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赞国

现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教授（2009-），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荣誉教授（2009-），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2010-2012）。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1976），美国德州大学奥斯丁校区新闻系博士（1986）。曾任台湾联合报记者（1976，,1978-80），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访问学者（1993-9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资深研究员（1996-97）,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教授、副教授和教授（1990-2009）。并曾担任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学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国际新闻组组长（1990-91），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会长（1996-98）。曾获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学会国际新闻组杰出贡献奖（2005）。从2002年起，担任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副编辑。

公民新聞，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與操作，更是網絡與個人傳播設備普及後一個方興未艾的現象。公民記者的出現，代表專業記者在報導和評論公共事務上已脫離人民的期待。

不管是民主或集權國家，跟傳統新聞記者一樣，公民記者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方面，都不可或缺，只是角色及功能有別。公民，而為記者，這是另類新聞的建構，對建制新聞的一種不滿和挑戰。

「匆促的記者」有雙重含義，一方面著重公民記者「捨我其誰」的急迫感，另一方面批判專業記者「唯利是圖」的急就章。兩者的互動牽涉公民社會與主流新聞媒體的為與不為，關係人民對現實世界的認知和生活經驗的取捨。

由於歷史因素、結構和環境使然，中港台的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呈現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不論是追求利潤的異化，或依附權勢的腐化，主流新聞媒體的墮落都有脈絡可尋，公民新聞的理念和實踐也因此有相當差異的走向，反映出整體需求與個人機會安排的分野。

這是第一本比較中港台公民新聞、媒體和社會的專著。透過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匆促的記者」嘗試在名詞和行動之間，檢視公民新聞的促因、守門人和新聞界限、公民社會的擴張、微博與新聞自由、獨立媒體和財團壟斷、公民記者和國家機器、與新聞何去何從等問題。

序言

匆促的記者：由名詞到行動

公民記者，顧名思義，指的是從事新聞報導工作的公民。

這個定義簡潔明瞭，但定義本身不能解釋為什一個名詞（公民記者）與其所指涉的行動（新聞報導）會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中，特別是網絡時代。公民記者這個名詞被普遍使用，大約是在2000年代初期。

不論是普通用語或專門術語，一個名詞的產生與使用，往往脫不了特定的時空背景，總有歷史的軌道和複雜的當時社會因素使然。過去的經驗與現在的情境交互牽扯、修訂和塑造，名詞及現實就有理論的原則和操作實證的基礎關係。

舉例說，2003年肆虐香港和其他地方的一個急性流行性傳染病毒，最早爆發在2002年11月16日中國廣東省。由於致命的起因不明，民間認為是種難以解釋的「怪病」，鄉里市井遂流傳毫無科學依據的預防偏方，如以醋熏對抗病毒，以訛傳訛。

既然怪病無以名之，未知的事務便代表某種異象，穿鑿附會之下，人為災難或天譴的流言四起，人心惶惶。中國官方以謠言惑眾，混淆視聽，封鎖了新聞媒體與網路對疫情的報導和討論。2002年12月到2003年4月初，有關疫情癥狀的任何名詞因而並未見諸中國的新聞報導，但病毒繼續流竄。

2003年2月21日，病原由一個廣州訪客帶入香港，再傳染到其他地方，尤其是擴散到世界許多華人聚居的城市。在幾個月內，病毒橫掃，受感染的人數激增，重者死亡，輕者住院，弄得危機四伏。

最後，全球有29個國家和地區受波及，造成774人死亡，8,096人住院，其中以中國（348人）、香港（299人）、台灣（47人）、加拿大（38人）和新加坡（32人）最為慘重，包括前三地區的17位醫護人員殉職。中國於2003年6月15日遏止病毒的擴散，全世界的最後一個病例（2003年7月13日）則出現在美國（《南華早報》，2013年3月2日，頁A16）。

這期間，世界衛生組織根據病情，於2003年3月15日將最早在廣東被看成是怪病的傳染病正式命名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SARS。任何簡稱的根本作用，不過在方便溝通，避免冗長的文字減低傳播的效率。

SARS的英文縮寫卻讓香港特區政府（SAR）頗為難堪（《南華早報》雜誌，2013年3月31日，頁27），在官方發佈的英文新聞稿中堅持稱為atypical pneumonia， 中文是「非典型性肺炎」或「非典」，音譯為「沙士」。香港特區政府的反應其實是阿Q罷了，不管如何稱呼，SARS的致命力不會因用字不同而有所差別，就像在國名冠上「人民」兩字的國家，幾乎都不是民主國家。

