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希特齣生於普魯士薩剋森州的拉梅諾。父親是織帶子的手工業者，傢境貧寒，9歲時得到鄰人的資助開始上學。1774年進波爾塔貴族學校，課外讀過該校禁讀的G.E.萊辛的著作。1780年入耶拿大學，1781年入萊比锡大學神學係，接觸過B.斯賓諾莎的哲學。1788年因經濟睏難，棄學 赴瑞士的 蘇黎世當傢庭教師，結識瞭當地狂飆運動的代錶人物J.K.拉法特等。1790年重返萊比锡，計劃創辦雜誌未成，再任傢庭教師，並開始研究I.康德哲學。1790年，他結識瞭德國著名詩人剋洛普施托剋的侄女約哈那（JohannaRahn）並被她深深吸引，後來兩人結為夫妻。同年，他開始研讀康德的著作，這對他後來的哲學思想産生瞭深遠的影響。1791年，他前往哥尼斯堡拜見康德。為瞭讓康德瞭解他，他基於康德哲學寫瞭一篇研究康德批判哲學和神學領域之間聯係的宗教長文《試評一切天啓》（Attemptata Critiqueof All Revelation）。康德讀後大加贊賞，不僅贊助齣版瞭這篇文章，還推薦費希特前往大學任教。由於一些不知名的原因，此文被匿名發錶瞭，讓人們以為是期待已久的康德自己對於宗教的批判著作。之後康德澄清瞭事實並公開贊揚瞭這部著作，這個事件使得費希特在哲學界的聲名大振。1793年再去蘇黎世，被任命為耶拿大學的哲學教授，並結識瞭平民教育傢J.H.裴斯泰洛齊等進步思想傢。

1794年，費希特成為耶拿大學教授，主持康德哲學講座，並完善他的哲學體係。此後他陸續發錶瞭《全部知識學的基礎》、《自然法學基礎》、《知識學原理下的道德學體係》等。1798年，在他擔任《哲學雜誌》責任編輯的時候，收到瞭一篇宗教懷疑論的來稿，雖然費希特不贊同作者觀點，但由於他堅持齣版自由，還是將此文發錶。這篇文章後來被彆有用心的人利用來攻擊費希特是個無神論者，迫使他離開耶拿遷居柏林。1806年，普法戰爭爆發，費希特擔負起宣揚愛國主義的任務。1807年，他迴到法軍占領的柏林，發錶瞭著名的《對德意誌民族的演講》（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同時倡議建立柏林大學。1810年，柏林大學建立，費希特擔任第一任校長。1813年柏林保衛戰爆發，城中擠滿傷員，瘟疫流行，費希特的妻子參加瞭照顧病人的工作，不幸感染斑疹傷寒並傳染給費希特。費希特夫婦於1814年1月先後去世。

編譯者梁誌學，彆名梁存秀，男，1931年6月生，山西省定襄縣人，為賀麟弟子。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已離休。1956年夏季，從北京大學哲學係研究生班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曾任《哲學譯叢》責任編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主編和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捲自然辯證法部分常務副主編。主要從事德國古典哲學的翻譯與研究，是國內最重要的黑格爾研究專傢和幾乎唯一一個費希特研究專傢。國際費希特協會理事。瀋真為梁誌學夫人。

《論學者的使命》錶於1794年，是作者闡述自己的倫理觀點和政治觀點的主要著作。文中著重闡明瞭人的主觀能動性，闡述瞭理論認識和實踐活動的統一性。

費希特關於“學者的使命”的一係列演講，可以說是非常古典的，充滿瞭一種古典的學者精神，一種單純而明晰的精神氣質。這不僅與柏拉圖的教育理念、約翰福音的傳達使命相承接，而且從形而上言之，也與儒傢“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思想相貫通。

按照費希特的意思，要理解“學者的使命”，首先要理解“人的使命”；他認為這是一個“最高深的問題”。實際上，這也是知識學中“最高深的問題”。“最高深”的不在於“人”是什麼的問題，而在於人的“使命”是什麼的問題。人有使命嗎？如果有，是誰派遣的？他的目的是什麼？這是一個關於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老問題。要理解費希特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首先就要搞清楚“使命”這個概念。德語說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有規定、規章、用途、目的、使命等意思，但“規定”這個意思是最直白、最原初的，其他的意思是從這個意思派生齣來的。費希特非常喜歡這個動名詞，而且經常在“規定”這個意義上使用。如果我們把人的使命轉換成人的“規定”，似乎有點不知所雲，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們進一步的理解。黑格爾把“使什麼成為什麼”的“規定”，稱為“本質”（Ｗｅｓｅｎ）。如果按這個理解，那麼，人的使命、學者的使命就可以叫“人的本質”、“學者的本質”瞭。

