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开凤，1979年生，历史学博士，研究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杂志》副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编辑学研究。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和省级社科基金项目。在《光明日报》《学术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多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等二次文摘转摘。科研成果曾获省部级奖4项。

⊙为我们多维度展现了一幕宋代文化消费的历史活剧

⊙内容简介：

本书以宋代文化消费的内容为线索，以消费者为切入点，着眼于消费过程，探索宋代文化消费状况、特点、影响等，并对从文化消费现象背后所透视出的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阶层的分化、文化的层间互动、消费观念的嬗变、社会流动的加速等方面，从机理和意义层面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剖析，为我们展现了一幕宋代文化消费的历史活剧。

⊙编辑推荐：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本书抓住“文化消费”这个引领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牛鼻子”，以宋代文化消费的内容为线索，以消费者为切入点，从经济和社会史的视角，着眼于消费过程，探索宋代文化消费状况、特点、影响等，并对从文化消费现象背后所透视出的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阶层的分化、文化的层间互动、消费观念的嬗变、社会流动的加速等方面，从机理和意义层面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剖析，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也为当代社会更加重视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悦 读

（二）旅游消费

旅游是旅行与观光游览及休闲娱乐活动相结合的行为过程，常常集食、住、行、游、购、娱于一体，是典型的文化娱乐消费项目。宋代旅游资源丰富，既有山、湖、溪、岩、洞之类的自然资源，又有寺观、园林、亭台、楼阁及古迹之类的人文资源，均是人们游玩观赏的好去处。试举几例。

山水之游是宋代旅游的主要内容之一。宋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对山水情有独钟，如赵季仁平生三愿中的一愿即是“看尽世间好山水”。王安石游钟山时言：“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表达了对山的超然喜爱。范纯仁曾说：“予自少喜为山水之游，凡所至有名山胜概，虽遐险必造焉。”宋人热爱山水之情从其留下的大量游记作品中也可看出。欧阳修有《浮槎山水记》，王安石有《游褒禅山记》，苏轼有《石钟山记》《游兰溪》，晁补之有《新城游北山记》，范成大有《游峨眉山记》，王质有《游东林山记》，朱熹有《百丈山记》等。

寺庙宫观是宋人常选择的旅行之地，一些寺宫里经常游人如织。如袁褧曾记：“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兴国寺牡丹红紫盛开，不逾春月，冠盖云拥，僧舍填骈。”苏辙有咏金山寺诗：“谁知江海多行舟，游人上下夺岩幽。老僧心定身不定，送往迎来何时竟。”苏轼有诗咏宫观的旅游盛况：“道人应怪游人众，汲尽阶前井水浑。”江州普照院也“为邦人游乐之地”。寺庙宫观之所以如此受人欢迎，除了其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外，丰富的人文内涵更加引人入胜。那里有高超的书法绘画艺术、珍贵的文物古迹、罕见的奇花异木等。以书画艺术为例，大相国寺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大相国寺碑》中所称的寺有“十绝”是其主要特色，“十绝”中有五绝就是绘画。另外，寺庙宫观里较完善的服务设施也满足了游客需要，除了提供住宿、饮食，还可以洗浴，甚至还有导游服务。总之，寺庙宫观以其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人文内涵以及完善的服务设施，成为人们的主要旅游目的地。

随着坊市制的崩塌及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宋代城市本身也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四方之人，以趋京邑为喜”。如上元观灯、金明池水戏和相国寺游乐是东京最著名的旅游内容。苏辙曾说：“上元已过欲收灯，城郭游人一倍增。”《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三月十八金明池百戏表演的精彩场面，那一天游客众多， 甚至“村姑无老幼皆入城也”。大相国寺在节日里更是人满为患，如上元节去相国寺的游人纷然，“贵家车马，自内前鳞切，悉南去游相国寺”。而相比都城东京来说，作为西京的洛阳旅游之盛也不相上下，洛阳有著名的牡丹花会、园林旅游和名胜旅游。成都旅游资源丰富，也是宋代的优秀旅游城市之一。其最具特色的是三大项目，即游江、蚕市药市、学射山游乐。杭州作为南宋都城，最具特色的是钱塘观潮、“诸库迎煮”、 上元观灯和中秋赏月，以及寺庙道观等其他旅游项目。

