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葳，重庆人。美术史博士，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学术委员。先后任Art Exit杂志主编、Muse Art杂志总编。2009年获“王森然美术史奖”。受邀出席重要会议包括“中国艺术会议”(英国牛津)、第1、2、3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北京)、文化部第八届中国艺术产业论坛(北京)等。主要策划有“聚合的视野——国际青年艺术家联展”(北京)、“经验/惊艳：中国当代艺术展”(北京)、“独白：艺术的重建”(北京/成都)、“头发的故事”(北京)、“在前卫中抒情”(重庆)等展览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高峰论坛”(清华大学)、“新世纪的冲突与梦想：新锐批评家论坛”(北京墙美术馆)、“中国抽象艺术研讨会”(北京一月当代画廊)等会议;在全国各类刊物发表有《后殖民批评，民族主义与本质主义》、《无名画会考》、《为什么没有“新乡土”?》、《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几种倾向》、《反抗的终结与阐释的焦虑：中国抽象艺术中的前卫性及其当代反思》、《艺术史逻辑、全球化语境与卡通一代的实践》、《后现代艺术在中国》、《装置艺术及其审美基础》、《当代“影像”与摄影史的重构》、《捍卫批评》、《艺术史的“监狱”》各类论文和评论百余篇。

作为19世纪中后期法国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让-弗朗索瓦·米勒以《播种者》、《休息的收割者》、《拾穗者》、《晚祷》等作品而举世闻名。然而，从19世纪中期至现在，艺术评论和专业研究中的米勒形象及其绘画却总是充满争议。在米勒的时代，左派对他进行社会和政治的革命式解读，而右派则将田园牧歌的诗意化理解加诸其身。由两种社会阶级和基本价值观差异所带来的冲突至少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此后，米勒的主要赞助人和首位传记作者桑西埃将他“神化”为虔诚而天才的“农民画家”。这一观点首先受到法国、美国中产阶级和一般大众的广泛认同，继而传播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该种观点在艺术评论和研究中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和艺术社会史的发展为对米勒的看法带来了改变。一方面，西方的评论家和艺术史家基于上述方法，通过重新核定原始材料，力图破除“米勒神话”，恢复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及生活中的真实米勒；另一方面，同时代或稍早的中国评论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氛围、具体社会政治事件的影响下，以相似的视角，非常统一地将米勒塑造为同情社会主义革命和劳动人民的现实主义“英雄”。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自己笔下的米勒是“真实”的，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真实的米勒。这一切评论和研究都必然基于作者的某种显性或隐性的特定目的，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甚至，评论家和艺术史家的个人经历也会对其研究产生影响。受益于艺术社会史理论的发展和福柯关于知识的研究，《美学博士文丛·历史的错位：让-弗朗索瓦·米勒研究》在梳理关于米勒研究发展历史的同时，更将焦点集中在“写作”及其与“语境”的关系上，分析不同评论者和研究者所书写的不同文本，比较文本间的异同，以及文本形成背后的宏观与微观、显在或潜在的条件——正是这些条件的交错造成了对米勒看法的相同或不同，创造了“这样”或“那样”、甚至完全对立的“米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