显现在现象中，黑格尔称之为设定起来的。他从词源学上解释了本质（Ｗｅｓｅｎ）是过去了的存在（Ｓｅｉｎ）。我们也可以说，本质是隐去了的存在。费希特在研讨“自在的人的使命”的时候，他把最高原理表述为“他在，因为他在”（Ｅｒｉｓｔｗｅｉｌ ｅｒｉｓｔ）这样一个假设（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而在同一时期的“私人演讲”，即后来出版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则表达为“我在，因为我在”（Ｉｃｈｂｉｎｗｅｉｌ ｉｃｈｂｉｎ）。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认为前者是本质的观点，后者是存在的观点，两者的关系涉及一个他后来称之为“最明白又最隐秘”的真理问题。怎么理解呢？打个比方，当上帝被问“你是谁”时，上帝回答“我是我所是”（ｅｇｏｓｕｍ ｑｕｉｓｕｍ），之后转身隐去了，后来只有化成肉身的基督才报道“他”的消息。这里，最明白的、直接存在的“我”隐去之后，变成了最隐秘的“他”，也就是说，从“我在，因为我在”，变成“他在，因为他在”。两者虽然都是“绝对”的观点，但是有“存在”与“本质”之别。应该说，费希特在坚持直接性观点的同时，也坚持着间接性的观点，而决不像黑格尔批判的那样，缺乏间接性。把直接性与间接性统一起来的“最明白又最隐秘的”真理，就是理念或上帝，费希特称之为“唯一的光源”、神圣理念或上帝。

神圣理念一方面自在自为地隐秘在自身中，另一方面也出场显现自己，费希特称之为“在场”（Ｄａｓｅｉｎ）。这个意思和他１８０６年打通知识学和约翰福音之间的关系的《极乐生活指南》表达得差不多。“上帝不仅是内在地隐秘在自身中，而且也在场，表现自己（ＧｏｔｔＩｓｔ ｎｉｃｈｔ ｎｕｒ ｉｎｎｅｒｌｉｃｈ ｕｎｄ ｉｎ ｓｉｃｈ ｖｅｒｂｏｒｇｅｎ ｓｏｎｄｅｒｎ ｅｒ ｉｓｔ ａｕｃｈＤａ ａｅｕｓｓｅｒｔ ｓｉｃｈ）。” 那么这个表现出来的“在场”是什么呢？费希特在关于《学者的本质》演讲中说，我们现在把表现出来的有生命的“在场”称为人，而只有人是“在场”的；又说，人的“在场”的真正根源在上帝。也就是说，人从属于上帝，来自于上帝，是上帝的“在场”。费希特在这次演讲中当然坚持了人是有限性的存在，认为只要人不停止其为人，只要人不变成上帝，人的终极目标就是达不到的，但“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这一使命意味着，人被要求恪守自己有限的“在场”生存，因为人是被派遣的、显现出来的“在场”。所以海德格尔后来也说：“这个在场是人的使命（ＤｉｅｓｅｓＤａ ｚｕ ｓｅｉｎ ｉｓｔ ｅｉｎｅ 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 ｄｅｓ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费希特对人的使命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最高深的哲学问题，这些通俗演讲，完全是建立在他的第一哲学——知识学的基础上的。只有把握住这个形而上问题，才能进一步理解他所谓的“学者的使命”，而不至于将它变成一种无根基的伦理学问题。

人的有限“在场”，不是一个孤独的世界，而是一个有他人“在场”的共同世界。耶拿时期的费希特，把人的“在场”称为“理性存在者”。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所谓理性，并不是通过语言、概念中介的逻各斯，而是理智直观。所以，费希特相信，每个“理性存在者”都具有自由内观的能力，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意志。他认为，这样的“理性存在者”可以在感性世界里相互承认对方的自由，建立起一个自由共同体，这就是“社会”；而人是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社会意向属于人的基本意向。这个思想，他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还语焉不详，但后来讲法权哲学和伦理学时就有了详细论证。国外现在常有人把他看成“主体间哲学”和“承认理论”的开创者，自然不无道理。

按照费希特的意思，所有的社会成员本质上都是自由的，人的职业、阶层的选择都应该是自由的，但他们作为社会的人，就具有共同的社会使命，即“共同完善”。那么，人们一旦选择了学者这个职业，他们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呢？泛泛而论，是传授文化知识，从本质上说，是传达真理。费希特认为，学者虽然是社会精英、人类教师，因为他们承担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和塑造未来的特殊使命，但并不会否定或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理性自由，因为学者不是用体力的强制手段，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信念的，而是用语言、概念等逻各斯手段从事知识的传达和道德的教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费希特重身教甚于言教。为什么呢？费希特以“学者的道德”的标题预告《论学者的使命》的演讲时说：“学者现在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在第五讲中又说：“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在场的目的（ＨａｎｄｅｌｎＨａｎｄｅｌｎ ｄａｓ ｉｓｔ ｅｓｗｏｚｕ ｗｉｒ ｄａｓｉｎｄ）。”可以说，费希特讲学者的使命，是立足于人的“在场”使命的，包括他讲知识学。人们往往把费希特的知识学误解为一般的知识论或认识论，而它实际上讲的是“知行合一”的本体论。作为知识学创建者，费希特深刻感受到真理表达（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的困难。因为真理是自我表达（Ｓｉｃｈ－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自我道说的一种直观行动，而不是对“意识事实”或现存知识的描述。康德曾把表达理解为“给概念附以直观的行动”，因为没有直观的行动，就没有知识的根基。因此，费希特不断地重新“表达”知识学，而且越来越倾向于柏拉图式的口头传达，试图通过逻各斯去显现真理的在场，甚至认为自己处在一个“理念荒芜”的时代，因而放弃用文字发表大量重要的知识学讲演。事实上，费希特也将学者的使命视为真理、理念的在场显现。不过与一般社会的人的使命不同，学者的使命是通过逻各斯的在场显现的。在《极乐生活指南》中，费希特将知识学与《约翰福音》统一起来，将基督的“道（逻各斯）化肉身”理解为上帝的“在场”显现。因此，就本质而言，学者的使命也就是约翰的基督使命。费希特说，基督对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即：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基督教和西方大学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学者有这种宗教气质也不奇怪，虽然在当今的知识生产时代，这种宗教气质也日见衰微。就是在费希特的时代，也存在着知识生产与道德使命之间的断裂。在论《学者的本质》中，他区分了两个学者概念：一是流俗的、表面的学者概念，以为那些受过学院教育、有一定知识的人就是学者；二是真正的学者概念，认为只有那些通过时代的学养，达到了对“理念”的认识的人才能被称为学者。费希特所谓的学者当然是后者。他认为，学问不是为了无聊的智力游戏和优雅的奢侈需要发明的，不然学者就和一切供奢侈摆弄的“活工具”同属一类，甚至在这类东西中他也未必占首位，而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着眼于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在他看来，学问需要一种谦逊、真诚的“理念之爱”。学者一旦丧失了这种美德，他的学问的严肃性、真实性、普遍性就可能受到质疑，学问的社会价值就会被降低。所以，按照费希特的标准，今天那些制造文字垃圾的“市场之蝇”、那些追名逐利的“学术名流”以及那些供人把玩的“花瓶”与“附庸”，也许算得上今日从事文化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但决不是“学者”！然而，“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发明，又为我们时代遮掩了多少羞事！当代职业化、市场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丧失了方向感，丧失了真诚和自由的心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异化，一种文化堕落。也许，在这样一个“理念荒芜”的时代，费希特讲的学者的使命也许太纯粹、太古典了；然而，它是历史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