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湯達（1783年-1842年），法國人。

司湯達是十九世紀法國傑齣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傢。他的一生並不長，不到六十年，而且他在文學上起步很晚，三十幾歲纔開始發錶作品。然而，他卻給人類留下瞭巨大的精神遺産：數部長篇，數十個短篇或故事，數百萬字的文論、隨筆和散文，遊記。

司湯達的本名叫亨利·貝爾。１７８３年1月23日齣生於法國格勒諾布爾市。父親是一個資産者，但卻擁護王權與教會，頭腦裏充滿瞭貴族的觀念。司湯達的傢庭教師是一個神甫。這個神甫對他進行嚴格的貴族式教育，禁止他與一般的兒童玩耍。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他母親的外祖父。他母親屬於意大利血統，生性活潑，思想較為自由開放，能夠用意大利文閱讀但丁等人的作品。但她在司湯達七歲時便逝世瞭。司湯達的外祖父是一個醫生。思想特彆開放，是盧梭和伏爾泰的信徒，擁護共和派。司湯達少年時期經常住在外祖父傢，在那裏閱讀瞭大量的世界名作。

司湯達的童年，是在法國大革命的疾風暴雨中度過的。

１７９６年至１７９９年，他在格勒諾布爾的中心學校上學，那是法國革命時期按照資産階級的革命思潮和教育思想建立的新型學校。司湯達在那裏麵係統地學習瞭新思想，新知識，對法國文學和唯物主義哲學發生瞭濃厚的興趣。１７７９年，他來到巴黎，原來準備投考著名的綜閤工藝學校，但為革命的形勢所鼓舞，加入瞭拿破侖領導的軍隊。１８００年，他隨拿破侖率領的大軍到瞭意大利的米蘭。米蘭人民長期遭受奧地利的統治，視拿破侖的軍隊為救星。他們對法國革命的熱情，他們的優秀的文化傳統，對司湯達的影響很深。以後他長期在米蘭居住，寫作，並以米蘭人自居。

從１８０６年到１８１４年，司湯達隨拿破侖的軍隊轉戰歐洲大陸。在１８１２年從莫斯科大撤退時，他擔任後勤軍官。長期的鬥爭實踐，使他的共和派的觀點更加堅定，更加憎惡腐朽沒落的封建貴族與教會的黑暗統治。因此，以後他脫下戎裝，投身於文學創作時，他的批判的筆鋒總是指嚮貴族和教會，便不奇怪瞭。

１８１４年拿破侖下颱，波旁王朝復闢。資産階級的革命派遭受鎮壓，封建的王公貴族則彈冠相慶。在這種形勢下，司湯達覺得“除瞭遭受屈辱，再也不能得到什麼”，便離開祖國，僑居意大利的米蘭。在這裏，他對意大利的愛國主義人士抱以極大的同情，與爭取民族解放的燒炭黨人來往密切。他的行動，引起瞭統治意大利的奧地利軍警的注意。當１８２１年意大利革命失敗，許多愛國者身陷囹圄時，他也被警察當局作為燒炭黨人的同情者而驅逐齣境。直到１８３４年，他被派任為法國駐教皇轄下的奇維塔韋基亞城的領事，纔再度迴到意大利。

司湯達從１８１７年開始發錶作品。處女作是在意大利完成的，名為《意大利繪畫史》。不久，他首次用司湯達這個筆名，發錶瞭遊記《羅馬、那不勒斯和佛羅倫薩》。從１８２３年到１８２５年，他陸續發錶瞭後來收在文論集《拉辛和莎士比亞》中的文章。此後，他轉入小說創作。１８２７年發錶瞭《阿爾芒斯》，１８２９年發錶瞭著名短篇《瓦尼娜·瓦尼尼》。他的代錶作《紅與黑》於１８２９年動筆，１８2 7 年脫稿(本書即將麵世之際，適逢七月事變，國人無暇他顧，形式發展不利於書報之刊行。然本書脫稿於1827年當無疑義---原編者注）。１８３２年到１８４２年，是司湯達最睏難的時期，經濟拮據，疾病纏身，環境惡劣。但也是他最重要的創作時期。他寫作瞭長篇小說《呂西安·婁萬》（又名《紅與白》），《巴馬修道院》，長篇自傳《亨利·勃呂拉傳》，還寫瞭十數篇短篇小說。在１８４２年３月２３日司湯達逝世時，他手頭還有好幾部未完成的手稿。

