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湖北省黄梅县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1917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18年赴美留学，入汉姆林大学哲学系。1919年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1921年获哲学硕士学位。次年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9年起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等。

编者简介

汤一介（1927—2014），系汤用彤哲嗣。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56年起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主要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等。

赵建永，1972年生，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是汤一介先生培养的博士后。自1996年起，做汤一介先生学术助手，协助整理校订《汤用彤全集》。博士学位论文《论汤用彤的中国哲学研究》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主持有关汤用彤学术思想研究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四批特别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课题。

汤用彤先生（189382—196451，字锡予）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佛教史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也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涌现出的一批学贯东西、会通古今的大师级思想家的代表之一。他身处一个新旧过渡的时代，这种过渡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用彤先生的全部思想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以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实现新旧顺利过渡的时代问题为其核心，并推动了这一时代学术发展的新陈代谢，从而使其学术人生鲜明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可谓中国学术近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一、思想酝酿——新旧过渡

（一）新旧教育

用彤先生家学渊源深厚，他中年时用“幼承庭训，早览乙部”来描述自己的家学传统教育。1908年，用彤先生随父亲来到北京，就学于北京顺天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该学堂前身是戊戌维新时期就开始筹设的顺天府中学堂。用彤先生除了上国文课外，还学习英文和数、理、化各科。用彤先生在戊班，梁漱溟在丙班，张申府在丁班，李继侗与郑天挺在庚班，一个年级为一班。他尝与梁漱溟共读印度哲学之书与佛教典籍。稍早考入顺天学堂的梁漱溟，当时名梁焕鼎，其回忆录中多次提及用彤先生等昔日中学同窗。

1909年7月，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成立，同时筹备附设肄业馆，让各地考选来的学生在此学习留学相关知识。1911年3月，用彤先生与吴宓分别从北京顺天学堂、西安宏道学堂考入刚成立的清华学堂中等科。两人性情虽异而志趣相近，意气相投，很快结为契友。他们心系国家之兴废存亡，极其注重道德品性的修养，常互相督促，一起切磋文章道义，畅谈人生。用彤先生在清华期间阅读中外图书甚多，经常发表读书心得，多醒世警言和奇思妙想，揭示出社会、哲学、宗教学乃至科学的不少重要问题。

用彤先生在清华打下了国学和西方语言、科学等西学的扎实基础。1914年，他担任清华学校达德学会刊物《益智》的总编辑，于1916年至1917年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后任该刊顾问，还曾担任1917届学生年级手册编辑。由于用彤先生工作出色，1917年6月荣获金奖。用彤先生在清华1917年夏毕业，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因治疗砂眼而缓行一年，以学生身份留校任国文和中国历史课教员。由是钱穆认为“其时锡予之国学基础亦可想见”钱穆：《忆锡予》，《燕园论学集》，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二）留学美国

1918年，用彤先生入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他认真学习各门课程，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文化，本科留学生活既紧张又充实，仅一学年（9个多月）就获得文学士学位（B.A.）。当时汉姆林大学校报上面曾有两篇关于他的报道。因其学绩出类拔萃，被荐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

陈寅恪、用彤先生与吴宓均在20世纪10年代末至20年代初就学于哈佛大学，分别主攻比较语言学、哲学和文学。他们虽学业和性情殊异，却志趣相投，文化理念契合，初识就引为知己，相交莫逆。又因三人在哈佛中国留学生中成绩优异，学问超群，名噪校园，故而被誉为“哈佛三杰”。自此，他们便在学术上切磋共进，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贯穿一生的深厚友情，演绎了一系列激励后学的文坛佳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三座巍峨连峰。

1922年1月，梅光迪、刘伯明、吴宓、胡先骕、柳诒徵等人于南京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用彤先生回国前，吴宓邮寄《学衡》各期并随长函至其哈佛寓所。《学衡》创刊后，很快云集了一群文化精英与宏通博学之士，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芳吉、刘扑等，均为《学衡》撰稿人。

由于国家对人才急切的需要和友人的热诚邀请，用彤先生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及早回国效力。他在哈佛师从白璧德、兰曼、佩瑞诸泰斗，其所受科学训练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和方向。他留学哈佛时的未刊英文手稿，现存哲学、宗教学、逻辑学三辑共五册，16开本。这五册厚重的文集满载着他从哈佛学到的学术精神和方法，都被带回并扎根于国内学术界，通过他教学南北的传授，丰富并深化了当时的文化研究，具有思想启蒙和为现代中国学术奠基的历史作用。

二、学术初创期——探求真理

1922年夏，由梅光迪、吴宓推荐，用彤先生应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之聘，回国出任哲学系教授，随后任系主任。他学术工作主要从协助吴宓办理《学衡》杂志，讲授东西方哲学史、宗教史，译介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撰著三方面展开。此间，归国留美生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界的主导力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近代中国教育师资尤其是高等教育师资严重匮乏的燃眉之急，也一改过去中国高等教育多聘外籍教员甚至主持校政的现象，为现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当中包括用彤先生在内的一些人更是当之愧的教育家和学术大师，在此后的文化教育革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居功甚伟。

