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览国内出版的英籍德语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的图书，封面上他名字前面标注的国籍可谓五花八门：保加利亚、联邦德国、英国、奥地利，他的名字也有多种翻译卡内蒂、卡奈蒂、卡内提，这种现象极易让粗心的读者把同一位作者的作品当成不同的人所作。那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内蒂的国籍为何会那么混乱呢？这首先得从作家本人的身世讲起。

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年生于保加利亚北部多瑙河右岸的商业城市鲁斯丘克（今鲁塞），祖父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父母以经商为业，因此他们无论在商业上还是精神生活上都与多瑙河上游城市——哈布斯堡王朝曾经的首都维也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卡内蒂小时候在鲁塞度过，因此他的第一故乡自然是保加利亚。6岁那年全家迁往英国的曼彻斯特，英国又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8岁丧父，母亲只好变卖了英国的房产，先在第三故乡瑞士洛桑短暂逗留之后，于1912年迁往卡内蒂的第四故乡维也纳。1916年由于奥地利国内狂热的爱国主义，卡内蒂母亲又被迫带领全家迁往中立的瑞士。1917-1921年卡内蒂在瑞士读中学，1921年-1923年他单独前往德国的法兰克福完成了中学学业。1924-1938年他主要生活在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化学学院攻读化学专业，1929年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由于卡内蒂从小酷爱艺术，对商业活动深感厌恶，他便潜心研究文学、历史、社会学，并在这段时间开始翻译与写作。1930年他想模仿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创作一部八卷本的长篇小说《疯子的人间喜剧》，力图展现人类的各种极端行为，其中第一部《迷惘》（die Blendung)完成于1931年。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卡内蒂不得不与妻子韦扎·陶布纳-卡尔德龙（Veza Taubner-Calderon 1897-1963）一道流亡法国，辗转至英国，定居伦敦，最终加入了英国国籍，他在英国伦敦生活至1971年。1972年卡内蒂因为与他第二任妻子赫拉·布绍尔（Hera Buschor 1933-1988）结婚，又移居瑞士苏黎世，直到去世。

卡内蒂身为作家很难纳入任何一种文学流派，但是他的大名始与他惟一一部长篇小说《迷惘》紧密相连。《迷惘》一书描述了汉学家彼得·基恩博士受贪婪而愚蠢的女佣苔莱瑟的摆布，最后精神失常，自焚而死的故事。这部具有高度预言性的作品1935年在维也纳出版时除了赢得文学圈内如托马斯·曼等行家的首肯之外，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直到1963年由德国慕尼黑的Carl Hanser 出版社再版之后才再次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多次再版。卡内蒂在《迷惘》中展示出的深刻洞察力、杰出的创作才能、冷静而辛辣的笔触逐渐才为世人熟知。1977年由李舒章翻译的《迷惘》中文版率先由台湾的远景事业出版公司出版。卡内蒂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海峡两岸都相继翻译出版了他的作品，卡内蒂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由台湾译者先期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了繁体字版。1985-1986年间湖南人民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不同译者翻译的三个《迷惘》译本。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所以这三本书严格意义来说是未经授权而翻译过来的盗版书。直到2001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迷惘》，采用了湖南人民出版社望宁的译本，这本大名鼎鼎的作品才算在中国找到了合法的归宿。

卡内蒂另一部影响力深远的作品是1960年出版的政治哲学，社会学专著《群众与权力》，该书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结合上剖析、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涉及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该书的中译本在2003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

2006年卡内蒂最著名的自传三部曲《获救之舌》（1977）、《耳中火炬》（1980）和《眼睛游戏》（1985）终于由北京新星出版社引进出版。卡内蒂的回忆录深刻地揭示了他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让中国读者能够更深刻了解这位“国籍难定”的德语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不断流亡、放逐和漂泊的历程。书中不但描述了卡内蒂青少年时代认识布罗赫、穆齐尔、布莱希特等文学大师的经历，同时也让读者充分体验到不安、焦虑和惊惧总是与卡内蒂如影相随。

