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思·本尼迪剋特，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傢。20世紀初少數的女性學者，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與《菊與刀》為著名。其中《菊與刀》被譽為瞭解日本國民性一書。

顧名思義，書名就是日本文化的象徵。“菊”本是日本皇室傢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徵。作者用“菊”與“刀”來象徵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個西方人的冷 靜視角，通覽日本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1951年該書被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到1963年已再版三十六次。1982年齣版的一本介紹“日本 學”名著的書中稱贊此書是現代日本學的開山之人。此書至今成為暢銷不衰的經典。魯思·本尼迪剋特所著的《菊與刀(經典全譯本)》用“菊”與“刀”來象徵日 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個西方人的冷靜視角，通覽日本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既抓住瞭日本文化細緻的地方，又將它置於東方文化與太平洋島嶼文化的人類文 化學視野裏。

美國文化人類學傢本尼狄剋特的定鼎之作；

連續再版70年、銷量超過3000萬冊的經典力作；

瞭解日本人及日本文化模式的入門經典讀物；

一本書看透日本。

精彩書摘

在美國參與的所有戰爭中，日本是最讓我們琢磨不透的一個民族。因為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與我們迥然不同。在以往的作戰中，我們從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對手，而如今我們卻需要區彆對待。

正如1905年日俄戰爭中沙俄曾經遇到的情況一樣，我們的作戰敵手——日本，是一個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民族。他們竟公然嚮西方傳統文化挑釁，無視西方國傢強調的以人性作為基礎的戰爭規則。這就使得太平洋戰爭不僅僅是一係列的島嶼海灘登陸行動，也不僅僅是睏難重重的後勤供應問題，而是如何瞭解吃透“敵性”的問題。因為隻有瞭解瞭他們的行動，纔能與之對抗，從而贏得最終勝利。

要想充分瞭解日本人的性格，睏難是很大的。在日本的鎖國大門打開以後的75年間，人們形容日本人時總是使用“但是，又……”之類讓人極為迷惑的詞。這類詞句極高的使用頻率是世界其他民族所無法比擬的。

任何一位治學嚴謹的觀察傢，在論述日本以外的其他民族成員時，如果說他們彬彬有禮，就不會說“但是，他們又蠻橫無禮，目空一切”；如果說他們做事刻闆，就不會說“但是，他們又善於適應激烈的革新”；如果說他們性情溫順，就不會說“但是；他們又不太容易服從上級的控製”；如果贊美他們忠誠、寬厚，就不會同時詆毀——“但是，他們又不講信用，滿腹埋怨”；如果說他們神勇無比，就不會又描述他們如何懦弱；如果說他們從不顧及自己的麵子，就不會又說他們勇於承擔責任和義務；如果說他們的軍隊擁有銅牆鐵壁一般的紀律，就不會又說士兵們如一盤散沙，不服管教，容易犯上作亂；如果說他們傾慕西方文化，就不會細數他們冥頑不化的保守主義思想。作為一位治學嚴謹的觀察傢，他不會撰寫一本書既描寫某個民族如何愛美，如何給予演員和藝術傢以最高的榮譽，如何醉心於欣賞菊花藝術，同時又筆鋒一轉，撰寫另一本書補充說該民族如何崇尚刀劍和武士的最高榮譽。

這些說法看似矛盾，但卻是構成瞭所有研究日本的書籍的縱橫交錯的經緯。當然，這都不是憑空而說的。例如菊花與刀，就是日本現實生活中顯而易見的一組矛盾。日本人既爭強好鬥又性格溫和；既窮兵黷武又天性愛美；既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又隨機應變；既溫柔馴服又不願受人擺布；既忠貞不二又易於叛變；既勇敢如虎又怯懦如鼠；既冥固不化又善於嘗試。他們非常在意彆人對自己行為的看法，但當彆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他們又會被自己的罪惡感所徵服。他們的士兵錶麵上循規蹈矩，骨子裏卻蠢蠢欲動。

瞭解日本的國民性已經成為瞭美國人的當務之急，那麼我們就不能對以上所講的這些矛盾以及其他許多令人煩躁的矛盾視若無睹。一係列嚴峻的問題擺在我們麵前：日本人下一步將采取什麼行動？我們是否應該直接轟炸日本本土？要不要乾脆直接轟炸皇宮？從日本戰俘身上我們能瞭解到什麼？要怎樣對日軍和日本老百姓實行輿論宣傳，纔能將美國士兵的犧牲最小化，同時削弱日本人頑固抗戰到最後一個人的決心和意誌？如果和平來臨，要維持日本這個民族的秩序就必須對其實行嚴格的軍事管製嗎？我們是否要和那些在日本山林的要塞中負隅頑抗的強硬分子決一死戰？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來之前，日本會不會率先發起一場法國或俄國式的革命？如果發生，將由誰來領導？或者，乾脆就此把日本消滅掉？這些問題的答案肯定是眾說紛紜的。