（一）东南大学时期

在东南大学期间，用彤先生的各项学术活动都是围绕落实学衡派的理念来展开的，因此这一阶段在他的思想分期上可称之为学衡时期。用彤先生刚回国时，恰逢欧阳竟经过数年筹备的支那内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10月17日，支那内学院开学于南京公园路，欧阳竟始讲《唯识抉择谈》，一时学人云集，梁启超赴金陵受业兼旬，张君劢亦负书问学。一时名流如吕澂、姚柏年、梁漱溟、陈铭枢、王恩洋、黄树因等，皆拜投欧阳门下学习唯识，用彤先生于课余亦前往受学。内学院初建即英才荟集，一时声誉鹊起，与太虚法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遥相辉映，成为全国两大佛学中心。

1923年9月，内学院研究部分设的正班和试学班开学，用彤先生参与主持其事。招收学员二十六人，其中正学班十人，试学班十六人。学制均为二年，试学班结业后，成绩及格可升入正学班。研究部有如现在的研究生院，实行导师制，招收学生十几人，通习唯识要典。以用彤先生博学，受聘为研究部导师。每两个月开研究会一次，发表研究成果，年终则编印年刊及杂刊。将内学院办成佛教大学是欧阳竟的理想，由于条件尚未成熟，故先从试学班开始，由欧阳渐、用彤先生、邱稀明、王恩洋、吕澂、聂耦庚六位导师指导。

同年，内学院院刊《内学》在南京创刊，由欧阳竟主编。用彤先生的《释迦时代之外道》发表于《内学》第一辑。《内学》年刊是富有纯粹学术价值的佛学刊物，专门刊登国内佛学名家和学者如用彤先生、欧阳竟、吕澂、王恩洋等人的研究心得，反映出当时佛学研究的水准。举凡收集20世纪最有价值的佛学成果和了解现代中国佛学的早期发展及其方向，必离不开此刊。此刊第四期以后，以《内院杂刊》的形式继续出版。

1924年，用彤先生任内学院巴利文导师。1月至6月，他指导“《长阿含游行经》演习”一课。2月，他最早的佛学论文《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发表于《学衡》第26期。9月至12月，他开讲“金七十论解说”及“释迦时代之外道”两课程，这两门讲义整理成文皆刊于《内学》杂志。1925年7月，自1923年9月开办的内学院试学班，在用彤先生赴南开前夕圆满结束，共有蒙尔达、韩孟钧、刘定权、谢质诚、李艺、邱仲、释存厚、释蓁觉、黄通、曹天任、陈经、黄金文、刘志远、阎毅、樊毅远、释碧纯16名学员顺利毕业。

汤用彤讲授过旧大学哲学系的大多数课程，在东南大学开设的课程有：哲学史、唯心论、反理智主义、伦理学、印度学说史等。这一时期（1922—1925），他培养的学生有向达、陈康汤用彤在东南大学时的讲义里古希腊哲学文化占相当比重。在他的影响下陈康走上致力于古希腊哲学研究的道路。参见汤一介：《汤用彤先生与东南大学》，载《光明日报》，20020614。、范存忠、严济慈等人。

（二）南开大学时期

1925年8月，用彤先生在张伯苓的感召下，受聘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南开大学素有“家庭学校”之誉，实行教授治校、师生合作的校务管理方针，家庭温情的魅力召唤了大批著名学者加入南开大家庭。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特邀用彤先生、范文澜、蒋廷黼、黄钰生等教授做顾问，成为师生沟通、合作的重要桥梁。该刊主编开篇语中讲，所请的九位顾问“除指导一切外，并须自己做文章”。用彤先生应邀撰《佛典举要》发表于《南大周刊》两周年纪念号。

在南开哲学系期间，用彤先生主讲过该系几乎所有课程，如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与教育、康德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纲要、伦理学、印度学说史、印度哲学、宗教哲学、佛学史等，为南开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一九一九—一九四九)》，14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他培养的学生，如郑昕后成为我国最杰出的康德研究专家，江泽涵则成为著名数学家、学部委员。

（三）中央大学时期

1927年9月，用彤先生与钱宝琮、竺可桢等同入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工作，出任哲学院院长。次年，用彤先生邀请熊十力来校讲学。此间是熊十力由佛转儒，奠定其新儒学体系的关键时期。1930年，用彤先生的一篇讲演发表于《中央大学日刊》，论述熊十力《新唯识论》及其思想的关键性转变。正是通过用彤先生的这篇演讲及其保存的熊十力讲义，学界才得以了解熊十力逐步扬弃旧论师说，形成新唯识论体系的过程。

用彤先生中央大学时期开设的课程有：19世纪哲学，近代哲学，洛克、贝克莱、休谟著作选读，梵文，《金七十论》，印度学说史，印度佛教初期理论，汉魏六朝佛教史等。当时唐君毅先生得列门墙，常与用彤先生讨论唯心论问题。用彤先生此时期（1927—1931）培养的学生还有程石泉、邓子琴、常任侠等人。1931年夏，用彤先生应胡适之邀，以美国庚款补助特聘教授名义，受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他推荐下，宗白华继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

