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筆名，本名不傳。香港專欄作家及文化與政治評論人，文章曾見於《明報》、《信報》、《蘋果日報》、《明報月刊》等，近見《信報》及《明報》。平日在公營機構供職，以黃老之道謀食，混跡江湖。

一九九五年於德國哥廷根大學獲文史學院哲學博士，專攻民俗學。去德之前，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中西比較文學及英國文學，復於樹仁學院及珠海書院執教西洋文學。

陳雲是客家人，香港土生，祖籍廣東寶安，幼居山村，長居城鎮，祖父輩在南洋落籍，走上不回歸之路。香港氣候不冷不熱，政局不民主不集權，社會不開放不封閉，好壞兼得，良莠不齊，為文可以反共，可以反美，淹留此地，不亦樂乎？

維護香港生活方式，捍衛香港本土，保育華夏語文，必須立足於主流，植根於學問。香港文人不學無術，信仰所謂普世價值、多元主義，必敗於中共。以為將香港的華夏根源、嶺南根源丟棄，去中心化、去主流化，攻擊主流價值與父權文化，即可得到解放，以為根據多元文化便可和平共處，是香港好多左翼抗爭者和輿論寫手的政治幼稚病。舉個例，你一旦放棄堅持主流與正統，中國大陸新移民是香港族群的一員，人口也到達關鍵數量，他們在立法會動議，要政府同時採用普通話及簡體字為中文書寫體及交流語，你完全無法招架。

序

序言——左膠是自以為是的詭辯家

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經常講一個笑話。晚上，某人在路燈下找他丟失的鑰匙，尋尋覓覓，惹來路人好奇，問他在何處丟了鑰匙。他卻說另一方的黑暗角落裏丟的。路人問，為什麼要到街燈下來找鑰匙呢？那人說：「因為這裏比較亮。」左膠就是不斷錯失社運目標的社運家，重要的是，要在記者鏡頭的鎂光燈下錯失社運目標。這樣他們就可以出名，社運目標搞散之後，等到某一日，被社運針對的政府或大財團會給左膠的機構一點資助或安排職位。

左膠是香港或承平日久的社會的產物。這些社會的人民喪失政治承擔，保家衛國的精神，但高等教育的道德驅使，令這些處於社會中產或想上升為中產的人，要做一點事，盡一點義務提升自己的道德虛榮感。於是，左膠出現了。左膠告訴這些人，做事的方式很多種，要和平理性非暴力才是時髦和合乎道德的，事情非常複雜，要理解清楚，討論清楚，分階段進行才可以去做的。領袖也是普通人，與民眾一樣，都是會哭的，也許還是同性戀，請不要嘲笑他們啊。

左膠說，公平抗命，要學甘地、馬丁路德金這些和平非暴力的抗爭者。但他們不會告訴你，也許他們也不知道，印度獨立鬥爭、美國黑人平權鬥爭，有多少流血打鬥，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也不會放棄使用武力，更不會嘲笑那些使用武力的鬥爭同道。至於那位身穿哲古華拉的梁國雄議員，也不會學哲古華拉這位拉丁美洲解放運動英烈的武力鬥爭，而是擅長玩司法覆核。

左膠並非那種在實踐行動之中澄清意義、創造有利條件的左翼，而是在行動的前、後和期間，都不斷思考定義、策略與手法的一群詭辯家。他們在鬥爭的時候，會忽然開小組討論，研討什麼是保育、什麼是本土、國民教育的國民是什麼、什麼是香港人之類。得出的結論，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居港的中國新移民也是香港人，﹁敵人也是鄰居﹂，而根本沒有本家，你也是你自己的鄰居。左膠的思想源頭，不是來自傳統左翼的馬克思鬥爭理論及唯物辯證法，而是有一點馬克思主義影子的後現代理論。後現代理論，由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開其端，至法國解構主義學者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總其成。索緒爾主張語詞與語義的連結是武斷的，語言的符號與語言的意義沒有必然的義理關聯在內的。德里達說，詞義在不斷的滑失之中，一開口，你就休想捉住意義。

我們不應再相信語言，於是用語言來構成的行動理論也必須隨時修正，修正也不會修成正果，只是避免陷入固執。你說失敗了， 他們說失敗不是由他們定義的，沒有絕對的定義，他們是階段性勝利，不是失敗，下次大家會再來唱歌和集會和討論的。（這是索緒爾的例子示範。）這是左膠的永續社運、失敗之後檢討失敗但下次一樣失敗但只要有下次這次失敗就不是失敗，而是持續的勝利。（以上的一句，就是德里達的詞義滑失的示範。）

舉個例子，論到窮人。運用後現代思維的左膠會問：「Sorry。什麼是『窮』？你如何定義『窮』？是物質上的『窮』，還是心靈的『窮』？我每日用一千元，身穿Gap的T恤，抗爭之後去星巴克咖啡店，我也可以覺得自己好『窮』。『窮』是相對的嘛，無固定標準的。所以我們要開小組討論，大家談論一下什麼是『窮』，之後每個組長出來share，不一定有結論，但談論本身就有意義⋯⋯」