1944年6月，我奉命從事研究日本的工作。命令要求我運用文化人類學傢所能使用的一切技巧，來弄清日本民族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那年初夏，美國剛剛對日本發起瞭一場大規模的反攻。當時在美國，多數人都認為美日戰爭可能會持續三五年，或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但日本人卻普遍認為這場戰爭將會成為百年之戰。他們認為，美軍的勝利隻是取得瞭暫時的、局部性的勝利，但是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距離日本本土還有幾韆英裏呢！而日本官方的公報，根本不承認日本海軍的失敗，日本國民篤信他們是最後的勝利者。

然而到瞭6月，戰爭形勢開始發生巨大的轉變。在歐洲，盟軍開闢瞭第二戰場，對德戰爭已勝利在望，最高司令部兩年半來優先考慮歐洲戰場地位的決策已無必要瞭。而在太平洋戰場上，我軍在塞班島順利登陸，也預示著這場戰役日軍將徹底失敗。在這之後，我軍與日軍短兵相接的次數日益增多。在新幾內亞，從瓜達爾卡納爾、緬甸、阿圖、塔拉瓦、比亞剋以往這些戰役中，我們已經很清楚地知道，與我們作戰的是一個何等可怕的敵人。

因而，盡快搞清敵軍特點，解開有關日本人的種種謎團這項工作就顯得極為重要瞭。我們不僅要關注日本人的軍事、外交政策和最高決策方針，還要關注敵後方平民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輿論，看能否在敵後方散發傳單。這都需要我們提齣切實可行的富有洞察力的建議。

在這場全方位的戰鬥中，我們不僅要瞭解東京當局的動機和目的、日本的悠久曆史，以及他們在經濟和軍事上的統計資料，還必須弄清楚日本人的思維習慣和感情習慣，以及由這些習慣所形成的行為模式，搞清這些行動、觀念背後的製約因素。我們還不能根據我們的行動習慣想當然地認為，在某種狀況下，我們采取什麼樣的行動，日本人也將會采取什麼樣的行動。

我接受的任務是相當艱難的。因為美國與日本日前正在交戰。在戰爭中，把一切都歸咎於敵國是相當容易的，但要從敵人的角度齣發去探討他們自己怎麼看待人生就有一定難度瞭。即便如此，我還是必須完成這個任務。核心問題是我們要搞清日本人將如何行動，而不是處在他們的境遇時我們將如何行動。

我努力讓自己明白，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為不但對我沒有害處，反而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也必須把他們進行戰爭的方式，理解為文化問題而不是軍事問題。不論是身處亂世還是在和平時代，日本人都有自己的行動特徵。那麼，日本人在戰爭中都錶現齣瞭哪些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呢？日本領導人都在做些什麼呢？他們鼓舞士氣，指揮士兵以及安定國民的方式又是什麼呢？所有這些都顯示瞭他們在戰爭中會把什麼視為自己最核心的資源呢？我必須認真研究戰爭中的各個細節並將其詳加記載，以便讓美國人更加全麵、清晰地認識日本人。

可是，兩軍正在交戰，這給我的研究帶來瞭很大障礙。這讓我不得不放棄實地調查的念頭——這是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傢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無法親自到日本去，無法在日本人的傢庭中與他們一起生活，不能親眼觀察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並且區分關鍵性的和非關鍵性的。我不能看到他們處理問題和作齣決策的復雜過程，也不知道他們怎樣培養和教育下一代。人類學傢約翰·恩布裏的著作《須惠村》對於日本村落田野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但我們在1944年遇到的有關日本的許多問題，在這本著作裏一點都沒有提到。

盡管睏難重重，但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傢，我堅信其他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必要的條件也可以為我所用。起碼我可以與研究對象麵對麵地交流——這是一個被文化人類學傢最為倚重的研究方法。在美國居住著許多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他們都願意與我溝通。他們給我講述瞭許多他們親身經曆的事情，從他們的敘述中，我知道瞭他們看待戰爭的態度，進行判斷的依據。他們的觀點填補瞭我知識上的許多空白。而這些知識對於一個人類學傢瞭解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還有一些社會學傢從日本的圖書文獻、曆史事件和統計資料，以及日本的文字或口頭宣傳的詞句中尋求到瞭其發展變化。他們所企求的答案有很多都隱藏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和價值之中，因此，同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一起研究，我們的答案會更加完美。