三、学术鼎盛期——圆融东西

（一）北京大学时期

1931年，胡适用英庚退款，以研究教授名义，聘请用彤先生至北大哲学系任教。“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时，用彤先生依然在红楼教室里给学生讲佛教史，并蔑视说“我的声音压过飞机的声音”。他认为天之不亡我中华，必不亡我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学者所能做的是在学术上的贡献，学人肩负着复兴民族文化的使命。因而他主张学术救国，通过文化的传承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抗战的信心。

用彤先生到北大后与冯友兰、钱穆、蒙文通、张东荪、梁漱溟、林宰平等人更是时相过从，切磋学问。用彤先生为人温润，宽厚平和，与人为善，拥有令人钦佩的人格魅力。他做学问极为谨严，对认定的学术见解颇为坚持，但与朋友聚会，他常默然，不喜争论。用彤先生与当时学者们相处友好，门户之见。钱穆与傅斯年有隙，却都与他交好。熊十力在佛学、理学问题上常与吕澂、蒙文通相左，争辩不休，然均与其相得。梁漱溟常谈及政事，亦有争议，独用彤先生“每沉默不发一语”(钱穆语)，绝非学问思想，性喜不争使然也。故钱穆赞其为“柳下惠圣之和者”。

对于中国20世纪的哲学学科而言，用彤先生最重要的贡献并不仅是他的哲学思想、学术体系和观点，还包括他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所起的推动作用。1934年起用彤先生任北大哲学系主任，主持系务20多年，北大哲学学科的教学研究方向和深度均与他本人的研究和领导有很密切的关系。他还主持文学院及校务10多年，奠定了北大文科教学研究的基础和特色。

1931年至1949年是用彤先生学术思想的鼎盛期。对中古时期中外文化关系史全面深入的研究，使他在反思文化问题时具有更成熟的会通古今中西的特性和更为厚重的文化历史感。他到北京大学后每学期开两门课，中外并授，开讲中国佛教史、笛卡尔及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概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研究（1935年开设）等课程。1931年至抗战前，他在北大培养的学生有任继愈、石峻、韩裕文、王维诚、王森、韩镜清、熊伟、胡世华、齐良骥、庞景仁、逯钦立等。

1935年4月13日至15日，用彤先生与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界同仁发起成立的“中国哲学会首届年会”在北京大学召开，20余名哲学家出席会议，冯友兰致开幕词，胡适介绍了哲学会的发起、经过和意义。它的第一届委员会由用彤先生与黄建中、方东美、宗白华、张君劢、范寿康、林志钧、胡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祝百英12人组成，用彤先生与金岳霖、冯友兰当选为哲学会常务理事，负责日常会务工作。他们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冯友兰的《历史演变中之形式与实际》、胡适的《楞伽宗的研究》、用彤先生的《汉魏佛学理论之两大系统》、贺麟的《宋儒的思想与方法》等，标志着中国哲学家各自创立学术研究系统的时机业已成熟。

用彤先生希望把北大哲学系办成会通中、西、印文化的学术重镇。从1937年该系聘任教授的名单，可以看到他的良苦用心。当时聘任讲授中国哲学的有熊十力、容肇祖，教授西方哲学的有张颐、贺麟（中西兼授）、陈康、胡世华、郑昕，并聘请印度师觉月教授来北大教印度哲学。

牟宗三晚年评论早期中国哲学界时说：北大“讲中国哲学以熊（十力）先生为中心，再加上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抗战期搬到昆明，就成了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牟宗三：《时代与感受》，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卷，16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中国佛教史是用彤先生一直重点讲授的课程。他在北大主要致力于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订、补充。1937年1月，用彤先生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今存）交胡适校阅，胡适称“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并荐之于商务印书馆长王云五。1938年6月，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50万字）。

（二）西南联大时期

1937年7月7日，抗战军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计划迁往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0月，用彤先生与贺麟、钱穆三人同行，在天津小住数日，取海道辗转于11月底到长沙，再转赴文学院所在地南岳衡山。1938年6月，临时大学转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用彤先生任西南联大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后兼联大文学院院长、联大常委会代理主席。1941年，用彤先生与陈寅恪、吴宓等人，同列教育部第一批部聘教授。1945年6月，蒋梦麟因赴任国民政府秘书长而离职，北大教授会推举用彤先生为北大代理校长。用彤先生一再推谢让贤，劝在美国的胡适返校主持工作。在胡适到任前，由傅斯年做代理校长。用彤先生在傅斯年赴渝开会时，代理联大常委职责。用彤先生时常出席联大常委会、校务会议、教授会，与各级领导精诚合作，共商决策，对各项学科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延续着中国教育的命脉，形成了西南联大的新风格，创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办学模式。