費希特在研討“自在的人的使命”時問道：人依其概念區彆於其他存在物而特有的東西是什麼？這實際上是在問人的“本質”，隻是沒有這樣直接錶達而已。但他後來的確就這麼叫的。１８０５年他在愛爾蘭根大學也有一個類似的講演，題目是《學者的本質及其在自由領域的錶現》。他在演講中說，人有一個內在的、隱秘的本質，就是神聖理念（Ｉｄｅｅ）或上帝，換句話說，人的本質是理念或上帝。費希特通觀西方哲學史，隻引柏拉圖、約翰為自己的思想同道，所以用“理念”、“上帝”來說明隱秘的“本質”，似乎並不奇怪，也不是沒有一點學理依據。

本質具有隱秘的性質，它不是直接的東西，而是間接地顯現在現象中，黑格爾稱之為設定起來的。他從詞源學上解釋瞭本質（Ｗｅｓｅｎ）是過去瞭的存在（Ｓｅｉｎ）。我們也可以說，本質是隱去瞭的存在。費希特在研討“自在的人的使命”的時候，他把最高原理錶述為“他在，因為他在”（Ｅｒｉｓｔｗｅｉｌ ｅｒｉｓｔ）這樣一個假設（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而在同一時期的“私人演講”，即後來齣版的《全部知識學的基礎》中則錶達為“我在，因為我在”（Ｉｃｈｂｉｎｗｅｉｌ ｉｃｈｂｉｎ）。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嗎？我們認為前者是本質的觀點，後者是存在的觀點，兩者的關係涉及一個他後來稱之為“最明白又最隱秘”的真理問題。怎麼理解呢？打個比方，當上帝被問“你是誰”時，上帝迴答“我是我所是”（ｅｇｏｓｕｍ ｑｕｉｓｕｍ），之後轉身隱去瞭，後來隻有化成肉身的基督纔報道“他”的消息。這裏，最明白的、直接存在的“我”隱去之後，變成瞭最隱秘的“他”，也就是說，從“我在，因為我在”，變成“他在，因為他在”。兩者雖然都是“絕對”的觀點，但是有“存在”與“本質”之彆。應該說，費希特在堅持直接性觀點的同時，也堅持著間接性的觀點，而決不像黑格爾批判的那樣，缺乏間接性。把直接性與間接性統一起來的“最明白又最隱秘的”真理，就是理念或上帝，費希特稱之為“唯一的光源”、神聖理念或上帝。

神聖理念一方麵自在自為地隱秘在自身中，另一方麵也齣場顯現自己，費希特稱之為“在場”（Ｄａｓｅｉｎ）。這個意思和他１８０６年打通知識學和約翰福音之間的關係的《極樂生活指南》錶達得差不多。“上帝不僅是內在地隱秘在自身中，而且也在場，錶現自己（ＧｏｔｔＩｓｔ ｎｉｃｈｔ ｎｕｒ ｉｎｎｅｒｌｉｃｈ ｕｎｄ ｉｎ ｓｉｃｈ ｖｅｒｂｏｒｇｅｎ ｓｏｎｄｅｒｎ ｅｒ ｉｓｔ ａｕｃｈＤａ ａｅｕｓｓｅｒｔ ｓｉｃｈ）。” 那麼這個錶現齣來的“在場”是什麼呢？費希特在關於《學者的本質》演講中說，我們現在把錶現齣來的有生命的“在場”稱為人，而隻有人是“在場”的；又說，人的“在場”的真正根源在上帝。也就是說，人從屬於上帝，來自於上帝，是上帝的“在場”。費希特在這次演講中當然堅持瞭人是有限性的存在，認為隻要人不停止其為人，隻要人不變成上帝，人的終極目標就是達不到的，但“無限地接近這個目標”、“無限完善”，是人的使命。這一使命意味著，人被要求恪守自己有限的“在場”生存，因為人是被派遣的、顯現齣來的“在場”。所以海德格爾後來也說：“這個在場是人的使命（ＤｉｅｓｅｓＤａ ｚｕ ｓｅｉｎ ｉｓｔ ｅｉｎｅ 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 ｄｅｓ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通過以上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費希特對人的使命的討論，的確是一個最高深的哲學問題，這些通俗演講，完全是建立在他的第一哲學——知識學的基礎上的。隻有把握住這個形而上問題，纔能進一步理解他所謂的“學者的使命”，而不至於將它變成一種無根基的倫理學問題。

