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作者简介
马长寿（1907—1971） 中国当代民族史家。字松龄，又作松舲。山西省昔阳县人。自幼丧父，家贫，由寡母抚养成人。1929年太原进山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攻民族学专业。1933年毕业，留校任助教，自学比较语言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调查方法等课程。
1936年转中央博物院任职，先后在四川大凉山、川西北等地考察彝、藏、嘉戎、羌等族的社会历史。从1942年起，相继在东北大学（当时在四川）、金陵大学（当时在成都）、四川大学等校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55年调西北大学任教授，并根据国家规划筹建西北民族研究室，任该室主任。
目录信息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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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理论视角非常新颖，它突破了传统上对民族史研究过于偏重政治军事层面的局限，转而关注社会文化层面的渗透与重塑。作者似乎有意在挑战一些既有的史学观点，通过对碑铭中出现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乃至称谓习惯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关于关中部族认同演变的独特见解。我发现书中的许多论断都具有很强的启发性，迫使我停下来思考，那些被刻下的文字背后，究竟承载了怎样的身份焦虑与文化选择。这种探讨深度，使得本书的学术价值远超一般的地方史研究。它为研究魏晋隋交接时期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微观基础。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极大地拓展了我对中国古代民族互动的理解范围，让我意识到，在宏大的历史变革之下，地方社区的文化实践是如何微妙地支撑起或颠覆既有的权力框架的。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真像是一次穿越时空的考古之旅。作者的笔触带着一种对逝去文明的深切敬意，每一个对碑铭的解读，都仿佛是在倾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我感触最深的是，通过这些冰冷的石头文字，作者成功地将那些在正史中被简化或符号化的“异族”形象，还原成了具有复杂社会生活和文化特征的群体。书中对特定家族的迁徙轨迹和他们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角色转换的探讨，非常精妙。例如，书中对某个少数民族首领在不同朝代所使用的官职变化分析，就揭示了权力更迭背后微妙的民族政策调整。这种细节的挖掘，使得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而是充满了具体人物和家族命运的编织。它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融合”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它不是简单的同化，而是一个充满张力、互相影响的动态过程。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它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落脚到了这些坚实的、被时间雕刻的实体之上。
评分这本书的论述脉络非常清晰，尽管主题聚焦于相对冷门且碎片化的“碑铭所见”，但作者构建的叙事框架却具有相当强的逻辑性和连贯性。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时间跨度上所展现出的精准拿捏，从前秦的崛起直至隋朝统一前夕，每一个关键节点的族群变迁都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这种编年体式的梳理，使得读者可以像追溯一条河流的源头与演变一样，清晰地看到不同文化血液是如何在关中这片土地上交融的。书中的图表和引文注释做得非常到位，使得原本晦涩难懂的碑刻内容变得相对易于理解。对于我这种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能够跟随作者的引导，一步步揭开历史的迷雾，是一种极大的满足感。我本来以为阅读碑铭学的著作会枯燥乏味，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在保持学术深度的同时，又保持了一种适度的可读性，这一点非常难得。它不仅仅是一本学术专著，更像是一张详细的历史地图，标示出了那些沉默在时间深处的族群足迹。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得十分典雅，古朴的字体和色调让人联想到历史的厚重感。我最近沉迷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这段纷繁复杂的时期。我期待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关于那个时代北方民族迁徙与融合的深入洞察。当我翻开第一页，那种扑面而来的学术气息就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了信心。作者似乎花了大量精力在考据上，通过对碑铭的细致解读，试图勾勒出关中地区在那个动荡年代的社会结构和族群关系。这种基于一手史料的分析，无疑比泛泛而谈更有说服力。我特别关注作者如何处理那些在史书上记载模糊不清的部落细节，比如他们的迁徙路线、内部组织结构以及与中原汉族势力的互动模式。对于一个对地方史和民族史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让我能够更立体地理解那个“五胡乱华”背景下，关中地区作为文明交汇点的复杂面貌。我对作者的严谨态度印象深刻，每一次论证都显得小心翼翼，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原貌。
评分从装帧设计到内容排布，这本书都散发着一种严谨的学者气质，让人感觉这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严肃著作。我特别喜欢它在引文和注释上的处理方式，既保证了引文的准确性，又没有过度打断读者的阅读节奏。书中对于关中地区地理要素与族群分布关系的探讨，也十分有启发性，它清晰地展示了特定地理环境如何塑造了这些部族的生存策略和文化特性。作者对历史文献的批判性继承态度值得称赞，他并未盲目地相信碑铭的记录，而是结合其他史料进行了多方交叉验证，这种审慎的态度是学术研究的基石。总而言之，这本书像一把精密的钥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前秦至隋初关中社会深层的窗户，它所提供的关于族群互动与文化认同的细致观察，是任何宏观叙事都难以企及的。它不仅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必备参考，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文化史佳作。
评分讀的是廣西師大版。馬先生那樣的條件，我們無法企及。
评分1.有些北族的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之流，外人尚能指出其为某某部族的后裔，但他们自己却俨然以汉胄自居，不复承认自己的少数部族成分。正可反映鲜卑杂胡的汉化比较更早一些。2. 马长寿先生写稿时采用《关中金石志》之说，以为关中民间造像始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的《大代晖福寺碑》。自从在耀县参观以后，便知从前的论断错了。耀县文化馆现存始光元年（424年）的《魏文朗等造像铭》，早于《大代晖福寺碑》六十四年。先生坦白道：可知个人对事物的认识是有限的，不只对未发掘的东西认识不到，就是已经摆在面前的东西也还认识不够。补记于此，以赎前愆。3.马长寿先生引杜少陵诗三首，论证唐时羌汉杂居普遍，关中之羌渐汉化，关外之羌仍保留许多部族特点的痕迹。浅显易懂，读罢意犹未尽。
评分如果作者能够搜集到足够多的碑铭就好了。意识形态色彩不浓，整个的方法跟邢义田分析汉代孝廉很类似...还是有点意思的小书，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评分讀的是廣西師大版。馬先生那樣的條件，我們無法企及。
评分讀的是廣西師大版。馬先生那樣的條件，我們無法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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