西南联大时期，用彤先生新开讲了9门课程：印度哲学史、汉唐佛学、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印度佛学通论。这一时期（1937—1946），用彤先生培养的学生有石峻、任继愈、冯契、王叔岷、张世英、汪子嵩、杨祖陶、陈修斋、王明、王利器、周法高、郑敏、宿白、杨辛、许鲁嘉等，还有后来以老庄研究名世的杨柳桥先生也曾前来向用彤先生问学。

（三）复校北归

1946年，用彤先生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协同傅斯年安排北大复校。北大复校扩建任务艰巨，机构繁多，任重事繁，加之物价飞涨，经费拮据，肩上的担子很重。他工作虽繁忙，但待人接物总是和蔼近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白天忙于治校，每晚在家看书备课，著书立说。当时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用彤先生在北大工作时间最长，与老一辈学者一道为北京大学的学科和学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任北大文学院长期间聘请张颐、贺麟、郑昕、游国恩、朱光潜、废名、季羡林等为教授。

1947年夏，他休假赴美国加州大学为客座教授。次年夏，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返回北平。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1948年12月15日，胡适南下时委托用彤先生主管北大。胡适走后，北大没有了校长。北大教授会随即召开会议，成立校务委员会，深孚众望的用彤先生被推选为主席，主持学校各项事宜，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此时，蒋介石制定的“抢救”知名学者计划，用彤先生被列入重点对象，并派飞机来接用彤先生等人南下。经地下党竭力挽留，加之师生们的信任，用彤先生决定留下来，履行校长职责，共济时艰，迎接解放，领导北大度过了新旧更替的过渡时期。

四、新时期——暮年宏愿

1949年5月13日，北平市长叶剑英正式任命用彤先生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文学院院长。当时北大不设校长，尚未实行后来的党委制，校务委员会遂成为北大最高领导机构，一直延续到1951年6月马寅初校长到校就职。因此，在北大校史上都把用彤先生列为胡适之后，马寅初之前的校长行列。用彤先生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工作十分繁忙。他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与秘书长郑天挺共同为建设新北大尽力。

1949年9月，用彤先生作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1年9月3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通过，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府字第3984号”令，任命用彤先生为北京大学副校长。他主管基建、财政，虽学非所用，仍勤恳工作，直到病逝。另一副校长由党委书记江隆基兼任。

1953年，用彤先生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1955年，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兼《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编委；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经过解放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全国院系调整和“三反”、“五反”等运动，到1954年学校的教学秩序初步稳定。用彤先生遂提出大学虽以教学为主，但也要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的主张。为此他筹备创办《北京大学学报》，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论辩以推动科学研究工作，并亲自积极组稿。

1954年初冬，用彤先生患脑溢血，经马寅初请卫生部长组织苏联专家会诊，特护治疗数月方脱险。此后，他长期卧病，撰写文章多由任继愈、汤一介先生协助，但仍谆谆教导后学，耕耘不辍，辛勤培养提携年轻科研人才，在运动频仍的岁月里依旧保持对学术的执着追求。用彤先生晚年制定了庞大的印度哲学、佛教和道教史的研究规划，搜集整理了不少相关材料，颇具学术价值。

1963年劳动节晚，用彤先生应邀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询问其身体状况，说自己阅读过用彤先生“所撰全部文章”，嘱咐他量力而行写短文。1964年劳动节，用彤先生因心脏病去世，追悼会由陈毅元帅主持，葬于八宝山公墓。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遗憾，一是研究计划还没完成，二是他的两个研究生还没培养到毕业。1946年北大复校至1964年病逝，他在北大培养的学生有汤一介、张岂之、杨祖陶、黄心川、萧萐父、武维琴、许抗生等。

用彤先生的教学生涯主要在北大度过，几部传世之作皆发表于北大期间，至今仍是哲学系和宗教学系的基本参考教材。由于他成就卓著和高风亮节，深得北大师生敬重与爱戴，因而“长期担任北大重要职务，起着文科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组织者和带头人的作用。因此，他的治学态度、方法和办学方针对北大文科的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对北大之特殊精神的弘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汤一介、孙尚扬：《不激不随 至博至大——汤用彤与北大》，见萧超然主编：《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1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宗师虽逝，风范犹存。1993年，海内外近百名学者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季羡林、任继愈、张岂之等与会者怀着崇敬的心情追述了汤老在学问、道德上对他们的深刻影响，来自海外的学者就其亲身体会探讨了汤老在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地位。自1997年起，“汤用彤学术讲座”在北大已连续举办了14届，该讲座每年均由北京大学校长签发邀请函，邀请海内外有代表性的国际知名学者就其所关心的学术文化问题主讲，每次讲座旨在引介哲学与宗教等人文学科中一新兴的研究方向，以纪念和传承汤老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自创办至今，汤用彤学术讲座与同期举办的蔡元培学术讲座，在北京大学校内外已产生广泛影响，并成为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一项传统学术文化活动。