除此之外，我還請教瞭大量曾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人士，閱讀瞭他們的著作以及論述日本的豐富文獻。比起那些到亞馬遜河發源地或新幾內亞高原等地對沒有文字的部落進行研究的人類學傢們，我算是個幸運兒瞭。那些民族由於沒有書麵文字，無法用文筆來記載曆史，沒有人知道他們的過去，他們的曆史。西方人對他們的描述也是鳳毛麟角，風光掠影。因此，那些實地調查的學者們不得不在沒有任何前輩的幫助下研究他們的經濟生活方式、社會階層狀況以及宗教生活。而我在研究日本時卻可以參考很多學者的文化遺産，這些論述日本的文獻，以及在日本居住過的許多西方優秀觀察傢的言論無疑給我提供瞭諸多有利條件。

古文獻中存在著大量關於日本人生活細節的描述，歐美人士也仔細地記錄瞭他們的有趣經曆，就連日本人也撰寫瞭非同尋常的自我紀錄。跟其他東方人不同，日本人有著非常強烈的錶達欲望，他們既寫生活瑣事，也寫赤裸裸的世界擴張計劃，並且非常坦率。當然和其他民族一樣，他們並沒有和盤托齣。在描述自己的國傢時，他們會省略許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因為這些他們太熟悉，就像呼吸空氣一樣習而不察瞭，沒有描寫的必要。美國人在描繪美國時也會這樣。但不管怎麼說，日本人還是非常喜歡暴露自己的。

我在閱讀這些文獻時，采用瞭達爾文創立物種起源理論的讀書方法，著重研究瞭那些無法瞭解的事情。例如研究國會演說時，我應該瞭解些什麼？他們為什麼對一些無足輕重的行為大肆攻擊，而對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卻充耳不聞？這種態度的背後隱藏著什麼？我邊閱讀邊提問，“這幅畫有什麼毛病？”“為瞭更好的理解，我必須知道些什麼？”

我還看瞭不少在日本拍攝的宣傳片、曆史片或描寫東京及農村當代生活的電影。然後和一些在日本看過同樣影片的日本人一起探討。他們在日本生活過，看待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和反麵角色的眼光與我有天壤之彆。當我對某個情節感到迷惑不解時，他們卻十分明白。而且，他們能從電影的整體背景結構來理解劇情和動機，而我有時感到不可理解。正如閱讀小說，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長大的他們有著很大的差距。在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會為日本的風俗習慣進行辯護，有些人卻無情地鞭撻日本的一切。很難說哪種人的看法讓我更有收獲，但不管他們對這種生活方式是欣然接受還是痛加排斥，他們所描繪的日本人的生活畫麵都是一緻的。

如果隻是直接從老百姓中間搜集資料並尋求解釋，那麼這個人類學傢所做的工作就與那些在日本生活過的任何一個齣色的西方觀察傢所做的工作並無二緻。如果一個人類學傢的貢獻僅此而已，那就彆指望他比駐日外國觀察傢作齣更多的貢獻。但是，正因為人類學傢受過專門的訓練並具有特殊技能，隻要多花費一些精力，就能夠使他們在這個學者和觀察傢雲集的領域中脫穎而齣。

隻要人類學傢對於亞洲和太平洋的文化有著一定的瞭解，就會發現，日本很多社會風俗和生活習慣與太平洋島嶼上的許多原始部落極為相似。這些原始部落包括馬來西亞、新幾內亞、波裏尼西亞。如果根據這些相似點來推斷，古時候也許有過人口遷移或往來，是頗有趣味的。但對我來說，判斷這些文化的相似性的價值，並不在於這中間發生過什麼樣的曆史聯係，而在於能否憑藉它們獲得一些瞭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啓示。

我對亞洲大陸的暹羅（今泰國——譯者注）、緬甸和中國有些瞭解，因而常把日本與它們進行比較。它們同屬於亞洲偉大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人類學傢在對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反復地證明瞭這種文化是極具研究價值的。一個部落的正式習俗與其周邊部落也許有90％的相同之處，但總有一小部分與周邊部落存在差彆。這些差彆就能體現齣他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差異，而正是這一小部分差彆決定瞭這個民族未來獨特的發展方嚮。人類學傢最感興趣的，就是這種建立在整體上具有共同特徵，各民族之間的差異的研究瞭。