我們的確不可能全然掌握知識和定義，但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在我們的溝通能力之內，我們的確又可以澄清定義而採取行動的。要將事情弄清楚才行動，即使大家都知道事情該如何做，但左膠也認為要再三討論，這就是維穩了。例如二○一四年的佔領中環行動，之前的左膠戴耀廷等人就花費了一年時間，在社區會堂帶領民眾討論，什麼是民主，民主的制度是什麼，適合香港的民主普選方式是什麼。民主已經有既定做法，政治學理與制度也大概穩定，告訴民眾知道就可以了。為什麼要交給不懂得精細政治知識的民眾來討論呢？這些民眾在沒有知識裝備和學理指引之下來討論，又可以討論出個什麼來？

為了可以不斷討論，不斷滑失詞義，左膠最懼怕的是事實描述。在社運鬥爭的時候，左膠的思路，有以下四個進程程序：

一、左膠極力回避事實描述。因為這會引致共識的產生。有共識就有一致行動而取得勝利的機會。

二、在欠缺事實描述的情況下，從議題中獨立抽取單一概念，並質問定義何在。

三、引入小組討論，鼓勵眾人作純粹的哲理演繹或抒發個人感情，分享過程。結果在缺乏事實描述的客觀基礎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四、既然沒有共識，便不可使用無可逆轉的鬥爭方式，如武力鬥爭，必須採取不會傷害別人的、可以隨時叫停也必可事後補救的鬥爭方法，例如一人一信、默站、絕食、舉牌示威、發放紙飛機、行為藝術等。左膠也不准咒罵，他們稱之為語言暴力，會傷害人的。在新界東北保護農地的鬥爭，左膠叫農戶出來拍全家福照片感動政府，大家拿着玉米、蘿蔔和蔬菜來拍照就好，衣服和表情要做得像文青一樣，帶點侯孝賢電影的照片的漠然，鋤頭、鐵齒耙這些農具，當然統統要收好，不可出現在鏡頭範圍。

以二○一四年底的佔領行動做例子，根據我學生張樂天的憶述，左膠在旺角彌敦道的佔領區公然打麻將、打邊爐、打乒乓球，嬉戲的行為惹起示威市民不滿，屢勸不改，事件最終被《東方日報》記者於同年十月十日，以頭版頭條廣泛報道，副題為「旺角頓變遊樂場　打波打牌打邊爐」。翌日，有示威市民手持報紙追究左膠，指責他們的行為令傳媒得以乘機寫新聞故事，令其他香港市民對抗爭運動反感，損害佔領街道爭取民主的道德依據。

以下是當日某左膠社運家在小組討論會與圍觀市民的對話：

左膠：「其實打邊爐有什麼問題，抗爭方式是多元的嘛。」

示威市民：「問題是你給藉口其他人指責佔領者，影響示威的效果。」

左膠：「只有傻的人才會信煽情的報道。」

示威市民：「你搞抗爭，不用爭取民眾支持的嗎？現在抗爭時期，你是否該自律一下。」

左膠：「OK。自律。自律的意思，我認為我們每個人心裏都可能有不同的標準，所以可以大家拿出來談一下。」

市民：「⋯⋯（我是不是要吐血呢？）」

弱勢者要與搶錢鬥爭，必須列舉事實，方便大家理性了解，之後一致堅定行動。左膠在面對鬥爭的時候，卻不理會事實。例如左膠和泛民在二○一一年支持大陸產婦來香港生產小孩以便取得居留權，避免在大陸超額生小孩而受罰。香港很多市民反對這些雙非人，但左膠說問題不在這些雙非人的身上，而在香港的資源調配不足，應該「對準政權」，而不是組隊去謾罵這些無辜的大陸家庭，輸掉香港人的質素。

當反對者列舉香港的人口過度擠迫，婦科產婦床位根本不足應用，將來這些大陸小孩要讀書，長大要公屋、要就業機會，這些都不是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可以應付得來的。但左翼卻避免這些事實陳述，總是重複說，這是香港的政策問題、資源調配不夠的問題，不是大陸人的問題。至於香港的政策要如何改變、資源要如何調配，才可以滿足不斷湧入香港的大陸產婦的需求，左膠不會回答，只是重複他們的意見，就是不要對付大陸人，要對準香港特區政府的政權。然而，香港市民不是用示威來向香港特區政府請願了嗎？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用示威的方法謾罵大陸產婦而令政府改變做法，不是可以採取的方法嗎？但是，左膠卻認為這不道德，會輸掉香港人的質素。（事實證明，香港人謾罵大陸人的方法有效，令政府取消了大陸產婦的產房床位配額。）

左膠這種明顯違反常識也違反社運經驗的做法，在香港卻大行其道，因為和理非非的堅持，是我們的奴性教育制度推崇的，支援民主派的《蘋果日報》和《明報》也一直支持和理非非。這些人合在一起，是什麼呢？其實他們變相成了特區政府的維穩部隊。問題是，為什麼他們會得到這麼多市民的認同？這才是香港社會的大問題。

陳雲序於沙田

夏曆乙未年五月五日端午節

民國一百零四年西元二○一五年六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