五、本卷编选思路

用彤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和魏晋玄学史三个密切联系的领域，其中在佛教史方面尤为突出，他亦借此在学术界确立了崇高的地位。用彤先生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佛教史，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治学重心，始于他留学哈佛期间所受白璧德和兰曼的影响。在白氏博通观念启发下，用彤先生从研究不同文化体系的本来特性入手，进而探讨其由碰撞到融合的过程，这构成汤氏独到的治学理路。依此，他从未将佛教视为孤立的文化现象。在治中国佛教史之前，用彤先生通览西方哲学史、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史，经受了严格系统的中外学术训练。这为其佛教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理论方法和比较参考的对象，成为其佛教史研究成就超乎众家之上的重要原因。

本书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的“汤用彤卷”，选入了用彤先生写作于解放之前在上述研究领域的三部代表性著作，也是用彤先生生前出版的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印度哲学史略》虽然初版于1945年，但其主体内容在1929年即已写成，而且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写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于1938年出版。《魏晋玄学论稿》虽然初版于1957年，但其内容则都是在解放前写就的，每篇文章最后标注有其发表的期刊或年代。此三部书的顺序编排上，我们将《印度哲学史略》置于最前，《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次之，《魏晋玄学论稿》最后，目的在于反映出用彤先生撰作三部著作的实际年代顺序和研究思路。因本文库所确定的篇幅限制，并鉴于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颇为赞扬高僧的人格与学问，本卷只选取了围绕道安、鸠摩罗什、慧远、道生等高僧的前后相关章节。《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的内容均全部选入，其中《印度哲学史略》1960年中华书局版的“重印后记”，以及《魏晋玄学论稿》的“小引”，虽然作于解放之后，但对了解书中内容也有一定价值，故收入本卷，以便于参考。该段上述文字是由汤一介先生生前草拟的，是本卷编选的指针。本卷《导言》之所以能够遵循汤先生的编写思路，是因为笔者与汤先生曾就用彤先生全部著述的编纂以及“年谱长编”的撰写有着长期的研讨。汤先生为笔者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给予了很多指导意见，倾注了数心血。因此，本卷的“导言”乃至“年谱”，也可以看作汤先生与笔者的合作成果。这三部书，依次简介如下：

（一）《印度哲学史略》

《印度哲学史略》的最早雏形是用彤先生在东南大学时期开讲的“印度学说史”一课的讲稿。他对之重新修订增补后，于南开大学主讲“印度学说史”和“印度哲学”课程。在南开讲义基础上，用彤先生1929年于中央大学编成汉文油印讲义“印度学说史”，在绪论之外分十四章。他到北京大学后开设“印度哲学”一课，并由出版组铅印成讲义内部使用。1939年，用彤先生在西南联大为三、四年级学生开设必修课“印度哲学史”，此后隔年讲授一次。

1945年，用彤先生把历年讲义删益成十二章的《印度哲学史略》，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印度哲学史略》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重要著作，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作为“我国唯一一部研究印度哲学史的著作” 《陈垣、陈寅恪、汤用彤、顾颉刚著述情况》，载《历史研究》,1962(5)。，起到了引领我国印度哲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该书总括8世纪前的印度宗教哲学发展史，以思想演进为中心，系统讲述印度上古吠陀、梵书、奥义书，以至佛教起源、演变，并与各种“外道”对照，终于商羯罗(约788—820，印度佛教至此已衰)的吠檀多论，为治中国佛教史提供了必要而丰富的印度学知识背景，至今仍是海内外公认的学术经典。

黄心川、宫静共同撰文指出：印度哲学中极丰富的唯心论，把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分析为上百种状态，阐述细腻；唯物论萌芽也多种多样，如元素论、原子论、极微说等。在认识方法上，有佛教的因明学，正理派的逻辑学，各式各样的量论。这些内容在《史略》中均有介绍。黄心川、宫静：《汤用彤对印度哲学研究的贡献》，见汤一介编：《国故新知》，9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用彤先生的学生王太庆教授说：“此书内容深邃而行文简明，读他的书、听他的讲确是一种精神享受。古代印度思想中有很多成分在现代中国人看来非常可怪，他却能把它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比某些印度学者讲的还要明白。这是因为他严格掌握史料，善于发现问题，从梵文、巴利文原著中进行研究，用西方现代的逻辑方法整理，又顺着中国人固有的思路和语言来表达的缘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67~1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印度哲学史略》展现了用彤先生深厚而独到的学术功力的原因，正如钱文忠教授所论：不仅是因《黎俱吠陀》和奥义书的一些重要章节是由用彤先生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还是因为他对当时国际学界相关领域的了如指掌；而更多的是因为他有独特视角，驾轻就熟地掌握了在当时甚至是今天研究印度哲学的专家们视野之外的资料来源。所以，尽管该书的初创距今已有90年，正式出版也逾60年，却“仍然具有国内外的同类著作法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地位”。用彤先生继承我国历代僧俗学者研究印度哲学的优良传统，并加以突破性创新，成为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和宗教的奠基人。

从用彤先生对印度哲学源流及其特性进行的开创性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作为印度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在与印度传统教派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在纵向联系上，哪些学说属于佛教对印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在横向联系上，哪些观念是在互相交汇中的发展，过去中国人不大清楚。用彤先生的印度哲学史论著和他对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佛教史料的整理，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印度各派哲学的发展和相互关系史，从而为中国学者进一步深入认识和研究佛教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其它学科了解印度历史文化提供了确切的材料。它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硕果，不但在当时有其重要意义，而且也为今人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中国文化中的印度影响因素。