司湯達是以長篇小說名世的。他的長篇代錶作《紅與黑》，傳世一百多年，魅力分毫未減。然而，他的短篇小說也寫得十分精彩。其代錶作《瓦尼娜·瓦尼尼》、《艾蕾》（直譯為《卡斯特羅修道院長》）等，寫得生動傳神，膾炙人口，堪稱世界短篇小說花園裏的奇葩。它們與梅裏美的《馬特奧·法爾戈納》、《塔芒戈》、巴爾紮剋的《戈布塞剋》一起，標誌著法國短篇小說創作的成熟。

本書收錄瞭司湯達的十三個短篇小說。其中《往事連篇》（直譯為《一個意大利紳士的迴憶》）、《箱子與鬼》《米娜·德·旺格爾》、《媚藥》、《菲利貝》等五篇譯自法國瑟伊齣版社的《司湯達小說選》，其餘八篇譯自法國伽裏瑪齣版社的《意大利軼事》，茲按寫作年代逐篇介紹如下：

《往事連篇》於１８２５—１８２６在英國《倫敦畫報》連載，１８２６年，法文譯本或者改寫本在巴黎的不列顛書店與讀者見麵，開始時無人知道作者是司湯達。司湯達逝世後，他的錶弟柯隆伯在整理他的遺稿時，發現瞭這篇作品的部分底稿，於是把它收入１８５４年版的《司湯達小說集》。

這篇小說描寫瞭在拿破侖的軍隊占領意大利期間的社會風俗，世態人情。保守的人士聚集在教會的旗幟下，企圖神靈於聖母的保佑，阻止滾滾而來的革命浪潮，而教會勢力則趁機製造奇跡，編造所謂聖母顯靈的謊言，濛蔽愚昧的人們；年輕人，有理智的人則對教會那一套持反對態度，他們歡迎拿破侖大軍的到來。小說敘述瞭一次重大的曆史事件——劫持教皇的行動，對亂世英雄有一些精彩的描寫。總之，小說描寫的意大利社會是一個保守的、愚昧的社會，廣大民眾視教皇為上帝在人間的代錶。因此，拿破侖大軍在意大利失敗，教皇復闢，掀起復仇運動是勢所必然的事。

《箱子與鬼》寫於１８２９年底。這一年聖誕節司湯達曾把它讀給梅裏美聽。這篇小說通過一個警察局長利用權勢，霸占民女，活活拆散一對戀人的故事，嚮讀者揭露瞭西班牙復闢勢力的凶殘與霸道。作為這種惡勢力的對立麵，兩個戀人的純潔、善良，為瞭愛情不惜拋灑熱血的情節，極具動人心魄的力量。

《媚藥》寫於１８３０年１月，同年６月發錶於《巴黎評論》。司湯達自稱寫這篇作品是為瞭“治療頭痛，散心”。而且他承認參考瞭十七世紀法國作傢斯卡龍的一起作品。他說：“每個時代的調味汁不同。我不過把１６６０的調味汁換成１８３０年的罷瞭。”這篇作品描寫的是一個西班牙少婦鬼迷心竅，拋棄富裕但年老的丈夫。與一個跑江湖的馬戲演員私奔，上當受騙仍不變心的故事。也許這確是一起消遣之作，思想平平，但在創作手法上有獨到之處，尤其是開頭與結尾受人稱道。開頭描寫的時間、地點、氛圍與情節十分協調，很能抓住讀者；結尾言簡意深，給人以想象的餘地。

《米娜·德·旺格爾》寫於１８２９年１２月至１８３０年１月間。其後又幾經修改。但司湯達生前未拿齣發錶。直到他死後十一年巴黎的《兩世界評論》纔將它刊發。在司湯達的作其中，這是少有的描寫德國人的作品之一。米娜·德·旺格爾齣身於德國大貴族傢庭。她父親因厭惡非正義的徵戰，受到宮廷的監視，最終憂鬱而死。她為瞭追求自身的幸福，離鄉去國，來到巴黎，墮入瞭愛河。為瞭達到目的，這個愛幻想的德國姑娘不惜紆尊降貴，喬裝改扮，來到她私下熱戀的人傢裏做女傭，不料因高興過度，吐露瞭秘密，釀成悲劇，最後以身殉情。司湯達通過這個哀惋麯摺的愛情故事，展示瞭德國人與法國人性格上的差異以及對待愛情的不同態度。小說的女主人公米娜·德·旺格爾在作者的人物畫廊裏，是一個有血有肉，光彩奪目的人物。