卡内蒂著述盛丰，他的代表性作品还有戏剧《虚荣的喜剧》（1932），《婚礼》（1950），《确定死期的人们》（1956）等等，这些剧本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贪婪、自私、放纵以及生活的不安全感。卡内蒂获得的文学奖项也不在少数，比如奥地利国家文学大奖（1967），德语文学最重要的奖项毕希纳奖（1972），奈丽·萨克斯奖（1975），卡夫卡奖（1981）等，实际上他在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在德语文学界颇负盛名。

由于卡内蒂只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他的其他作品在国内又由不同出版社在不同时期出版，他复杂的“国籍”和姓名的各种译法，再加上倘若读者对他曲折的成长历程及作品的创作背景不甚清楚，就很难深刻地理解其作品背后的深刻思想内含。有书评家建议：“假如把它们放在一起，先看自传三部曲，再看《迷惘》，最后看《群众与权力》，作者的思想脉络就会很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因此读者若想在阅读《马拉喀什的声音》时完全体会卡内蒂既是游客更是细致入微的观察者，参与者的独特视角与思考方式，阅读上述几部卡内蒂的代表性作品是必要的前提。

1968年出版的《马拉喀什的声音》系卡内蒂最成功的旅行札记，曾经多次再版。2004年台湾版翻译成《聆听马拉喀什》把原来书名的名词“声音”译成了动词“聆听”也别有一番洞天。1954年卡内蒂随他拍摄电影的英国朋友一道前往摩洛哥历史名城马拉喀什，展开了为期三周的旅行。马拉喀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古迹令作家心醉神迷。他徜徉于马拉喀什老城区，走访集市上的商贩与骆驼市场，倾听盲人乞丐奇特的呼唤，观察他觉得如同“老兄弟”般的说书人与书写者，聆听铁栅栏的窗户后面一位未戴面纱的女子——女精神病人喋喋不休的独白，描述了欧洲人的后代二十二岁的吉内特在一家法式酒吧等待能够带她跳出牢笼的恩人时的焦虑与卡内蒂在本书中用简练流畅的语言聚焦于马拉喀什的各种声音：盲人的呼喊声、动物与人的抱怨声、广场上的噪音、犹太人小学孩子们发出的混乱嘈杂声和阅读声，法式酒吧“舍黑拉扎德”内电唱机播出的优雅的欧洲音乐，作者通过聆听这些声音，描绘了马拉喀什的典型地点与人物。因此卡内蒂这些简洁明了，细致入微，引发思考的文字自然与普通游客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游记截然不同，值得读者仔细品味。

自豪是该书最爱的词汇。卡内蒂在马拉喀什的居民身上发现了各种各样的自豪。在马拉喀什最大的德吉玛·费纳广场这份自豪是属于说书人的：我为这种讲述的力量感到自豪，他们把这种力量施加于他们语言的伙伴身上，如同我的老友故交出现。 卡内蒂运用这种方式参与到被讲述之中，自己也变成了被讲述的人物。

身为犹太人，卡内蒂免不了从多角度细致观察马拉喀什这座汇集了各种宗教背景的居民的历史古城为何能够安居乐业和平相处的深层次原因。他怀着浓厚的兴趣走访犹太人社区，观察这里的老人、儿童、家庭内部的生活。他的描述如同一次返乡，既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西班牙，也回到了1492年遭到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的祖先那里。当他置身于犹太人社区的中心广场，发出了如下的喟叹：

我的心情好像我现在身居别处，抵达了我旅行的目标。我不想离开这儿，几百年前我就来过此地，但是我忘记了，而如今一切又返回到我这儿。我发现那种生活的密度和热量得以展示，我内心深处感觉到了。当我伫立在此，我就是这座广场。我相信，我始终就是这座广场。

因此，《谛听马拉喀什》虽然是类似随笔式的片断描述，但却被许多人誉为卡内蒂最成功的图书之一，亦是20世纪叙事文学的一部经典作品。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