用彤先生开掘了中国保存的丰富印度哲学和佛教史料，梳理出印度哲学的整体发展脉络，澄清了西人对印度哲学的误解，并扩大了中国佛教研究的视野，从中印文化比较中探索中国文化的某些渊源，从而也开辟了比较宗教和比较哲学研究的领域。因此，他的佛教史著述纠正了以往研究中，以印度佛教来评判中国佛教，或根本视印度佛教原意等偏颇，深入分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两种文化相互作用、渗透的关系，从而开创了印度哲学和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时期。参见黄心川、宫静：《汤用彤对印度哲学研究的贡献》，见汤一介编：《国故新知：中国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武维琴：《汤用彤先生对印度佛教思想的研究》，见汤用彤编，李建欣、强昱点校：《印度佛教汉文资料选编》，402~4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对于《高僧传》的整理与研究，是用彤先生治佛教史的门径，故其常年随身必携《高僧传》。《高僧传》借主体性人格的力量以弘道的特色，深深地影响了用彤先生佛教史研究的理念。他研究佛教最为契赏高僧们的伟大人格精神，其创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意在“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见《汤用彤全集》第1卷，65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由是他自然对古人的崇高人格怀有一种同情和敬意，并进而提出“同情默应”和“心性体会”的研究方法。用彤先生对佛教特点有精确把握的原因，正是抱同情理解，入乎其中，切身体验对方的感受；同时持客观态度，出乎其外。所以《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论在学界还是教界都具有权威性。汤著佛教史深刻体现了理论与方法的一贯，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宗教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与以上指导理念和方法相应，汤著佛教史以人物为核心来考察佛教的兴衰变迁之迹。从其书章目即可看出佛教人物在全书中的醒目位置。用彤先生从《高僧传》的开篇人物始，对历代高僧的思想要旨、学脉源流及其在中国佛教史、哲学史的地位和影响，皆有精审辨析，从而令其著述呈现出以思想性推展为主线的特点。所以用彤先生的佛教史著述实际上是一种佛教哲学发展史。其中所表现的现代哲学观念与研究方法，既为中国佛教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打通了难关。

相较于佛教的传统史著，用彤先生的优势在于既有深厚的考据功底，又受到严格而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掌握了新工具和新方法。确如贺麟所言：“（用彤先生）得到了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ll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21~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正因为如此，用彤先生在梳理、集成和诠释佛教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厘清了佛教思想发展的轨迹，产生了新观念和新结论，从而创建了佛教史研究的学科体系。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出版，使国内外佛教史研究焕然一新，直接促成了中国佛教史学科的创立，并带动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

1938年12月，容媛在《燕京学报》介绍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基本结构和主要观点，认为“此可见著者眼光所及，固已及于中国思想史之全范围。然则研究中国思想史者，固不可不一读此书也” 容媛编：《国内学术消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载《燕京学报》，1938（24）。。1944年，该书与陈寅恪的代表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被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评为一等奖，诚为实至名归。吕澂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作为其代表作《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的主要参考书。吕澂的名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总共九讲，每讲末尾都附录“本讲参考资料”，其中关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七讲，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皆排列在吕澂精选出的古今中外名家著述之首位。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31、42、65、85、109、136、1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张岱年细读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认为此书“为现代中国学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尚易：《忆往谈旧话宗师——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载《北京大学学报》,1993(6)。。1976年，牟宗三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开讲“南北朝隋唐佛学”第一堂课时介绍：“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部书是一定要看的，这是了解中国吸收佛教的初期必看的书，考证的很详细……这部书考证六家七宗考证的最好，讲竺道生讲的最好。”牟宗三：《讲南北朝隋唐佛学之缘起》，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7卷，281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饶宗颐在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中开场便坦言：“汤老的学术研究对我启发很大，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至今仍是我的重要资源之一。”杨立华：《高山仰止——第一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侧记》，载《北京大学校刊》，19970415。季羡林赞誉：“此书于1938年问世，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然而，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一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弘，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在在可为中外学者之楷模。凡此皆是有口皆碑，同声称扬的。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经典著作，它将永放光芒。”季羡林：《〈国故新知〉序》，见汤一介编：《国故新知》，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该书问世使中国佛教史“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而登上了学术舞台”麻天祥：《汤用彤评传》，88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并始终不失为最有权威的传世经典，一直被海内外学者视作“中国佛教研究中最宝贵的研究成果”孙尚扬：《汤用彤》，42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96。孙尚扬教授说：“该书被誉为字字珠玑、增一字则嫌多、减一字则嫌少的经典之作。”孙尚扬编：《〈汤用彤选集〉前言》，见《汤用彤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此言可作定评。参见许抗生：《读汤用彤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学术论著》，载《北京大学学报》,1984(6)。用彤先生尽管对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但佛教史的主要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可以说，若没有认真读过汤著，要想在佛教史研究上有所超越是很困难的。