《菲利貝》成於何時，專傢們尚未得齣定論。有人認為是在１８２７年至１８３０年間。也有人認為是在１８３９年。但法國文學史傢剋魯纔分析瞭菲利貝與《紅與白》中的主人公呂西安的性格特徵，覺得兩者相近，便認為它成於１８３５年至１８３９年間。嚴格地說，這篇東西也許夠不上短篇小說，隻能算一個短故事，也有點像中國的筆記小說。內容也確如副標題，是一位膏粱子弟的幾個生活片斷，如經商、戀愛、搬傢等，寫得比較粗放。在司湯達的短篇創作園地裏，它也許隻能算一根小草，但對於我們全麵瞭解司湯達的創作，終究是有益的，因此我們也把它收進集子。

在收入《意大利軼事》的八個短篇裏，除瞭《瓦尼娜·瓦尼尼》成於１８２９年以外，其餘的都寫於１８３３年以後。關於這些小說，有些情況需略作介紹。

１８３３年，司湯達再次來到意大利後，在一個朋友傢的藏書室裏，發現瞭一批“古代的手稿”。這些手稿真實地記錄瞭意大利十六、十七世紀的一些重大的“社會新聞”。司湯達在閱讀之後，大感興趣，認為它們是“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意大利曆史的有益補充”；它們描繪瞭“孕育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一代天纔的風土人情”，便花重金購得抄錄權，請人仔細抄錄瞭某些篇章，保留在身邊，反復閱讀，並以部分翻譯加部分創作的手法，將這些手稿改寫成短篇小說。他在世時，選齣《艾蕾》、《維多利婭·阿柯朗波尼》（或譯作《帕利亞諾公爵夫人》）、《桑西一傢》三篇結集齣版。在他去世十二年後，他錶弟整理瞭據此改寫的短篇小說，並加上描寫意大利人愛情故事的《瓦妮娜·瓦尼尼》，結成一集，取名為《意大利軼事》齣版。

１８２９年發錶的《瓦妮娜·瓦尼尼》，是一起短篇傑作。它通過燒炭黨人彼埃特羅與羅馬貴族小姐瓦妮娜的愛情，歌頌瞭意大利的民族解放運動，歌頌瞭為民族解放而獻身的燒炭黨人。瓦妮娜是個傾國傾城的美女。她雖然齣身於閥閱世傢，但視富貴如浮雲，心甘情願地追求一個齣身低微，身負重傷，又被官方通緝的逃犯。為瞭愛情，她甘願捨棄一切，甚至不惜自己的名聲。但為瞭得到彼埃特羅的愛，她竟然告密齣賣瞭彼埃特羅手下的戰士，破壞瞭他們的起義。她當初愛上彼埃特羅，是欽佩他為民族解放奮鬥的大無謂精神。但由於私心的支配，她的愛情到頭來變成瞭正義事業的阻力。

作為她的對立麵，彼埃特羅錶現瞭可歌可泣的愛國精神。他愛瓦妮娜，愛她勝過愛自己的生命。但是當他必須在祖國的命運和個人的幸福之間作齣選擇時，他放棄瞭後者。為瞭民族解放他甘於吃苦，當他手下的戰士被捕，起義失敗後，他毅然投案自首，以免被人疑為叛徒。當他得知是自己的心上人告的密後，他憤怒地拒絕瞭她的解救，與她斷絕瞭情緣。他的凜然正氣和非凡的人格力量使他成為文學史上一個光彩奪目的愛國者形象。

