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卷校经: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二重互证》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许建平编著的《读卷校经: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二重互证》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
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许建平,1963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1985年获杭州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杭州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兰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94年任教于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94年5月转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学术方向为敦煌学、经学、训诂学。2009年9月至2010年1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现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浙江省语言学会理事、《敦煌研究》编辑部特邀编委、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著有《敦煌文献丛考》(2005)、《敦煌经籍叙录》(2006)、《敦煌音义汇考》(1997合著)、《敦煌经部文献合集》(2008,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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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才读完其中关于“异文辨析中的语境重建”这一章节,简直是醍醐灌顶。在此之前,我对校勘的理解还停留在“哪个字写错了”的初级阶段,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作者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了,很多看起来像是“错误”的异文,实际上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阅读群体下的“正确”表达。他通过对比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抄本,揭示了语言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微妙张力。这种对“不确定性”的坦然接受和深入挖掘,展现了极高的学术成熟度。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罕见碑刻和私家手稿作为旁证,这些一手资料的引入,极大地增强了论述的说服力,让人感觉到作者的功力之深厚,是真正下过苦功夫的。这本书对于提升学者的辨伪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评分翻开这本《古籍校注丛谈》,我立刻被它那严谨细致的学术态度所吸引。作者在开篇就阐明了校勘学对于传承和理解古代典籍的重要性,那种对文字的敬畏之心跃然纸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版本源流的梳理,简直是一部微型的版本史。书中对宋、元、明三个不同时期刻本的细微差异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甚至连纸张的纤维、墨色的深浅都作为佐证。尤其是在比对几部罕见孤本时,作者展现出的那种抽丝剥茧般的考证能力,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并非简单地罗列异文,而是深入剖析了造成差异的时代背景、抄写习惯乃至避讳制度,使得每一次的“正误取舍”都有坚实的学理支撑。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古籍修复师,一同在历史的尘埃中辨识着每一处细微的笔误,体会着字里行间流淌的千年文脉。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工具书,更像是一堂生动的、充满激情的古代文献学导论课,对于任何想深入了解文本流变的人来说,都是一份宝贵的指引。
评分这本书的学术范式非常清晰,但它的语言风格却出人意料地富有感染力。虽然主题是严肃的校勘学,但作者的文字表达却避免了学究气的冗长和枯燥。尤其在总结部分,他用了一种近乎哲思的口吻,探讨了“文本的永恒性与流变性”这一宏大命题。他提出,我们今天所接触的每一部经典,都是无数次“修正”与“误读”叠加的产物,而校勘的工作,正是对这种“不完美之完美”的致敬。这种对经典的辩证性思考,让这本书的价值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文献学专著,具备了某种跨越学科的启示意义。阅读完毕后,我合上书本,感觉自己看待以往阅读过的任何古籍的眼光,都多了一层深邃的、历史的滤镜,这种收获是无价的。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需要沉下心来的,它不是那种可以走马观花地翻阅的书籍。当我深入到论述“避讳对古籍讹误的影响”那一节时,我不得不停下来,仔细对照书中所列的几个宋代官刻本的例子。作者细致地分析了当时朝廷对特定字眼的管制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抄书匠的笔法,甚至是他们在校对时的疏漏。他甚至推演出,因为某位皇帝的讳名,导致后续的几代抄本中,原应为“周”的字被统一改成了“出”,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动,如何造成了后世学者对某篇赋意旨的长期误解。这种对历史细节的精确捕捉和逻辑推导,让我对古代文人的处境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它教会我的,不仅仅是如何辨别真伪,更重要的是理解文本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约束。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令人眼前一亮,简约而不失古朴,那种厚重的纸张手感,拿在手里就有一种沉甸甸的学术分量感。我本来以为这会是一本晦涩难懂的专业著作,但阅读起来却出奇地流畅。作者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好,他很擅长将枯燥的校勘实例,融入到生动的历史场景中去阐释。比如,他在论述某一位唐代注家对《庄子》某段话的误读时,不仅指出了文字上的偏差,还详细描述了当时士人对“逍遥”概念的不同理解,将文本的考订和思想史的研究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种跨学科的视野,极大地拓宽了我对传统文献整理工作的认识。我尤其欣赏作者那种带着人文关怀的笔调,他对待古籍的态度,与其说是在“订正”前人的错误,不如说是在“重建”历史的完整面貌,让人感受到一种对先贤智慧的尊重与继承,而不是一味地挑剔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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