以往学界认为，用彤先生在抗战期间没有继续研究佛教史而转向魏晋玄学，是因为1938年他到云南后，两箱《大正藏》丢失于运途中，手头缺乏佛教资料。而从现存用彤先生读书札记来看，这一说法则可修正。通过用彤先生1932年到1937年因“七七事变”才中断的8册读书札记这些札记的部分按语，已作为附录整理收入《用彤先生有关“中国佛教史”的若干材料》。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玄学及其与佛教关系的认识呈逐步加深的轨迹，并力图充分反映魏晋南北朝佛教与中国本土的玄学、道教、儒家思潮由冲突到融合的进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后尽管誉满学界，然而他仍不满意，多次欲加修订。从这些札记可以看出，他拟补充的内容当指玄学及其与道家道教和儒家之间关系方面。这也可求证于1938年6月9日，用彤先生在致王维诚的信中所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已由商务排版，闻已排竣待印，但未悉确否？此书本不惬私意，现于魏晋学问，又有所知，更觉前作之不足。但世事悠悠，今日如不出版，恐永出版之日，故亦不求改削也。”汤用彤：《汤用彤致王维诚信一通》，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511~512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此言与该书《跋》中所云，可互相印证。

（三）《魏晋玄学论稿》

用彤先生认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中国本土思潮反映得不够充分，故而开始专门研究魏晋玄学。这是因为玄学虽是老庄思想的新开展，但也是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而且还是佛教得以融入本土文化的桥梁。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是当时本土文化的典型形态，佛教必须依附于其下才能为国人所接受。厘清佛教与玄学融合的过程，须先厘清玄学自身的理论根源及其相互关系。因此，用彤先生在完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由对佛教的研究进入到对玄学和道家道教的研究，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只有如此才能更进一步说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这都说明用彤先生佛书的丢失只是他研究玄学的表面原因，其深层原因是想深入探究中国哲学未曾中断的传统。他倘若没有丢失佛书，只不过会更加侧重玄学与佛教的关系而已。由此亦可见，他是站在中国文化通史研究的高度来写玄学断代史，特别注重玄学思想发展的前因后果的连续性，因此可以说他的玄学研究是“断代史不断”。

用彤先生于1936年开设“魏晋玄学”课程。这是现知最早正式使用“魏晋玄学”名称的课程，也是其玄学史研究逐渐为学界所知的开始。他为了纪念这一年讲授此课，而为其幼子命名为“一玄”，可见他对玄学的重视。解放前，学界虽感到这一阶段的思想形态有其特色，但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名称，有人称之为“清谈”、“玄谈”、“思辨之学”、“魏晋思想”、“汉唐玄学”、“五朝学”等等。孙尚扬认为：“自用彤始，学界统称魏晋思想为魏晋玄学。”孙尚扬：《汤用彤》，206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用彤先生首先用“魏晋玄学”来概括魏晋时期的思想，今天这一名称已为学界所普遍采用。

在西南联大期间，用彤先生对玄学用力更多，并想以问题为中心来写一部《魏晋玄学》，抗战中因生活极不安定而未完成，但他于1939年至1947年期间陆续写成9篇开拓性的论文，可视为此书中的部分章节。

1939年，用彤先生关于魏晋玄学的第一篇专文《读〈人物志〉》发表于昆明《益世报》读书双周刊第119至121期，旨在探讨魏晋玄学思想的渊源。该文经修订后，于次年定名为《读刘邵〈人物志〉》发表于《图书季刊》新2卷1期。

1940年，他在《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发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和《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前文是其魏晋玄学研究的总纲，扼要评述了玄学思想发展史。后文论析了向秀、郭象《庄子注》以“儒道为壹”的思想。随后，他写成《言意之辨》综论魏晋玄学方法论，并以此视角比较了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的根本不同。该文当时未正式发表，1942年曾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油印散发。

1942年，《王弼大衍义略释》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3卷第2期。1943年，《王弼圣人有情义》发表于《学术季刊》第1卷第3期；《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发表于《图书季刊》新4卷1、2合刊。这三篇论文以王弼作为个案研究来“以分释全”，阐明了宇宙构成论到本体论在汉魏之际的转变。《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一文1947年由奥地利汉学家李华德译成英文刊于美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Wang P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and Lun Yu”(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iebentha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10， No.2. 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曾英译《肇论》（其中发挥了汤用彤的相关论述）、《六祖坛经》。，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重视。