《岸邊的聖方濟各教堂》是一起描寫“意大利激情”的小說，教皇的侄媳康波巴索王妃錶麵冷漠、清高，謹守婦道，實際上充滿瞭不可抑製的情欲。她與法國駐教廷的使館隨員，法國攝政王的私生子暗通款麯。但她一心要獨享情夫的情愛，一旦得知他移情彆處，便與教會的野心傢勾結，派人暗殺瞭情夫。司湯達在描寫這對青年的情愛波摺時，附帶瞭幾筆，便把當時教會任人唯親，編織裙帶關係，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互作私人交易的醜惡事實揭露無遺。

《維多利婭·阿柯朗波尼》寫的是宮廷貴族為情愛和利益進行的兩次陰謀仇殺。小說是以記敘“社會新聞”的筆調寫的。盡管案情十分麯摺，解決案件的方式驚心動魄，但最精彩的還是關於初為紅衣主教，後為教皇西利斯圖斯五世的濛太托的描寫。菲利剋斯是濛太托的外甥和養子。紅衣主教視他為掌上明殊。然而，他在聽到養子被人暗殺的消息後“麵不改色”，一點兒沒有震驚的錶現。第二天梵蒂岡召開紅衣主教會，人們認為他不會到場，誰知他和往常一樣，第一批到會，而且在教皇本人流淚安慰他時，他也和平常一樣，十分平靜，並且要求聖上不要下令調查案情，說他已寬恕瞭殺手。他的這些錶現，贏得瞭教皇和其他人的好感。大傢都說他是一個瞭不起的教士。此後不久，他當選為教皇（他在外甥死後的錶現無疑為他當選脾氣瞭道路），臉立刻變瞭，逼得涉嫌與他外甥謀殺案有關的人逃離羅馬。他的種種錶現，活脫脫錶現瞭一個野心勃勃，不擇手段往上爬的高級教士的僞善心靈。

《桑西一傢》以哀怨動人的筆調寫瞭貝阿特麗絲及其一傢的不幸遭遇。她是個美麗的少女，正值如花似玉的年齡，本該充分享受父母的憐愛。誰知她父親是隻衣冠禽獸，想方設法虐待她，糟蹋她。她忍無可忍，與繼母一起，叫人殺死瞭這個淫棍。這件殺人案事齣有因，理當得到法官的同情，然而教會的裁判機構卻不顧天理人情，判決這位少女及其一傢人死刑。作者在這裏對司法的不公正錶達瞭強烈的義憤，對不幸的少女錶示深切的哀憐。

《帕利亞諾公爵夫人》敘述瞭一起貴族傢庭常有的事情：女主人與年輕的男侍從偷情。司湯達沒有過多地描寫偷情的場麵，倒是對處理這件事情的過程作瞭詳細的描寫，更費瞭不少筆墨，對教廷內部你死我活的鬥爭，作瞭逼真的展現。兩個偷情者當然被處死瞭。甚至連腹中的胎兒都不放過。封建大傢族裏，這種慘無人道的私刑製度令人觸目驚心。

《艾蕾》是一齣催人淚下的愛情悲劇。貴族小姐艾蕾與“強盜”尤拉相愛，遭到父兄的極力反對。不幸在一次戰鬥中，她的兄弟死於尤拉刀下。傷心欲絕的父母為斬斷她與尤拉的情絲，把她送進修道院；而尤拉攻打修道院失敗，為瞭逃避追究，遠走他鄉，失去瞭聯係。在與情人生離死彆，身處惡劣環境，十分痛苦的情況下，艾蕾自甘墮落，先花費重金賄賂，當上瞭修道院長，後失身於道貌岸然的主教。最後，因懷孕事發，被判重刑。當她聽說尤拉率人前來解救她的消息時，留下一封長信，自殺身亡。這篇名作通過艾蕾這個大傢閨秀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示齣，封建的門第觀念是扼殺青年人幸福的凶手；僞善的教會，修道院是使人墮落的根源。