（三）赌博消费

宋代赌博内容众多纷繁，李清照在其《打马图序》中曾对赌博历史及当时流行的种类有过介绍：“且长行、叶子、博簺、弹棋，世无传者；若打揭、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皆鄙俚不经见；藏酒、樗蒲、双蹙融，近渐废绝；选仙、加减、插关火，质鲁任命，无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戏、奕棋，又惟可容两人。独彩选、打马，特为闺房雅戏。”仅从名称中即可看出赌博的名目繁多。按其用具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球类。主要有蹴鞠、击鞠和捶丸。承袭隋唐以来的蹴鞠和击鞠，在宋时大为发展，尤其是蹴鞠，由于得到宋皇帝的垂青而迅速流行。击鞠和蹴鞠类似，但击鞠为骑马击球，类似于马球。捶丸则是一种杖击球入窝的博戏，以击球入窝所用杖数少者为胜。蹴鞠、击鞠和捶丸本是体育运动，但被用来赌博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球类赌由于受场地、规则等限制，一般多流行于上流社会。

弈棋类。主要指围棋和象棋。尽管在隋唐时博弈开始分离，博戏进一步粗俗化，成为一种谋取财物的手段，弈棋则成为与琴、书、画并称的所谓雅戏，不过，这种分离只是相对的，实际生活中弈棋赌从未中止，仍是当时一种重要的赌博方式，在文人阶层中广为流行。如前李清照的叙述，就认为大小象戏（象棋）、弈棋均为博戏。洪遵也明确指出：“博之名号不同，其志于戏一也。然弈棋、象戏，家澈户晓，至双陆、打马、叶子，视明琼为标的，非图则无以得仿佛。”

掷骰类。此类赌博品种主要有承袭隋唐的双陆、彩选以及宋元时期新出现的打马、除红。流行的打马，由李清照对当时源于双陆的几种打马进行精简而成，并施以文采，附有专著《打马图》。而此时出现的响屟，玩法同打马类似，但也有用美女代替棋子在地毯上行走的玩法，称之为“肉棋”。宋扬无咎对之进行研究，著有《响谱》一书。至于除红则是仅用4 粒骰子和1 份图谱，不用棋子，简洁易行，俗称“猪窝”。其中彩选和打马至明清时期仍流行不衰。由于此类掷骰赌赌注较大，玩法相当复杂，除掷彩需凭运气外，还需在行棋过程中斗智。显然，这类赌戏是达官贵族、娴雅文士的专利。

斗禽虫类。斗鸡、斗鸭、斗鹅、斗鹌鹑、走马、走犬及斗促织等在宋代也很常见。尤其是斗促织，更受人欢迎，甚至出现多部研究此道的专著，其中以贾似道的《促织经》影响最大。由于这类赌戏不受场地、人员、赌注等限制，故风行于各个阶层。

钱币赌。钱币赌通常有两种：一为摊钱，又称意钱，办法是随手取钱币若干放入器皿中摇动，开时数钱币，以四为盈数，其余数为零，押中者胜。《容斋随笔》曰：“今人意钱赌博，皆以四数之，谓之摊。”另一种为捻钱，又称掷钱。“今人掷钱为博者，戏以钱文面背分胜负，曰字、曰幕。”字、幕即正面、反面。这种赌博方式简单快捷，主要流行于中下层社会。

关扑。这是宋时形成的一种新的赌博方式，由钱币赌发展而来。关扑双方约定好价格，用头钱（即铜钱）在瓦罐内或地下掷，根据头钱字幕的多少来判定输赢。赢可折钱取走所扑物品，输则付钱。商人的所有商品既可以卖，亦可以扑。由于关扑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连，关扑一般不赌钱，而是赌物，颇具娱乐性。但其仍具有赌博性质，且当时的关扑已不仅限于日常生活用品，“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c。关扑这种亦商亦赌的方式，简单易行，多流行于民间。

此外还有叶子格戏（后世的纸牌）、宣和牌（牌九）等。由于赌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赌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此难以一一叙述。其中双陆、弈棋、钱币赌、关扑和各类斗戏最为流行。

宋时赌风日盛。城市里有许多赌博场所，如南宋临安城外的瓦子里“中做夜场，赌赛输赢每日如此。宽阔处踢球，放胡哮，斗鹌鹑”。甚至茶肆也设赌场，“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并出现了专业的出九（赌头）、和合（摄合聚赌）之人，“出九、和合，有名者任大头、快活三之类”。南宋时，甚至出现了“穷富赌钱社”这样的专门组织。

（四）色情消费

宋代的色情业发展迅速，不仅规模空前，消费市场也趋于成熟，成为服务业中的一大消费热点。宋代富贵人士不但广纳姬妾、蓄婢养妓，而且热衷于青楼买欢，形成一股买妾、蓄妓、狎妓、冶游、纵乐的消费风气。本书将宋人满足色欲之欢的途径主要分为买妾、蓄妓和逛妓院三种形式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