從官方到民間，由海內到海外，中國掩飾SARS疫情的動機有不同的解釋，例如安定民心、維持社會秩序、地方官僚無能顢頇、醫療預警系統的腐敗、草菅人命、建立政府威信或保護國家形象等，不一而足。美國《時代》雜誌2003年5月5日以「SARS的真相」為題的封面報導，只是其中一個對中國的嚴厲指控。

剛開始時，北京政權信誓旦旦，堅持一切都在衛生機構的控制之下，還多少瞞天過海，讓各國信以為真。最終引起其他國家重視SARS的新聞報導，不是出自中國或香港的媒體，而是美國的《時代》雜誌和其他媒體。

10年後，根據Fionnuala McHugh在《南華早報》（2013年3月31日，頁27）雜誌的報導，SARS似乎是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時，海外媒體所預期報導的故事，它們幾乎指望帶有新聞價值的死亡事件會跨過中國邊境；SARS是香港真正移交的時刻。

當時，海外媒體的消息來源是北京解放軍301醫院的退休醫生蔣彥永，一個在中國醫療體系邊緣的公民。2003年4月初，他以電子郵件的方式把SARS在北京的嚴重情況，先傳給國內兩個媒體集團，但未獲回應（《南華早報》，2013年4月13日，頁A6），他只好對外發佈。

儘管事態嚴重，面對這種敏感事件，國內的新聞媒體顯然另有顧慮，美國的《時代》週刊和其他媒體卻報導了蔣彥永的訪問。北京官方罔顧生命，一手遮天的蠻橫舉止，令世界各國政府不滿，輿論譁然。紙終究包不住火，中國政府被迫承認疫情，並免去衛生部長張文康的職務。

從2002年底到2003年4月初，在整個SARS疫情於中國流傳過程中，蔣彥永不僅盡到了醫生應有的職責，當北京官方對他的警告和質問視若無睹時，特別是新聞媒體受到國家機器的壓迫，而噤若寒蟬，他也扮演了一個公民記者的角色，雖然他未必有此念頭。其實，公民記者的概念在當時的中國還未受到重視。

以存在論和知識論的角度探討，SARS的不幸事件包含概念與現實之間的互動，以及它們各自所可能帶來對外在環境的理解或誤解，與對應的操作方法。

具體說，由發生到結束，SARS牽涉兩個並行的過程：其一，疾病本身的流傳—它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如北京官方的蓄意隱瞞，這是客觀的存在；其二，疾病的新聞報導—它不能獨立於SARS之外，無中生有，既必須有客觀依據，又不免主觀干擾，如個人先入為主的看法，包括政府官員和記者。

這兩個過程的進展時而平行，像鐵路的兩條軌道，時而交叉，如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前者是事件或物體與概念的脫鉤，後者則是現實和視覺或想像的接觸，它們所引起的效應，不論是正面或負面，都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或解決辦法。

如果SARS是個怪病，它的起因和治療範圍就難以明確界定。因為不確定，它的後果便不易掌握，對北京政權的正當性和穩定性所可能帶來的威脅也相對提高。中國政府隱瞞事實的做法就算事出有因，頂多是鴕鳥心態，無助防範疫情的擴大，反而火上加油。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診斷，雖然照樣無法阻止病毒「殺死」病人，或危害人間，一個名詞的準確運用至少縮小了醫治的門徑。所謂對症下藥，症是認知，下藥是操作，或許這是在疾病流傳後期，其他國家較少有人死亡的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說，北京官方的刻意欺瞞不免助長中國、香港和台灣在疫情爆發後許多生命的無謂喪失。名詞與行動之間的關係全在一念之間，禁止某個名詞的討論或流通，如SARS，也就限制了所有可能的對應之道。

名詞與行動

當然，名詞或稱呼的存在與否，無損事件或行動的發生。蔣彥永的電子郵件除了透露真相，更傳達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他曾經當過醫生，醫學經驗、知識和見解卻不被官方與媒體重視和接受；他不是記者，卻做了類似新聞報導的工作，以消息來源，受到了國外主流媒體的關注。

這個故事的教訓是，在中國的國家機器與主流媒體之外，即使是邊緣的個人對社會中心也會產生相當的作用。無論是天災或人禍，SARS是個不幸悲劇，牽扯出事件、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的錯綜複雜問題，它們多少都和定義有關。

