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寬重

臺灣宜蘭人。

1949年生，國立中興大學文學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燕京學社、韓國漢城大學訪問學人。

專研宋史，著有《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主編《中韓關係中文論著目錄》及增訂本，論文近百篇，已輯成《南宋史研究集》、《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宋史論叢》三書齣版。

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主任、歷史組主任、副所長，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等職。

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教育部顧問等職。

榮獲：國科會優等研究獎助(1991、1993、1994、1995)、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講座教授(1996-1998)、傑齣人纔發展基金會「傑齣人纔講座」(2000-2005)。

南宋軍事史研究的力作

——讀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

《博覽群書》2006 年第 11 期

何玉紅

黃寬重先生是享譽海內外學界的著名宋史學者，尤擅長於南宋軍事、政治、宋麗關係和文獻等方麵的研究，其早先齣版的《南宋史研究集》(颱北：新文豐齣版， 1985年版)、《南宋軍政與文獻探討》(颱北：新文豐齣版，1990年版)等獲得學術界的好評。新近讀到黃先生《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以下簡稱《南宋地方武力》，颱北：東大圖書公司齣版，2002年版)一書，獲益良多。該書不僅開闢瞭宋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以獨特的觀察視角與研究方法為今後相關問題的研究指齣瞭一條新的思考路徑。

《南宋地方武力》一書是作者1986～2001年間發錶的9篇論文匯集而成。但內容與主題均圍繞南宋地方武力展開，邏輯嚴密，自成體係。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兩篇，分彆為第一篇《地方軍》共三章：《廣東摧鋒軍》《福建左翼軍》《湖南飛虎軍》；第二篇《民間自衛武力》共五章：《宋廷對民間自衛武力的利用和控製 ——以鎮撫使為例》《兩淮山水寨——地方自衛武力的發展》《茶商武力的發展與演變》《經濟利益與政治抉擇——宋、金、濛政局變動下的李全、李璮父子》《山城與水寨的防禦功能——以南宋、高麗抗禦濛古的經驗為例》。作者認為，宋室南渡後，在金濛入侵與內亂頻仍的局麵下，為消除外患、鞏固政局，宋廷承認地方武力的地位，並積極團結、整和民間武裝力量。這些有彆於中央正規軍的地方武力分為兩類，一類是由地方官員籌措財源、槍械、招募當地民眾，加以組織訓練的地方軍，如廣東摧鋒軍、福建左翼軍、湖南飛虎軍等。另一類是由地方民眾自籌財源、槍械，組織而成的地方自衛武力，如鎮撫使、兩淮山水寨、茶商武力等。作者分彆對各類地方武力的興起背景、財政來源、指揮組織係統、勢力興衰等做瞭詳盡的論述，並充分肯定瞭地方武力在對外抗擊金濛入侵，對內安定社會秩序方麵的作用， “成為維護治安、鞏固政權及穩定政局的重要力量之一。”(第345頁)事實上，對宋朝軍事的研究，早在1983年王曾瑜先生就齣版瞭《宋朝兵製初探》(中華書局，1983年版)一書，分彆從統兵體製、北宋禁軍與南宋屯駐大軍的編製、演變、指揮以及軍隊的招募、裝備、後勤、通信、軍費、軍政、軍法等作瞭係統論述，是宋代軍事史研究的佳作。但《宋朝兵製初探》的內容主要圍繞正規軍與“兵製”展開，正如其題目所示，屬於軍事製度層麵的探討。與此相比較，《南宋地方武力》提齣瞭南宋地方武力的概念，作瞭地方軍與地方自衛武力的劃分，對各類地方武力的興衰演變等作瞭細緻述評。通過對具體地方武力的個案剖析，從製度的實際運作中呈現齣南宋地方武力的具體活動軌跡與一般特徵，為我們展現齣宋代軍事史中不同於正規軍的一麵，也為我們展現齣宋代軍事史中不同於靜態“軍事製度史”的另一麵。應該說關於南宋地方軍事力量，學術界已有一定研究，如趙儷生先生《靖康、建炎間各種民間武裝勢力性質的分析》(《文史哲》1956年第11 期)就是其中的代錶作，但從總體地方武力入手的研究尚付闕如。《南宋地方武力》是學術界首次係統論述南宋地方武力的著作，填補瞭宋代軍事史研究的空白。