1946年，《谢灵运〈辨宗论〉书后》《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和《谢灵运〈辨宗论〉书后》在刊印前的底稿，由时任汤用彤助手的杨辛先生手书。它们既是汤用彤开创魏晋玄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杨老翰墨生涯早期硕果仅存的书法创作，集学术性、思想性、艺术鉴赏及文物价值于一体，珠联璧合，弥足珍贵。古人云“字如其人”、“书为心印”。杨老手书的汤文，工整清晰，一字不苟，几如碑帖，以后如能集成专辑影印出版，诚不失为学界和艺坛一段佳话。发表于天津《大公报》10月23日《文史周刊》第2期，详论道生顿悟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魏晋思想的发展》是根据石峻记录的用彤先生在联大一次演讲整理而成该文底稿由石峻正楷手书，汤用彤于其上略加增删后发表，今存北京大学燕南园。我们目前正在新编的《汤用彤全集》，不论如何齐全，终究以其作品的最终成果为主，很难反映他的写作过程。而从手稿反复修改的墨迹中，更能亲切体会到汤用彤对著作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治学的风格。影印手稿作为一种更为鲜活的文本，见证了一代宗风的形成轨迹，可视为其艺术和学术的共同结晶。，1947年7月发表于《学原》第1卷第3期，后来作为附录收入《魏晋玄学论稿》。该文综述魏晋玄学的产生发展及与外来佛教的关系，可视为用彤先生对自己玄学研究的总结。

用彤先生晚年将1938至1947发表的九篇上述论文略加修订笔者曾将《魏晋玄学论稿》与其原稿对勘，发现汤用彤的修订多在字句的表述方面，如删减了一些中英文对照的范畴中的英文词。关于汤用彤对待旧作的态度，王元化有很高的评价。 王元化：《谈汤用彤》，见汤一介、赵建永编：《汤用彤学记》，71页，北京，三联书店，2011。，汇集成《魏晋玄学论稿》，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印行，1962年、1983年中华书局再版，迄今在大陆和台湾已再版十多次。用彤先生为《魏晋玄学论稿》新写有《小引》和《引用书简目》。《小引》系于《魏晋玄学论稿》首版前夕，用彤先生在助手汤一介先生协助下写成。《小引》从多方面对其魏晋玄学研究工作加以解说，这对于进一步揭示玄学发展的线索，以及了解他的治学理路及其当时的思想状况都颇有价值，可以作为阅读其《论稿》的一种向导或序言。《引用书简目》则不仅写明其资料来源，还列出相关的较为可靠版本的信息，为学界更好地阅读该书和研究书中的问题提供了便利。

蒙文通在《魏晋玄学论稿》首版刊行之际就致函用彤先生评论该书“体大思精，分析入微，实魏晋以后之奇书。论诸家异同，如辨缁渑，于古人思想体系和造诣，论之极深，于各家学术问题范围，所论亦广”。“其每造一句、每下一字皆有来历。此唯精熟古书而后能之。”“读论首小引，于兄拟作诸章，不免小憾，但读之及半，然后知未作各章亦可不续作，倘读得此书明了者，亦可以循旨补作。”蒙文通：《致汤锡予书》，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36页，北京，线装书局，2005。

《魏晋玄学论稿》既有对资料的全面、认真的梳理，也深蕴着用彤先生对往哲先贤深刻的同情之了解，更包含着他对西方哲学方法、范畴不露斧痕的精熟运用。书中对玄学主要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出魏晋思想与汉代思想之区别，以及魏晋思想与汉代思想之区别，总结了玄学的主要发展阶段，对玄学代表人物的思想做出了精湛的评述，呈现出魏晋玄学的起源、发展、流变的清晰轮廓及其内在线索，而且将当时佛教般若学放在玄学思潮中予以研究，开文史哲结合以研究玄学与佛教的风气，与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堪称双璧。

用彤先生既运用中国传统考据方法，又以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玄学家们的著作，做出严谨细致的解释和结论，从而开创了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并奠定了魏晋玄学的整体研究框架和方向。他关于玄学和佛教史的研究与教学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贡献。

《魏晋玄学论稿》虽说只是薄薄的一本论文集，但它清晰地勾画出魏晋玄学思想发展史的轮廓，已具备了专著的规模，至今仍哺育着学界对魏晋玄学的研究。李泽厚认为：“汤用彤七万字的《魏晋玄学论稿》能抵得上别人七十万字。书不在乎多，文章也不在乎长，就是看有没有分量。”李泽厚：《没有新意就不要写文章》，见李泽厚、刘绪源著：《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12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用彤先生对魏晋玄学思想渊源、学术方法、哲学特质、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影响等难点展开专题研究，构建起全面系统的学理体系，尤其是对早期玄学的形成，致力最多。他关于玄学特质是“以本体论‘体用’方法融合儒道的观点，对二十世纪魏晋玄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王晓毅：《魏晋玄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哲学研究》，2000（2）。。因此可以说，学术界关于玄学的研究基本是在用彤先生的基础上起步的。

中印文化交汇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并促成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用彤先生的相关著述就是对这一文化发展路径的开创性探索和梳理总结。他费尽毕生心血的研究成果，为后世学术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并开辟出广阔的道路。用彤先生鞠躬尽瘁的学术人生，为弘扬东方文化建设呕心沥血，为当代学人树立了崇高典范，是学界的一份珍贵精神遗产。我们编选本书，不仅是为了纪念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更是为了引发我们思考如何继承和弘扬东方文化，如何进一步完成汤老未竟的事业，推动文化的发展与长久的昌盛。重温用彤先生的学术历程，对于继承发扬他的治学精神和汲取总结中外哲学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