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本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于印度，当时，他的父亲在当地的殖民地政府供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或没有钱财的中产家庭”。

1904年，由母亲带他先回到了英国。他自幼天资聪颖，11岁时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诗作《醒来吧，英格兰的小伙子们》。14岁又考入著名的伊顿（Eton）公学，并获取了奖学金。但早在小学时期，他就饱尝了被富家子弟歧视的苦涩，从他后来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凭他那天生就很敏感的心灵，这时已经对不平等有了初步的体验。

1921年，布莱尔从伊顿毕业后考取了公职，到缅甸当了一名帝国警察，在那里，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无时不在刺激着他的良知。看着他们在饥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挣扎，他深深感到“帝国主义是一种暴虐”。身为一名帝国警察，他为此在良心上备受煎熬，遂于1927年辞了职，并在后来写下了《绞刑》（A Hanging,1931年，此为正式出版年代，下同），《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年）和《猎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1936年)，这些纪实性作品，对帝国主义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揭露。

但是，这一段生活经历仍使布莱尔内疚不已。为了用行动来表示忏悔，也为了自我教育，他从1928年1月回国时起，就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四处漂泊流落。尽管他自幼就体弱多病，但在巴黎、伦敦两地，他当过洗盘子的杂工，住过贫民窟，并常常混迹在流浪汉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莱尔写下了关于这段经历的纪实性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年），真切地描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苦难。正是在为这部作品署名时，布莱尔用了“乔治·奥威尔”这一笔名。某种程度上说，“奥威尔”的出现，开始了布莱尔的新生活。

这时的奥威尔已经把自己深切的情感系于无产阶级的命运上，在思想上也开始倾向社会主义。他不能容忍劳苦大众在英国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他曾这样深情地写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国人。”赶巧，在1936年，有一位进步出版商聘请一位属于“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见证人”的作家，去北部工业区（兰开郡，约克郡）对工人的穷困状况作实地调查。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的奥威尔欣然应聘，历时数月，通过自己的亲眼所见，并参考了包括恩格斯《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年）--其中记述了大量的事实，深切地反映出工业区人民生活的悲惨和世道的黑暗。奥威尔不但据此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性的摧残，还主张用社会主义来拯治社会的弊端。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年底，奥威尔与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于保卫共和政府的光荣战斗。奥威尔在前线担任少尉，喉部曾经受过重伤。他为记述西班牙内战而写的《向卡特洛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书，后来成为关于这场内战的一个权威性文献。

但是，这场正义的战争，由于左翼共和政府内部分裂，最后竟失败了。没有死于法西斯枪弹下的奥威尔，竟差一点丧身在共和政府内部党派之争的倾轧中。这个惨痛的经验对奥威尔影响巨大。他曾说自己“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而这时候，他又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了。这个思想出发点，一直影响到他后期的两部名作《动物庄园》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创作。

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仅以《动物庄园》和《1984》而言，他的影响已经不可估量。以至于为了指代某些奥威尔所描述过的社会现象，现代英语中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奥威尔现象（Orwellian）”。如果说，贯穿奥威尔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贫困”和“政治”这两个主题，那么激发他这样写作的主要动力就是良知和真诚。1950年1月，奥威尔病逝，享年46岁。

马诺尔农庄一只名叫老梅杰的猪在提出了“人类剥削动物，动物须革命”的理论之后死去。几个月后，农庄里掀起了一场由猪领导的革命，原来的剥削者——主人琼斯先生被赶走，动物们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尝到了革命果实的甘美。马诺尔农庄被更名为“动物农庄”，还制定了七戒，然而不久，两只领头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胜利的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猪们逐渐侵占了其他动物的劳动成果，成为新的特权阶级，“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被修正为“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动物们又回到从前的悲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