《南宋地方武力》的成功之處還在於作者將地方武力的發展置於南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宏大視野下進行考察，進而對南宋政權的性質及宋代“強乾弱枝”等傳統國策作瞭深入探討。黃先生在十幾年前《海峽兩岸宋史研究動嚮》(《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中就呼籲開展宋代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研究。本書正體現瞭作者在探討宋代中央與地方關係方麵的努力與深厚功力。作者認為，廣東摧鋒軍、福建左翼軍、湖南飛虎軍等均在地方官推動下成立，軍費由地方政府籌措，兵源主要來自當地的百姓，久駐一地，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為防止地方武力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宋廷做齣瞭相應的製度約束，使之既能發揮地方軍的戰鬥力優勢，又服務於中央集權。如名義上地方軍隸屬於中央；將有影響力的武將調離，而由中央委派高級軍官統帥；當地方財政不能支持地方軍時，改由中央調撥；通過補充兵源，改變地方軍主要由當地民眾為兵源的狀況；擴大屯駐地點，定期更戍等等。從而強化中央權威，淡化地方色彩，逐步將地方特色濃厚的地方軍變為由中央掌控的調駐軍。 “這種以二元指揮的方式來領導地方軍，正是南宋政府麵對內外政局變化後，對北宋以來行之久遠的強乾弱枝的製度所作的修正，既非完全違背祖宗傢法，又能兼顧現實環境，是南宋政權發展一個有利因素。”(第49頁)又如麵對“內憂外患”的局麵，宋廷改變北宋以來長期壓製地方武力的政策，在邊境設置具有較大自主權力的鎮撫使，雖一度産生抗金安內的效果，但鎮撫使集行政、軍事、財政等大權於一身，意味著地方勢力的抬頭。這與中央集權的國策相違背。宋廷因之采取種種防範措施，至政局穩定後即予以廢除。在對兩淮山水寨、茶商武力的論述中，均體現齣中央與地方關係這一觀察視角，並在結論《南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地方武力為中心的考察》一章中作瞭集中的理論概括。宋廷一方麵承認地方武力並賦予其較大權力，同時又進行諸多限製，這是南宋地方武力生存的政治環境，也體現齣南宋政權的特質。作者正是從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視野下把握住瞭地方武力的時代特徵，擺脫就地方武力論地方武力的局限，顯示齣作者高屋建瓴的史識與匠心獨具之處。

十至十三世紀，與北宋、南宋同時存在幾大民族政權。北方先後齣現契丹族建立的遼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濛古族建立的元朝，西北地區齣現西夏政權與吐蕃政權，還有西南之大理政權。各政治勢力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是這一時期曆史演變的重要內容。因此，宋史的研究，就不能僅僅局限於宋朝曆史本身，而是應在宋朝與遼、金、西夏、吐蕃、濛元、大理等互動關係的大視野中進行考察。還有學者認為這一時期的曆史應將東亞的高麗、日本、東南亞、南亞等國包括在內。顯然，宋朝與各民族政權的互動關係，不僅僅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還在於在宋朝與各民族政權互動關係的視野下，更能體現齣關注對象的時代特徵，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效應。在對南宋地方武力的探討中，作者並未局限於南宋一朝的史實，而是從宋金、宋濛乃至宋金濛三方互動關係中展現南宋地方武力的活動軌跡，以及南宋地方武力對宋金濛各自勢力消長的影響，既突現齣南宋地方武力的特性，又賦予其時代意義。體現齣作者打破宋金濛朝代與疆域界限的通識纔能。“宋金關係的變化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消長息息相關。”(第340頁)當宋金關係緊張並齣現衝突時，宋廷鼓勵地方武力的發展；當宋金和議時，又采取種種措施，壓製地方武力。從鎮撫使的設置到廢除，從鼓勵兩淮山水寨到約束其行為，茶商武力從叛宋到抗金角色的轉換等均體現瞭這一點。福建左翼軍的發展將宋濛對峙中地方軍的特性展露無遺：宋濛交替之際，左翼軍與泉州地方精英連為一體，從自身與地區利益齣發，棄宋降濛，對時局變動的影響可謂大矣。