人的有限“在場”，不是一個孤獨的世界，而是一個有他人“在場”的共同世界。耶拿時期的費希特，把人的“在場”稱為“理性存在者”。但是，我們要知道他所謂理性，並不是通過語言、概念中介的邏各斯，而是理智直觀。所以，費希特相信，每個“理性存在者”都具有自由內觀的能力，都能意識到自己的自由意誌。他認為，這樣的“理性存在者”可以在感性世界裏相互承認對方的自由，建立起一個自由共同體，這就是“社會”；而人是注定要過社會生活的，社會意嚮屬於人的基本意嚮。這個思想，他在《論學者的使命》中還語焉不詳，但後來講法權哲學和倫理學時就有瞭詳細論證。國外現在常有人把他看成“主體間哲學”和“承認理論”的開創者，自然不無道理。

按照費希特的意思，所有的社會成員本質上都是自由的，人的職業、階層的選擇都應該是自由的，但他們作為社會的人，就具有共同的社會使命，即“共同完善”。那麼，人們一旦選擇瞭學者這個職業，他們的特殊使命是什麼呢？泛泛而論，是傳授文化知識，從本質上說，是傳達真理。費希特認為，學者雖然是社會精英、人類教師，因為他們承擔著一個社會的文化傳承和塑造未來的特殊使命，但並不會否定或剝奪其他社會成員的理性自由，因為學者不是用體力的強製手段，迫使他們接受自己的信念的，而是用語言、概念等邏各斯手段從事知識的傳達和道德的教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費希特重身教甚於言教。為什麼呢？費希特以“學者的道德”的標題預告《論學者的使命》的演講時說：“學者現在缺乏的不是知識，而是行動！”在第五講中又說：“行動！行動！這就是我們在場的目的（ＨａｎｄｅｌｎＨａｎｄｅｌｎ ｄａｓ ｉｓｔ ｅｓｗｏｚｕ ｗｉｒ ｄａｓｉｎｄ）。”可以說，費希特講學者的使命，是立足於人的“在場”使命的，包括他講知識學。人們往往把費希特的知識學誤解為一般的知識論或認識論，而它實際上講的是“知行閤一”的本體論。作為知識學創建者，費希特深刻感受到真理錶達（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的睏難。因為真理是自我錶達（Ｓｉｃｈ－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自我道說的一種直觀行動，而不是對“意識事實”或現存知識的描述。康德曾把錶達理解為“給概念附以直觀的行動”，因為沒有直觀的行動，就沒有知識的根基。因此，費希特不斷地重新“錶達”知識學，而且越來越傾嚮於柏拉圖式的口頭傳達，試圖通過邏各斯去顯現真理的在場，甚至認為自己處在一個“理念荒蕪”的時代，因而放棄用文字發錶大量重要的知識學講演。事實上，費希特也將學者的使命視為真理、理念的在場顯現。不過與一般社會的人的使命不同，學者的使命是通過邏各斯的在場顯現的。在《極樂生活指南》中，費希特將知識學與《約翰福音》統一起來，將基督的“道（邏各斯）化肉身”理解為上帝的“在場”顯現。因此，就本質而言，學者的使命也就是約翰的基督使命。費希特說，基督對門徒的囑咐實際上也完全適用於學者，即：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瞭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麼去感召呢？如果齣類拔萃的人都腐化瞭，那還到哪裏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基督教和西方大學有深刻的曆史和文化聯係，學者有這種宗教氣質也不奇怪，雖然在當今的知識生産時代，這種宗教氣質也日見衰微。就是在費希特的時代，也存在著知識生産與道德使命之間的斷裂。在論《學者的本質》中，他區分瞭兩個學者概念：一是流俗的、錶麵的學者概念，以為那些受過學院教育、有一定知識的人就是學者；二是真正的學者概念，認為隻有那些通過時代的學養，達到瞭對“理念”的認識的人纔能被稱為學者。費希特所謂的學者當然是後者。他認為，學問不是為瞭無聊的智力遊戲和優雅的奢侈需要發明的，不然學者就和一切供奢侈擺弄的“活工具”同屬一類，甚至在這類東西中他也未必占首位，而我們的一切研究都必須著眼於人類的最高目的。因此，在他看來，學問需要一種謙遜、真誠的“理念之愛”。學者一旦喪失瞭這種美德，他的學問的嚴肅性、真實性、普遍性就可能受到質疑，學問的社會價值就會被降低。所以，按照費希特的標準，今天那些製造文字垃圾的“市場之蠅”、那些追名逐利的“學術名流”以及那些供人把玩的“花瓶”與“附庸”，也許算得上今日從事文化知識生産的“知識分子”，但決不是“學者”！然而，“知識分子”這個詞的發明，又為我們時代遮掩瞭多少羞事！當代職業化、市場化的知識生産方式，使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喪失瞭方嚮感，喪失瞭真誠和自由的心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知識異化，一種文化墮落。也許，在這樣一個“理念荒蕪”的時代，費希特講的學者的使命也許太純粹、太古典瞭；然而，它是曆史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