人類學傢必須習慣於這種本土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存在的差異，他的研究技能也將因此而得到不斷改善。他們憑藉經驗瞭解到，不同文化中的人在遇到某種情況時必須對其含義作齣判斷，不同部落和不同民族之間的人作齣的處事方式也是迥然不同的。在某些北極或熱帶沙漠地區，你會遇到以血緣關係和財産交換為基礎的部落。不論你的想象力多麼齣色，恐怕也想象不齣會有這種習俗。遇到這種情況，人類學傢不但要調查親屬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細節，而且還要弄清這種習俗在部落行為中産生的後果，以及部落的後代是如何從小就受習俗的製約，身體力行並世代相傳的。

人類學者對上麵所述的差異、製約和後果的關注在對日本研究中也可充分運用。人人皆知日本文化與美國文化差異巨大，甚至有些美國人認為：無論我們做什麼，日本人就一定會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一個研究者相信這些話，並且認為這種差異太離譜，根本無法認識日本民族，那這種想法是非常危險的。人類學傢已經根據自己的經驗充分證明，越是離譜的差異也是越具有研究價值的。人類學傢應該把這種差異當作是一種資本而好好地加以利用。在他們眼裏，製度和民族錶現得越離譜，他們就越會感興趣。他們不會把任何東西視為想當然，特彆是對於他所研究的部落成員的生活方式。這就使得他們不會隻精心挑選齣一些特例，而是全麵研究。

在研究西方各民族時，有的人對整個行為領域習而不察，認為很多事物都是當然如此，不認真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哪怕是很微小的習慣，這些都是缺乏比較文化研究訓練的錶現。其實民族的特性正是由這些細小的習慣或公眾意識組成的，它們對一個民族未來的影響，甚至遠遠超過外交官簽訂的各種條約。

人類學傢必須仔細地研究人們習以為常的各種生活習慣，因為這些看起來稀鬆平常的事，到瞭另一個國傢，可能就非比尋常。如果他們瞭解瞭這個國傢最惡毒的一麵，或者那個國傢最怯懦的一麵，或是在某種情況下他們是如何反應和感受的，就會發現這都與這些民族中最常見的一些生活報告和細節有關。人類學傢要充分掌握這些翔實的資料，而且還要知道如何對其進行下一步的挖掘和研究。

這種方法非常適閤於研究日本。隻有多多觀察一個民族的日常生活，纔能充分理解人類學傢進行這項研究的重大意義：無論是在一個原始部落還是在最先進的文明民族中，人類的行為都是從日常生活的一些瑣碎小事中體現齣來的。不管他們的行為和意見是多麼的奇怪，他們的感覺和思維方式都來自於他們的生活習慣。越是對日本人的某種行為感到迷惑不解，我就越認為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定有某種導緻這種怪異行為的極為平常的條件在起作用。人都是從日常生活中學習成長的。假如通過這項研究，我能夠一步一步地體驗到人們日常交往的微小細節，感覺一定很有意思。

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傢，我相信，無論是多麼孤立或渺小的行為，它們彼此之間一定存在著某種微妙的聯係。我非常重視研究數百個單一的行為通過怎樣的組閤纔能構成一個綜閤性的模式。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總是會自發地設計自身的生活模式，它會對某些事情的處理方式以及評價方式錶示認可。納西俄社會中的人就把這些結論認為是整個社會存在的基礎。無論遇到多大睏難，他們都會盡可能地將這些融為一體。他們既然接受瞭某種賴以生存的價值體係，就不可能在生活中再按照完全不同的價值體係來思維或行動，否則，將使自己陷入思維混亂和行動不便。為瞭讓個人與環境達到和諧統一，他們總是力求自己的行動與周圍環境的行為步調一緻。和諧一緻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不然整個體係就會變得支離破碎。

因此我們說，經濟行為、傢庭生活、宗教儀式以及政治目標就像齒輪一樣相互契閤在一起。假如，當一個部門發生瞭比其他部門更猛烈、更急切的變化時，其他部門就會馬上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壓力。這種壓力正是來自實現和諧一緻的需要。在無文字的時代，對權力的一緻不但體現在宗教活動中，還體現在與其他部落的經濟交往以及與其他部落的關係中。後來，在有文字紀錄的文明民族中，教會在政治、經濟領域漸漸失寵。人們不斷要求享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在日益高漲的呼聲中，教會隻好將與其自身無關的權力拱手相讓。雖然保留瞭這些神聖經典，但其內容卻發生瞭改變。宗教教義、經濟活動和政治不再是被圈在各自的小圈子裏的一潭死水，而是漫過各自假定的堤防，互相融會，混為一體。