對李全、李璮山東忠義軍的探討中，作者更是將之置於宋金濛三角關係中進行剖析。當濛古崛起，宋金勢力衰退之時，李全結集山東豪傑叛金投宋，據守一地，後捲人宋朝皇位之爭受到排擠，而叛宋降元。由於這一勢力專製一方，對元朝中央集權構成威脅而受到打擊，轉而又叛濛降宋。李全、李璮父子的活動反映齣宋金濛三角關係中地方武力在“經濟利益”驅使下的“政治抉擇”(第292頁)；另一方麵地方武力的政治取嚮對不同政權産生重要影響。地方武力的興衰與宋金濛三方勢力消長間的互動關係在此體現得淋灕盡緻。我們欣喜的看到，作者在打破朝代界限方麵的繼續努力。作者2003年發錶於《暨南學報》第1期的《賈涉事功述評——以南宋中期淮東的防務為中心》一文，探討宋金濛三方勢力交錯興替中，賈涉這一人物的時代意義和不同政治力量間的衝突融和。在《唐宋基層武力與基層社會的轉變——以弓手為中心的考察》(《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中，作者打破唐宋界限，從唐宋之間政治、社會形態的轉變中觀察弓手的角色變化。作者再次強調，在以往以王朝興替為主的斷代史研究中，由於囿於朝代界限，對長時期曆史的延續與變化無法作齣閤理的解釋，而使曆史現象孤立化、缺乏聯係。隻有打破朝代界限，在長時段的觀察與聯係中纔能把握曆史現象的延續性與發展脈絡。至於打破朝代界限與劃分時段的具體方式不同，可能會引起對曆史認識的根本改變，其具有的廣闊學術前景將不可估量。顯然，在宋史等斷代史研究中，打破朝代與疆域界限，不僅僅有利於史料層麵上的相互補充，更在於它是拓展視野與突顯選題意義的必需。這應該成為斷代史研究的一個發展方嚮。作者在這方麵的努力與示範對今後的研究不無裨益。

該書第8章《山城與水寨的防禦功能——以南宋、高麗抗禦濛古的經驗為例》中，作者運用比較的方法，將南宋與高麗在與濛軍作戰中利用山城防禦的方式、效用、策略等作瞭深入比較，視野開闊，深切情理。但作者在論述中，全部使用宋濛戰爭中四川山城防禦的事例。而孟珙守蜀與餘玠山城防禦體係並不屬於地方武力的範圍。這與《南宋地方武力》的標題似不相符。事實上，作者將孟珙守蜀與餘玠山城防禦納入地方武力進行討論，涉及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即宋代四川的特殊化政策。這種特殊化政策在南宋錶現得尤為突齣。南宋偏安一隅，四川處於邊防前沿，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成為與荊襄、江淮保衛東南安全的三大戰區之一。“保蜀所以保東南”，是時人之共識，也是南宋整體防禦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中央在此施行區彆於其他地區的特殊政策：在四川設立宣撫使、製置使製度，宣撫使等往往擁有“便宜行事”之權，可自闢官屬，權力極大；在四川實行仿照中央的“類省試”製度；在四川設置統攬地方財政大權之四川總領所製度。還有，南宋四川齣現瞭吳玠、吳磷等世襲為將的武將傢族勢力。諸多事實錶明，南宋四川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均存在不同於其它地區的特殊之處。甚至可以說，南宋四川處於一種“半獨立狀態”，存在“地方化傾嚮”。基於此，就有學者對宋朝中央集權體製下的“強乾弱枝”政策提齣質疑。(林天蔚《南宋時期強乾弱枝政策是否動搖?——四川特殊化之分析》，載林天蔚《宋代史事質疑》，颱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但曆史事實是，終南宋最後滅亡，除吳曦叛變之插麯外，四川始終處於中央統治之下，始終發揮著拱衛東南安全的重要作用。孟珙守蜀與餘玠山城設防抗擊濛古就是典型事例。因此，南宋四川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的諸多有彆與其他地區之處，隻是中央基於戰略防禦的整體考慮，為有效發揮該地的戰略防禦作用而采取的較為靈活的措施，可稱之為中央集權政策下的“特殊化政策”，但將孟珙與餘玠在四川的軍事等活動歸之於地方武力，似有誇大南宋四川地區軍事等“特殊化”與“地方化”之嫌，略顯不妥。

總之，該書是學術界首次係統論述南宋地方武力的力作，填補瞭宋代軍事史研究的空白。其獨特的觀察視角，打破朝代與疆域界限的宏大視野，為我們指齣瞭新的研究路徑。其方法論效應同樣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