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非，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从事比较政治研究。当前研究方向：族群政治、帝国政治、后发展国家政党政治。

美国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在其他的革命中，人们拔剑出鞘是为了捍卫受到侵犯的自由，反抗那正在威胁着社会核心的压迫。”但很难说美国革命是由于这个爆发的。北美的保皇主义者彼得·奥利弗（Peter Oliver）批评说：“这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胡闹和不自然的叛乱。”

对北美在 英国治理下的生活的优劣，可以用几个量化指标来做一个简单的审视。第一个指标是人均税负。以不列颠本土人民在1765年人均税负为100，弗吉尼亚、康涅狄格、纽约、马萨诸塞、马里兰、宾夕法尼亚诸州的税负只在2到4之间（0.1到0.22美元之间）。第二个指标是居民身高。英法七年战争期间美洲殖民地新兵的平均身高大约是1.727米，比同期的英国新兵的身高平均要高上7到8厘米。也就是说，几乎在200年前，殖民地人民的身高就达到了现代水平。根据常识，身高反映营养水平，间接反映生活水平。第三个指标是收入水平，1760年代北美人的人均收入是6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920美元）。第四个指标是经济学家所估算出的英国贸易法规给北美施加的直接间接经济负担——平均每个人损失0.26美元。

无论如何，英国在北美的统治说不上严酷。正相反，可以说是善治的典范。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北美人民普遍都有英国认同。

那么，为什么北美还会独立出去，就是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本书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转变两个旧观念：1，不要把北美的独立看作是殖民地对帝国的反抗，而应该看出，美国革命其实是一场英国内战。北美独立不是战争的起因和目的，而只是内战的结果；2，应该从英帝国的整体环境来考虑美国革命问题。

首先，与其说美洲革命是一场反抗暴政的起义，不如说这是一次“跳船”行动。从根源上来看，使北美人离心离德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英国统治的不放心。再具体一点，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的弊陋和腐败导致它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再追根溯源一点，就是十八世纪英国正在经历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在这种转型中，君主立宪制与议会制的争斗、大众社会与大众政治的兴起、政治改革呼声与社会运动都在摧毁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政治的信心。直到1775年，殖民地人士都确定自己在处于一场由政治和社会腐败引发的宪法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心态极大的影响了他们对英国诸项殖民地政策的判断。

其次，英帝国的政治结构是有严重缺陷的，而这种缺陷反过来激发了北美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面，英美双方一直在寻找一条帝国框架下满足彼此需要的合法出路，他们思考了若干种方案，比如让北美向不列颠议会派出代表，或不列颠与北美组成共主体制，或成立帝国总议会，又或建立一个倾斜式双头帝国，但是这些方案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而无法实行。

由于宪法结构上的缺陷，导致北美和不列颠两方的妥协空间减少，敏感性与脆弱性增高。

最后，不列颠人的应对实在不当。尽管从国王到大臣未必存心为恶，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好，一是回避真正的政治问题，把美洲问题简单归结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冲突庸俗化；二，在冲突显性化之后，却又实施“边缘政策”，又把政治斗争“零和”化。这些行动策略极严重的恶化了局势。

总之，本书的观点可总结为：

1.美国革命其实是一场英国内战，内战的结果是北美独立。

2.美国革命也是第二次英国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与英国革命之间存在继承关系。

3.18世纪英国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制造着一场总危机，北美人士的抗争是英国抗争运动的一部分。

4.大英帝国的政治结构存在根本缺陷，这种结构上的缺陷转化成实际的政治对抗。

5.英国统治者无意镇压，北美抗争者无意决裂，但存在循环刺激，恶性升级。

6.在革命/改良的关键时刻，英式保守主义并不胜任。

最后，本书也提出，对美国独立这个案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突破既有的国家分裂理论的限制（现实冲突视角、情感-心理视角、资源动员视角、政治过程视角等），从变迁、结构、话语、互动等更动态、更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国家分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