這是一個永恒的真理，學者們的研究領域越是擴展到經濟活動、性生活、宗教以及嬰兒撫育等領域中，就越能探究到他們所研究的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就越能有效地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大膽地提齣假設並收集資料進行論證。這樣，他們就能把任何民族提齣的不管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道德方麵的要求領悟透徹，並且認為這是各個民族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的不同錶現的結果。所以，這並不是一本專門論述日本宗教、經濟、政治或傢庭的書，而是一本探索和研討日本人有關生活方式和觀念的書。它將嘗試通過描述日本人的種種行為來揭露他們的觀念和動機。也就是說，這是一本討論日本何以能成為日本民族的書。

身處20世紀，我們仍然有一些非常糊塗的有失公允的看法，這是我們所麵臨的障礙之一。不僅對日本何以會成為日本民族，而且對美國何以能成為美利堅民族，法國何以能成為法蘭西民族，俄國何以能成為俄羅斯民族，我們也知之甚少。各民族因為彼此缺乏溝通和瞭解而互相誤解。有時候僅僅是非常微小的糾紛，也有可能會演變為巨大而無法協調的分歧。而當一個民族基於他們獨有的經驗和價值體係，已經形成瞭一套與我們的設想完全不同的行動理念時，我們卻還在奢望與他們建立共同目標，卻從來沒有主動地去瞭解過他們的習俗和價值體係的具體內容。如果去瞭解，我們就很可能會發現，有些行為並不一定是壞的。事實上，它並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一種。

每個民族對於他們自己的思想和行動習慣都不太可能自己講得清。每個民族的作傢都力圖生動地描繪他們的民族，但這是不容易的。每個人在觀察事實的時候，都不會覺得自己在戴著有色眼鏡，但事實上，任何一個民族在觀察生活時所使用的鏡片和彆的民族都是不一樣的。每個民族都自認為自己的觀察準確無誤，焦距和視點仿佛上帝早就安排好瞭。我們從不指望戴眼鏡的人搞清楚鏡片的度數，同樣我們也不能指望各民族自己分析清楚他們的世界觀。想知道鏡片的準確度數時，我們就會訓練一位眼科大夫，他自會驗明眼鏡的度數到底是多少。同樣，有朝一日，我們也會承認，社會科學傢的使命就是為當代世界各個民族做類似眼科大夫的工作。

這個使命的完成必須要具備某種堅強的精神和寬容的心態。某些善良的人有時會對這種精神進行指責。這些“世界大同”的倡導者希望全世界人們都相信：所謂的東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教徒，這些差異都是錶麵現象。事實上，每一個人的想法都是相似的。中國人把這一觀點叫做“四海之內皆兄弟”。但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我們信奉“四海之內皆兄弟”，卻不能同意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國人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這些親善大使們有時候似乎認為：隻有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都像從一個模子刻齣來的一樣，纔能建立起國際親善主義。但是如果我們認為尊重其他民族，就必須強求建立起這種同一性，這就好比強求自己的妻子兒女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這未免也太神經質瞭。

硬心腸的人則認為這種差異天經地義，理當存在。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夠容忍各種差異的安全世界。隻要不威脅世界和平，美國可以是地地道道的美利堅閤眾國，法國、日本也同樣如此。如果一個學者自己並不認為差異是懸在人類頭上的可怕的達摩剋利斯之劍，那麼，在他眼裏，企圖以外部壓力來抑製這類人生態度的成長都是極其荒謬的。當然，他們也無須擔心堅守在這一立場，世界就會僵死不變。鼓勵文化上的差異，並不意味著使這個世界靜止。英國在伊麗莎白時代之後有安妮女王時代及維多利亞時代，隨著時代的變遷，英國並未喪失其英國本色，英國人依然是英國人。正因為有統一的英國民族特性的存在，因而英國能夠適應不同的時代，承認不同的標準和民族氣質的存在。

對民族差異要作係統的研究，除瞭要有堅強的意誌外，還要有一種大度的氣量。隻有對自己的信仰堅守不移，纔會有不同尋常的氣度。隻有這樣，宗教比較研究纔能蓬勃發展。他們或許是耶穌教徒，或許是阿拉伯學者，甚至是不信教的人，但絕不是偏狂者。文化的比較研究也是如此，當人們固執地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的生存之道，並戰戰兢兢給予過分的保護時，文化的比較研究就不能有所進展。這種人絕不會明白，獲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識會使得自己對自身的文化更加熱愛。固步自封，閉門造車，隻會把自己置身於愉快和豐富的體驗之外。他們保守自封，以至彆無選擇，隻能強求彆的民族采納他們的特殊方式。作為美國人，我們會強求所有的民族接受我們所喜愛的信條。但是，其他民族往往會難以忍受這種強加於他們的生活方式。這就好比我們學不會像某些東非土著人那樣以金雞獨立式站著休息，也無法學會用十二進位製來代替十進位製進行計算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