《血染風情》（直譯為《寵愛過度反害人》）和《蘇奧拉·斯科拉蒂卡》兩篇的題材有類似之處。雖然故事發生的年代不同，一起是１５８５年前後，一起是１７４０年前後，但兩篇小說都寫齣瞭封建製度的慘無人道，和貴族修道院的黑幕。那些多子女的貴族傢庭為瞭保證傢庭的財産不緻分散，往往隻把財産傳給長子，對於其餘的兒子隻給一定的生活費，對於女兒則一律趕齣傢門。或者嫁齣去換一筆財産，或者把她們送進專門為這些人開辦的貴族修女院。進瞭修女院則等於進瞭墳墓，與外麵的一切聯係都要切斷。正如《血染風情》裏修女說的：“父母把我們送進修道院，傢庭財産都被兄弟霸占，我們被關在這座活人的墳墓裏，沒有第二條生路。”但是少女們都是活生生的人，不甘心犧牲自己的青春、愛情、幸福，想方設法與外麵的情人幽會。然而這種行為一旦被發現，便要被視為瀆聖罪，輕則打入地牢，終身監禁，重則處死。《血染風情》和《蘇奧拉·斯科拉蒂卡》寫的就是貴族修女們的生活，她們對幸福的嚮往和對命運的抗爭。對受社會與傢庭迫害的修女，作者寄予瞭深切的同情，對她們英勇反抗，追求幸福與自由的行動則予以熱情的歌頌，把這些“淳樸而富於感情的人”稱為“現代文明的先驅”。

引 言

（譯者作）

司湯達的真名實姓是亨利·貝爾，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去世。他生在法蘭西東南靠近意大利的一個重要省會格勒諾布爾。雖然有四十多年活在十九世紀，雖然參加浪漫主義運動，而且在法蘭西是最早、最激烈的戰鬥員，但是他的基本精神，卻屬於十八世紀戰鬥的唯物論的文學傳統。資産階級啓濛運動的百科全書派的大師們，纔是他的真正師承。

他曾經告訴一位英吉利朋友：

“世上隻有兩種真正科學：

“一：認識人們行動的動機的科學。你一認識人們行動的真正動機，你就能設法促使他們完成結局對你是幸福的行動。在一八二二年，人們談起他們行動的真正動機，幾乎是永遠在撒謊。對於一個年輕人最有用的科學、證明他在二十歲上最有纔情的科學，就是戳破這類謊話的科學。真正的政治隻是使甲先生不在像害乙先生的行動之上建立他的行動的方法而已。有一本書，題目應當是：發現人們行動的真正動機的方法。這本書就是愛爾維修的《精神論》。

“二：第二種有用的科學，就是邏輯，或者是我們走嚮幸福而不發生錯誤的方法。”

這第二本書，他告訴他的朋友，就是德·特拉西的《觀念學》。

對於司湯達，追求快樂是人生終極的目的，同時，也是可以追求到的。他從他的唯物觀點齣發，認為宇宙不是一個謎，隻要我們肯去認識，而又掌握得住認識的科學或者方法，永遠尊重事實，真理或者幸福在最後是可以找得到的。他說：“徹底認識人，正確批判事物，這樣，就是嚮幸福邁進瞭一大步。”有這種唯物論的基本精神做他的依據，司湯達的思想，無論是錶現在生活上的，或者是著述上的，顯然就具備著高度進步的傾嚮。這是他和他的同代作傢最不相同的一點：他從寫作生涯一開始，就是挑釁的、戰鬥的。活著比他聲譽高，然而比他年輕的大作傢，例如雨果，一開始是保王黨、天主教徒，同時在寫作的風格上是描寫的、抒情的；又如巴爾紮剋，雖然對司湯達曾經錶示衷心的欽佩，然而是右傾的，在政治思想上反而不如雨果能不斷改正自己的錯誤。司湯達在小說傢之外，還是批評傢、遊記傢、自傳傢，然而即使是寫遊記，他也從來不是描寫的；即使是寫自傳，他也從來不是抒情的；顯然他是那樣敏感，而且感情那樣容易激動。他不僅是敢於在他的遊記或者小說中攻擊教會、教皇本人，而且還在教皇轄地，即使分析自己，他也永遠是坦白從事、決不客氣。

他的愛憎是分明的。高爾基很早就肯定瞭他的傾嚮性：“我讀司湯達的長篇小說，是在學會瞭憎恨許多東西之後，他那沉靜的語言、懷疑的嘲笑，大大地堅定瞭我的憎恨。”

司湯達活著的時候，在文學事業和在社會活動上，都沒有得到應當得到的重視。他活在一個和他格格不入的時代，這個時代在政治上是復闢的王朝，在文學上是浪漫主義的反動勢力和革命勢力並駕齊驅的時代。列寜曾經這樣肯定十八世紀末葉法蘭西唯物主義者的戰鬥作用並指齣：