SARS是天災，還是人禍？它們的分野何在？

事件如何成為新聞？一人哭，或天下哭，何時才算事態嚴重？

媒體是人民的耳目，或是上情下達的工具？人命大，還是國家顏面緊要？

公民社會以個人為主，還是以集體為重？集體是個人的總和？誰來代表？

要回答這些問題，先決條件是界定每個關鍵名詞。定義是抽象的，行動則很具體，兩者之間是否有一對一的必然關係？如是，抽象的定義怎麼精確轉化成具體的行動？如果不是，相同的行動是否可用不同的名詞來描述？

同樣的道理，在公民記者和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的多角關係中，一個基本的問題就值得深入探討：既然是新聞報導，為什平常通用的「記者」一詞不足以表達，還得另創新詞？

記者就是記者，公民記者到底是記者這個概念的擴張或限定？

由知識社會學的視野看，一個概念或術語的出現，與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息息相關，不會冒然而生。這些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極其錯綜（Mannheim, 1936），其中能動性（agency）和結構（structure）的互為促因及後果，對概念的產生與形成，特別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從字義表面看，公民記者是個很簡單的名詞，它不過是在眾所周知的「記者」稱呼上附加「公民」兩字。也就是說，公民記者有別於一般記者。如果要吹毛求疵，跟白馬非馬的爭論一樣，公民記者與記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不能相提並論。說白馬非馬，當然是詭辯，經不起仔細推敲。

深一層看，公民記者這個概念相當複雜，包含兩個現代社會的重要觀念：公民與記者。分開來談，公民或記者的定義及其社會效用牽涉廣泛，觸及民族/國家的興起、公民社會的存在、公民的權利及義務、民主機制和言論自由的保障、人民當家做主與知的權利，以及媒體獨立和新聞自由等。

不論中外，有關公民或記者這兩個概念的討論和爭辯，再加上它們彼此間的互動結果，大多圍繞在這些衍生出來的問題。每一個子題都可以單獨成書，更多的是成千上萬的學術論文或報紙雜誌的文章。

即使書籍浩瀚，知識與經驗的累積多年，到目前，沒有人可以大言不慚的說，公民或記者的定義早已塵埃落定，它們的效應也一清二楚，毫無疑慮。

採取這種立場的人，如果不是一知半解，便是視野狹窄，甚至是專斷，容不下其他另類或替代觀點。共產主義國家，如中國、北韓和古巴，把新聞媒體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全置於國家領導之下（其實是共產黨的指揮系統），便是很好的例子。這些國家都有新聞記者的行業，他們的形成卻往往無關公民的社會角色。

就算在民主、自由國家，公民與記者的角色與功能也非一成不變。由於封建與民主的歷史鬥爭、社會變遷、資本主義商業化的宰制、新聞與權勢及財團掛鉤、資訊與傳播科技的突飛猛進、公民社會的擴張和個人獨立自主意識的抬頭等主要因素，公民與記者的意義和實際操作不斷被反覆檢驗。這兩個概念的內涵因此是流動的，隨時空而異。

公民記者既然是公民與記者兩個概念的合併，以總體永遠大於個別單元的合計看，在抽象角度上，公民記者概念的出現絕非偶然，公民新聞更不是無風起浪，那些以公民記者自居的人也非渾水摸魚或無理取鬧，總有理論與操作的基礎。

以通俗話來說，所謂的公民記者，在一般人眼中，很可能就是冒牌記者或山寨記者，反正不是真的記者。至少這個名詞初聽之下，許多人會產生不少在傳播研究文獻中常探討的疑問：

公民記者是新聞記者，還是社會行動者？亦或兩者兼具？

公民記者到底所為何事？

社會上既然有專業記者，為什還出現公民記者？

誰來決定公民記者的身份？

當一個公民記者是否有些特定的要求或規定？

數據網絡的興起與個人通訊工具的普及，跟公民新聞有什關聯？

專業記者受僱於新聞媒體，公民記者替誰做事？

相對於專業的新聞工作，公民記者應該是業餘了？

傳統媒體的新聞報導都經過編輯部審核，在事實與評論上，力求客觀和平衡，公民記者由誰把關？

專業記者面對外來壓力時，尤其是來自國家機器與利益團體的威脅利誘，所屬的媒體組織通常可以提供法律辯護和財力支持的機制，公民記者會不會為五斗米折腰？

有關受眾隱私及其他職業道德問題，主流媒體有一套可循的內外專業規範，執行起來大致對記者的舉止有相當約束作用，公民記者向誰負責？

公民新聞對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到底效應如何？

這些問題看似容易，由於牽涉經濟、政治、科技、傳播、社會、文化和心理等層面，回答起來，卻是千頭萬緒，恐怕一時不會有明確的答案，更可能會言人人殊。

一方面，公民記者出現的時間還很短暫，大致是2000年代初期的事，幾乎沒有歷史或成規可言；公民記者的社會角色和傳播效用仍然混沌不清，在新聞報導上的定位與功能，也有待時間的考驗和釐清。

