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與外部世界發生關係，由於知識的存在，而得以超越單純的感官體驗。近代中國自“開眼看世界”後，西方新知大量湧入，深刻地改變瞭國人從時間和空間角度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對於當時習慣瞭傳統“經、史、子、集”學問分類的中國讀書人，麵對按各門學科劃分、蔚為體係的新知識，所要做的，絕不隻是囫圇吞下、勉力消化，更需鼓起斷臂切腕、從頭來過的勇氣。從本書的諸篇文章中，讀者自可發現，這些新知識的齣現，背後包含的是何等復雜而艱難的情勢，而展現此中情勢，正可謂是“知識生産”研究的初衷。

在此，有必要對本書所說的“知識生産”（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做些說明。“知識生産”不是近期流行的所謂“知識經濟”“知識産業”意義上的，也就是說，並不是在社會科學層麵上研究知識如何成為“生産力”。本書主要討論的是，近代以來，諸種知識如何在中西互動的格局下逐步形成，並通過報章雜誌、著作、教科書、學刊、圖冊等各種形式傳播，從而成為某種程度上的公眾知識——我們希望迴到更為具體的曆史情境中討論“知識如何被生産的”。

“知識如何被生産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對知識本身所內含的“真理性宣稱”（truthclaim）的一種質疑和反思。從知識社會學角度看，知識在社會傳播的過程中，內含一種傾嚮，即自我宣稱為“真理”，這使它以“真理”的麵貌齣現。而從曆史學角度看，知識本身都是曆史性的，其生成和傳播，都須經曆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基於各種“真理性宣稱”，已被生産齣來的知識不斷地參與到新知識的生産過程中，從而形成一個知識體係。

“真理性宣稱”當然是促成知識在社會中傳播的關鍵因素，如果一種知識否定自身為“真”，則幾無傳播的可能與必要；同時，這種宣稱也保證瞭在特定的論辯邏輯和社會環境下，某些知識脫穎而齣，成為當時的“權威”，從而影響和掌控人們對世界的認知。然而，從另一麵看，宣稱為“真理”，可能會削弱對知識本身的反思。對大部分受眾而言，知識本身的建構性和“暫時性”（temporality）並不是他們關心的重點，因此往往被忽視。當一個知識體係層纍成型後，對其反思就變得愈發艱難。

此類情況在本書研究的重要對象——教科書中體現得最為明顯。由於教科書這種載體的特殊功能、編寫方式和讀者對象，知識在其中以一種更具“權威性”的麵目齣現。如果我們從“知識∕權力”關係的角度去看，那麼教科書編寫中的諸多方麵，都在實踐一種權力的運作——對讀者施加知識的“規訓”。這其中既有較為明顯的部分，比如價值觀念、道德評判、文化認同，也包括相對隱性的，諸如知識的分科劃界、次第排序、敘述模式等。對於成長中的少年和青年讀者而言，這種“規訓”甚至可能成為伴隨終生的精神留存。曆史、地理、國文等教科書，往往能影響人一生看待世界的眼光，學人甚至到老時方能自覺於此，這在近代中國不乏其例。

以上所說還隻是基於知識內在特點的分析。當知識獲得載體，進入社會領域流通，它與“權力”的關係就變得更加緊密。中國近代以來，由於社會環境變化和技術革新，齣版事業蓬勃興盛。盡管書籍是學問津梁，但印書販書卻是一樁“生意”，古今中外皆然。不過，進入20世紀，這樁生意的規模之大、影響之廣、情狀之復雜，自不可與古時同日而語。各類經濟、社會、文化資本參與其間，官與民、精英與大眾的角力不斷。知識生産的社會麵嚮，本身即構成一門獨特的“文化政治學”。

所以，研究曆史中的“知識生産”，正是希望把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某些知識的“繩結”打開，爬梳知識製造、流動、重組的綫索，以抽絲剝繭之手法，揭示知識在特定文化和社會語境中成為“權威”的全過程。當然，在近代中國的特殊情境中，問題並不簡單。大部分新知識的産生，不是來自傳統知識的傳承鋪衍，而是或吸收西學或汲取“東學”的結果，其中經曆瞭“西—中”或“西—東—中”的語境跨越。

由此我們想到，在觀念和知識研究領域，近年來國際上齣現瞭一種“空間轉嚮”（spatial turn）。這種“轉嚮”起初由科學史傢在科學知識生産的研究中提齣，即在質疑知識本身天然內含“普世真理”的同時，更強調知識的“空間性”，或說“本土性生成”。像自然科學這般看似足夠抽象和“普世”的知識，都不免被置於特殊空間內偶發性的天平上重新考量，其他知識自不待言。

知識史的“空間轉嚮”，與傳統意義上的“西學東漸”研究，當然有呼應之處，但前者更能為後者打開新的視野，它要求研究者不把西學簡單地看成“已知數”，不從“已知”的全能視角齣發，對西學引介加以好與壞、深與淺、全麵與片麵之類的評判，而需要以盡可能微觀的方式聚焦，對傳播的各個環節加以同等的考量。西學的傳播和新知識的齣現，並不隻是從文本到文本的紙麵聯係，而是知識在不同地域間“旅行”的結果。無論是知識本身，還是它的載體，都經曆瞭生産、交易、消費的麯摺過程；知識的運送者、販賣者、消費者、附帶品，都是這趟旅行中不容忽視的部分。

本書所收的論文，大部分曾在2013年7月6日至7日提交於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舉辦的“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産與文化政治——以教科書為中心”學術工作坊。此次工作坊為高哲一（Robert Culp）先生在中心訪學期間，與張仲民共同發起。工作坊最初希望集中討論“教科書”這一特彆的知識生産形式，但後來發現，如果將關注範圍擴大到近代知識史的更多方麵，則能相互參見，深化對相關主題的認知。故此，本書按文章論題，大緻分為“教科書研究”和“新知識的生産”上下兩部分。

現在看來，無論是工作坊期間熱烈而富於啓發性的討論，還是結集過程中新作者的信任和加入，都體現齣學者們對於“知識生産”這一課題的認同。這讓我們感到，近代中國“知識生産”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那個緊閉雙眼、蜷縮於學術子宮中的待産嬰孩，而是在眾人扶持之下茁壯成長的少年。盡管前路漫長，歧道叢生，但我們堅信，這項研究的不斷深入，必能為將來重新清理19世紀以來的漢語學術，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本書前言由章可撰寫，徐佳貴、金菊園兩位幫助校訂瞭全部文稿。在此我們謹嚮所有幫助工作坊舉辦和論文集齣版的同仁們，緻以最誠摯的謝意。

編者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