“在歐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彆是十八世紀末葉在法蘭西發生瞭反對一切中世紀廢物、反對農奴製機關與農奴製思想的決戰的時期，唯物主義成瞭唯一徹底的哲學，它忠於一切自然科學的學說，仇視迷信和虛僞習氣等等。因此，民主派的仇敵就極力企圖‘駁倒’、摧毀、誣衊唯物主義，而擁護那些歸根到底總是辯護宗教或維持宗教的哲學唯心主義派彆。”

我們可以想見，到瞭十九世紀波旁王朝復闢期間，“民主派的仇敵”變本加厲，何等猖狂。夏多勃裏昂用富麗的詞句歌頌天主和神秘，在羅馬做大使；德·麥斯特，在更遠的莫斯科做大使，發錶極端荒謬的言論，要全世界統一在一個教皇之下、一個國王之下，而且“無論如何，不應協助將知識普及於下層人民。”司湯達拒絕看夏多勃裏昂的傑作《阿達拉》，預言到一九一三年，就要沒有人讀他的書。至於德·麥斯特，司湯達乾脆罵他是壞蛋，不然也是懦夫，從第一頁起就在撒謊。然而像司湯達這樣一個在巴黎賣文為生的自由職業者、苟全性命於意大利的小領事，除去忿懣、鬱怒，實際上是孤獨無力的。他給我們留下十四篇遺囑，這就是說，他當時起過十四迴自殺的念頭。一八二八年四篇，一八三二年兩篇，一八三四年一篇，一八三五年四篇，一八三六年、一八三七年和一八四○年各一篇。盡管絕望，他沒有自殺。他永遠和唯我主義者的“我”鬥爭著。他永遠在和醜惡的現實、在和造成這個現實的不閤理的製度戰鬥著。在他幾次想到自殺的這些寂寞、悠長的歲月裏，他寫著他的傑作，他發錶瞭他部分的寫作，不多的讀者在讀他，最後，他得到瞭巴爾紮剋的贊揚，說他是“觀念文學最卓越的大師之一”，他寫信給巴爾紮剋錶示感謝，說：“我夢想在一八六○年或者一八八○年左右，我也許要得到若乾成功。”他對自己的期許，和他某些其他預言一樣，曆史證明他不但不狂妄，反而完全正確。他深信未來屬於他，屬於《高老頭》的偉大作者，而不屬於那些洋洋得意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一種不屈不撓、樂觀而清醒的戰鬥精神是他的生命的原動力。

在“仇恨迷信和虛僞習氣”上，司湯達比前輩伏爾泰走得遠多瞭。他的年輕要好朋友梅裏美迴憶他道：“我從來不曉得，他從什麼地方得來他的見解，談起一個問題來，他不幸幾乎和每一個人的看法相左。”他的一個格言就是永遠不饒恕謊話。在《紅與黑》正文開始之前，他放一句丹東的話：“真理、嚴格的真理，”說明全書的意圖。對於司湯達，“道德，就是增加幸福；罪惡，就是增加禍害。此外一切，隻是虛僞或者資産階級的愚妄。應當永遠抓住機會教育青年。”他自己齣身於外省的一個紳士傢庭，但是他“對一切有關資産階級的事物，具有最深沉和最不掩飾的衊視。”在《紅與黑》裏，尤其是在另一部遺著《呂西安·婁凡》裏，他對外省和巴黎的資本傢做瞭毫不容情的告發式的批評。

他更猛烈的鞭撻是在宗教和封建製度方麵。一時他說：“我以為羅馬天主教是一切罪惡的源泉；”一時又說：“貴族和神甫，是一切文明的大敵。”梅裏美記述道：“他從來不能相信世上有真正信徒：一個神甫和一個保王黨對他永遠是僞君子，”在另一個地方，更確定道：“他是一個極不信教的人，一個病入膏肓的唯物主義者，或者，說正確些，上帝本人的仇敵……他否認上帝，可是恨起他來，就像恨一個主子一樣。”我們曉得，說到最後，伏爾泰是一個泛神論者，而司湯達根本把上帝當做他的仇敵。德萊剋呂日記錄他這方麵的議論道：“就算有一個上帝吧，可是哪一個有理性的人相信過上帝是善良的啊？什麼！你希望我愛戴一個創造鼠疫和疥瘡的上帝？為瞭叫我受罪，一步給我來一個陷阱的上帝？叫我生下來就害病，這是怎麼樣的上帝？”為什麼德·麥斯特是壞蛋？因為“他做的正是所有叫化子神甫做的。他們拿空洞的觀念代替事實，因為事實不像觀念那樣討人喜歡。事實是可以測、可以量、可以證明的！”高爾基在《底層》中所痛恨於香客路卡的，正也是因為他專拿謊話安慰人或者哄騙人。

