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第4辑《以生命的名义》在坊间问世了，其风格自然仍秉承前边三辑的精神，惟一的不同，就是头题文章的主题不再是令人沉郁的死亡。在前边几辑《良友》出版后，我们不断接到读者朋友的来信，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疑问我们为何总是以沉重的死亡为开篇，尽管在《良友》第3辑的编辑札记里曾解释过这是因为源于《良友》丛书的宗旨：对人的生存的关注，对坚强而脆弱的生命的关怀。并不是特意展现悲壮的死亡，而是因这悲哀的死亡令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艰难和精神的重负。但是，读者的意见必然也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因此在本辑《良友》的开篇便换成了《文坛里的那些事儿》（1），以期给读者在阅读上有一个相对“轻松”的开始。

该文作者周昌义是《当代》杂志的小说编辑，作为一位推出了许多小说名家名作的名编辑，因身居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这样的国中文学“重镇”，他的经历可以说见证甚至是参与了八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或说小说主流的演变过程，因此他讲述的“文坛那些事儿”也就有了亲历者的档案解密性，况且，他当年曾以一部《作家忏悔录》剖析了当代某些作家的卑劣心灵和人生扭曲，也可以说“畅所欲言”是他的个性标志，这在他的这篇回忆里也得到了体现。因为他的回忆篇幅过长，我们拟分辑刊载，收在本辑里的是第一部分，主要涉及陕西几位著名作家，即陕西文坛当年的“三巨头”和“陕军东征”。

用周昌义的话说，当时陕西文坛有贾平凹和路遥两杆旗帜。贾平凹鬼才横溢，无人能学。路遥才气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那些年，陕西文坛面对新知识爆炸，新信息爆炸，新思想爆炸的整个文坛，都感到自卑。在陕西文学最自卑的年代，在路遥最自卑脆弱的刚完稿时候，周昌义退掉了他苦心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就是《平凡的世界》……周昌义所谈就是他亲历或见证的关于《平凡的世界》、《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长篇小说及给作家们带来的不同的命运故事。此文虽然读起来“轻松”，但内容并不轻松，尤其是，“三巨头”之一的路遥更是在《平凡的世界》之后，英年早逝。

相比于陕西文坛“三巨头”的壮怀激烈和长歌当哭，刘春的《北岛之后：事件与印象》则描绘了朦胧诗之后二十多年来中国诗人们的种种怪现象：杀妻自杀，卧轨自杀，杀人伏法，帮派打架，抄袭与“赞助”，性丑闻与裸体朗诵……是生活逼迫诗人走向了边缘？还是诗人自己“创造”了边缘的生活？

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精神是一个话题，而本辑中的关于萌萌教授的两篇记忆则给出了思想与思想者的重量。作为一位中年因病去世的女教授，诗人气质的萌萌在她所属的哲学“群落”里无疑是一位中心人物：“萌萌告诉我，大家所有的信件与图书资料都由她保管。我逐渐看清了一件事：这是一个精神团体，萌萌是团体的灵魂。所涉及的人与事都被融合进这个无形的精神团体。”（尤西林：《萌萌教授的精神遗产》）。《那个夏天，那个女生》让我们看到了萌萌从青春少女走向成熟中年的过程。

本辑中《城里的姨妈》讲述的是正常情景下的生老病死，“我”的二姨妈安静地走过了人生的晚年，但是，在作者摩罗的记忆里，二姨妈的一生又是怎样的非正常啊：死去的二姨妈“已经不再住在那个四面不通风也不见光的小笼子里，也不再在那个棚屋里楼上楼下地忙活。二姨妈现在正睡在某一片很小很小的泥土里，那是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我遥想二姨妈的时候，依然只能想那个棚屋。对于我来说，那个棚屋是我了解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贫民的起点。正是那个棚屋里所展示出的艰难生活和屈辱人生，使我的底层体验完整起来──我不但懂得了乡下的底层，而且懂得了城里的底层。由于我的二姨妈像我们乡下所有父老乡亲一样卑屈苦难，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

记忆往往是沉重的，而忏悔与剖析往往是为了心灵的平静和灵魂的安稳。这也就是本辑中《以生命的名义》一文的意义所在。人在时代中的遭遇往往不能自我决定，但人在时代里的行为却往往由自我来选择。“满床厚厚的报纸，随着胖儿的每个动作咔嚓咔嚓地响着，因胎盘的脱落而再次涌出的血都没有浸透它们。等胖儿把所有的报纸卷成一团儿扔到床下，露出干干净净的床单，一点儿生孩子的迹象都没有留下时，留给我的便只剩下了沉默。”这是在特殊年代和特殊环境下的情景：一个不该出生的孩子猝然出生了，在场的“我”沉默着，尤其是对她面临的死亡保持沉默。多年之后，“我”知道了——作为一个目击者，这样的沉默就是对杀婴的默许，也就是——很长时间使“我”内疚而又害怕承认的——杀婴的帮凶。这样的记忆和反省给作者德方的生活打下了抹不掉的烙印。与“知青”的往事记忆不同，逍遥的《被遗忘的“知青”部落》则描绘了“知青”当下的生活：曾扎根新疆的老于是以退休人员的身份把户口落于北京的。刚开始，退休金每月只有三百多，根本养不活他和上学的儿子。因为从小喜好艺术，老于对照相蛮在行。他向亲戚借钱，买了个照相机，到天安门广场去给游客照相……

本辑中有一篇独特的书信，即蔡蕾的《本命年向世界首富求助》，作者的态度是坦率的，譬如：“父母是穷光蛋，我自己这么多年又没本事挣个新房子的卫生间。要我拿什么去讨老婆去生活呢？这工作吧，一提这工作我就要头痛就要哭……”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差异在类同中必然有着差异，但每个人的思想都有他存在的意义，也许，这也是这封书信的价值所在。

《从北京图书馆出发》（李幼蒸）和《一个人的街道》（高瘦人）分别呈现了两种人生的自我努力的轨迹，在他们的记忆中，有忧伤，有苦闷，但在今天的回忆里，即便是痛苦，也带着淡淡的微笑，譬如高瘦人回忆他曾住过的老屋：前后曾有三个姑娘推开这扇门进屋去了，又拉开这扇门走出家门。她们是找我的，但最后都离我而去，与别的男人一起过上了别样的生活……对作者来说，初恋的甜蜜和失恋的失魂落魄都让曾生活过的老街老屋给吸吮干净了。

另外，本辑给读者端上的“私房菜”主要与女人相关，譬如作家韩石山的《但愿人间花不败》：“或许是因为品质，或许是因为经历，我一直喜爱女人，年轻漂亮的女人。这是个特殊的种群。山川因她们而秀丽，日月因她们而光辉。”因为喜爱，自然就有所谈。作为女人，阿琪的“私房菜”必然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出逃，私奔，失踪，其所谈也就增添了更多的理解：“曾经一起私奔的那几个月，阳光明媚，鲜花盛开，日以做爱的记忆，对她来说，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她说，一个人一生中有过这么几天，几个月，也就够了。”而对于失踪的女友阿萝，她今天再仔细想想，觉得阿萝真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