另一方面，公民記者的操作大多圍繞個別突發或危機事件，事過境遷後，很少系統化。任何缺乏持續性的社會操作或組織安排，要形成某種制度，從而挑戰、改變甚至取代現有的制度，不僅會後繼無力，也難以蔚為風潮。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公民記者是意識的覺醒與某種獨立的宣稱，亦即普通人以公民的姿態在新聞領域取得新定位，而非毫無個人特性的廣大受之一，更不是傳統媒體用以營利的基本單位。如果新聞是社會檔案，公民新聞就不是附件，而是主文，由成千上萬的獨立公民共同主筆。

從新聞這個概念出現在人類歷史的記載中起，記者在社會所扮演與應擔當的角色，就一直是新聞界和學術界爭論不休的難題，更何況新興的公民記者。本書不可能，更無意，在這方面強作仲裁。

嚴格說，「公民記者」也許是網絡擴散後的流行概念，公民新聞的操作其實不算新奇，大約是一種有別於傳統建制的主流報導做法，在觀念與實際操作上，打破墨守成規，跟早期的前衛派（avant-garde）作家的風格有點類似。

在1920年代，捷克的共產黨新聞記者Egon Erwin Kisch站在獨特的角度或立場，推出一系列的寫實與社會批判報導文學，以「匆促的記者」（Reporter in a Rush）聞名。後來，這些前衛派的左派報導文學經由電影院在西方流傳，逐漸演變為新聞紀錄片和攝影新聞的濫觴（Hobsbawm, 1994，頁192）。

目前的公民記者自然與共產黨或左派無關，在報導題材上也與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之間的社會動盪大異其趣。網絡與社交媒體的無所不在，至少不是當年的傳播環境可以比擬，全球化也壓縮了時空，打破國界與心理的樊籬。

由於大部分公民記者與傳統記者對現實事件的看法有所差別，縱然具有某種前瞻性的視野，除了少數例外，他們對社會的關注偏重短暫的效應，而非長期影響，與前衛派「匆促的記者」沒有兩樣。

公民記者並非來去匆匆，以「匆促的記者」稱呼當今的公民記者，不意味對他們的工作能力有任何貶義，頂多突顯他們在新聞報導過程中稍縱即逝的作用，以及堅持社會使命的一種「捨我其誰」的急迫感。光從名詞看，他們先是公民，然後是記者（何雪瑩，《明報》，2010年11月7日，頁P3）。

在追求時效、速食文化產物充斥市場的情況下，包括意見的自由市場，「匆促的記者」用來描述目前主流新聞記者的操作行為，也很貼切。為了與網絡媒體競爭，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傳統的媒體已經放棄了嚴謹查證、深入調查的專業化守則，急就章的設法在所謂的「第一時間」內，搶先報導或評論，置真相和真理於不顧。

從傳統新聞到公民新聞，這其間的轉化過程是意識的覺醒，某種心靈特質的呈現。也許，《詩經》「王風」集一首名為「黍離」的詩中一句話，可以用來作為公民記者的寫照：「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本書的主要目的，就相關課題，不在提出一言九鼎的論斷，而在提供知識的蒙與批判性的見解。透過相關理論架構與比較研究設計，檢視中國、香港與台灣的實際例子，分析公民新聞、媒體和社會之間的三角關係及互動，並探討公民記者在公民社會中何去何從。

一個公民記者再如何神通廣大，知識和能力總是有限，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和論述，掛一漏萬，在所難免。一旦成千上萬的普通人投入新聞報導的工作，他們的力量總和無疑將遠大於單獨個人的努力，新聞觸角與涵蓋面也將滲透社會各階層，深化公民社會的基礎。沒有公民的參與，公民社會將難以成形，更遑論操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書只是一個小起步，一種概論的嘗試，談不上面面俱到。更多的書仍有待關心公民社會與民主體制如何在中國、香港和台灣落地生根的人來動筆，在歷史長河逆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