所以，就在夏多勃裏昂歌頌天主的偉大的慈悲和織繪中世紀修道院的假想的靜修生活的時候，司湯達把聖母的無靈和地獄一樣戕害青年心靈的修道院攤給人看。在這一點上，《意大利遺事》有著它的特殊的反抗的意義。它的尖銳的鬥爭意義就在於它不是想象齣來的，而是像司湯達自己說起的，他愛過這些真實的貴族傢庭曆史的記述，是因為這裏打上瞭“司法的鐵掌”的銘記，而且在受害人“死後不幾天寫齣來”，血還是熱的，這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對僞造曆史之流，如夏多勃裏昂的最好的迴答。在這些真實故事裏，受難的不再是封建統治階級所膜拜的聖母和聖者，而是被它的矛盾和不閤理的製度所“壓壞瞭”的呼喚無門的男女。高爾基在這上麵把他最深刻的感受告訴瞭我們：

“我熟悉好幾韆本描寫秘密的與流血的罪行的小說。然而我閱讀司湯達的《意大利遺事》的時候，我又一次不能瞭解：這種事怎麼做得齣來呢？這個人所描寫的本是殘酷無情的人、復仇的凶手，可是我讀他的小說，好像是讀《聖者列傳》，或者聽《聖母的夢》——一部關於她在地獄中看到人們遭受的《苦難的旅途》的故事。”

統治階級，無論是在巴黎、維也納或者羅馬，當然是討厭這種翻舊賬的作傢的。年輕時候，屠格涅夫遊覽羅馬，請司湯達給他做瞭三天嚮導，當時寫信給朋友道：“這位聰明的法蘭西人，是最好的嚮導：他對古代羅馬和現代羅馬同樣熟悉，而且在我麵前高談闊論著。由於他，我曉得瞭羅馬一個大概Ansichten，它的內部情形，它的實際政策。他說的真話同調和這些真話的漂亮話，反而使這裏人不喜歡他，不過，就我看來，實際上對的是他。”法蘭西政府把他派在意大利一個小港口做領事，賞他飯吃，主要是欣賞他已經“一半意大利化”瞭，大使館利用他做做參考而已，其實是沒有人喜歡他的。教皇的警察一直在暗裏尾隨他，奧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帝國政府乾脆就不許他逗留。他在意大利寫一封信幾乎換一個筆名。很可能他是世上用筆名最多的人瞭，已經曉得瞭的就有一百七八十個。然而他不要沉默。他的錶弟高隆迴憶他道：正相反，他有勇氣堅持、維護他的見解，反對任何人。

他熱愛意大利。作為一個軍人，他曾經在十七歲上隨著總裁時代的法蘭西大軍，“通過最睏難的白雪皚皚的聖·倍爾拿山隘，通過誰都沒有料到的地方，迅雷不及掩耳地突進意大利北部。”帝國崩潰以後，他到米蘭住瞭七年，直到一八二○年和一八二一年，意大利發生革命，奧地利警察認為他言行可疑，不許他繼續居住為止。他在這裏接觸到燒炭黨的革命活動，他在《法尼娜·法尼尼》這篇小說裏，刻畫瞭這樣一個獻身於資産階級祖國的英雄形象。他在這裏看到他喜歡的歌劇，體會到他謳歌的激情·愛，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在各方麵所錶現的力量。作為契維塔韋基亞的領事，他在意大利度過瞭他寂寞的晚年。他死在巴黎，墓碑是用意大利文立的，上麵寫著：“米蘭人，活、寫、愛，膜拜契馬洛薩、莫紮特和莎士比亞。”他的全部感情生活用這寥寥幾個字錶現無遺瞭。

然而他愛他的祖國——法蘭西。在大革命時代，人民陣綫曾經齣現瞭一些真正英雄，到瞭帝國時代，安於逸樂的將軍們貪生怕死，真正英雄隻有到廣大的士兵隊伍裏麵尋找。緊接著就是一個更壞的時期，波旁王朝在外國人卵翼之下迴到巴黎又來統治人民。這就是《紅與黑》的時代，主人公於連就是這樣一個虛糜人力，前途黯淡的時期産生的。紅——軍人；黑——教士。可是來到一八三○年，軍人沒有齣路，教士不是齣路，於連走上犯罪的道路。這是一個有力無用處的時代。無論從哪一方麵來看，一八三○年的法蘭西是一個辱沒法蘭西大革命，不配稱為大國的祖國。一八四○年的法蘭西政府接受瞭《倫敦條約》，放棄支持埃及的一貫政策。領事館一個屬員後來寫信告訴高隆說，司湯達就是從這時起纔堅決在遺囑上把自己叫做米蘭人的：“把自己叫做法蘭西人，我現在害臊。”除非到下層找去，否則，力量在法蘭西是看不見的。

於是，一八三四年前後，他在意大利見到一批舊寫本，講的全是文藝復興時期貴族傢庭的變故。他感到極大興趣，花錢陸續謄瞭十四本，認為這些逸事可以補充十六、十七世紀正史的不足：“正是這些風俗，産生齣瞭許多拉菲爾和米開朗琪羅。”這些大藝術傢不是教皇或者霸主誰某奬掖齣來的，“不是什麼學院和美術學校在今天可以再生齣來的。”而是整個時代和社會發展在這一個階段的自然應有的收獲。他看齣這些逸事可以寫成“攻擊教士的方式”。這是他為《卡司特盧的女修道院院長》規定好瞭的政治任務。

而更結閤著他深沉的喜愛的，是通過這些殺人流血的上等社會的階級成見，暴露齣瞭人性本身所含的力量。這裏貫串著最原始、最基本、最粗野的反抗情緒：不甘於被教會和封建製度犧牲而終於被犧牲瞭的青年男女的力量的某種突齣的錶現。

也正是這種反抗的浪漫主義精神，通過司湯達對於現實的分析和想象的具體的活躍，使讀者感到的不是乾巴巴的教訓，而是綜閤性的詩意。十八世紀的唯物論是機械的，但是當司湯達深入生活而又反映生活的時候，他沒有割離瞭人物的社會關係而單純地、生理地加以觀察和分析。他的人物有思想、心靈全部活動的思想；有行動，猛烈過於傳奇小說的行動：而一切歸總在社會製度的不閤理的存在，這正是他的心理小說的特徵。心理分析在法蘭西文學有著相當悠久的傳統，但是，屬於這個傳統的作品，往往孤立人物，陷於獨白式的剖析，如果令人感到細緻，卻也往往令人感到單調。司湯達在法蘭西遊曆的時候，有一個外省人問他是乾什麼的，他“擺齣嚴肅的模樣迴答：人心的觀察者”，那個外省人幾乎嚇暈瞭過去，以為他在暗示他是警察局的情報員。司湯達在觀察，但是，他到活的社會觀察人心，而不是把人心提到案闆上，像割死魚一樣在解剖。

這種現實主義精神，有政治傾嚮的現實主義精神，像他對自己的作品所作的預言或者估計一樣，在十九世紀後半葉起瞭巨大的良好作用。他活著的時候，現實主義這個名詞在文學上還不存在，然而談到現實主義在十九世紀的發展，沒有一個人不首先上溯到司湯達。而且，在許多地方，他比若乾後人健康，他沒有陷到病態分析的泥坑，也沒有掛起純客觀的膽怯的免戰牌。托爾斯泰告訴巴黎記者：“我再說一遍，就我知道的關於戰爭的一切，我的第一個師傅就是司湯達。”因為他第一個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處理戰爭。

司湯達屬於文學的光輝的戰鬥傳統。屬於這個傳統的偉大的名字，在法蘭西有拉伯雷、莫裏哀、伏爾泰、狄德羅、巴爾紮剋、雨果、羅曼·羅蘭……司湯達是他們中間的一位。

李健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