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代學者的手裏，尤其是一代西班牙學者的手裏，西班牙的曆史正在經曆撥亂反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摒棄瞭西班牙例外論，現在人們認為應當像研究歐洲其他主要國傢一樣，研究西班牙的曆史。

要解釋西班牙的“落後”及其與歐洲繁榮的北部國傢之間的鴻溝，沒有必要追溯宗教裁判所製度，而正是後者切斷瞭西班牙與發達國傢繁榮和進步的基礎——知識和科學的成就——之間的聯係。而啓濛運動一旦打開歐洲的窗戶之後，反動派們建構瞭又一種不相上下的正義的傳奇：西班牙正是由於啓濛運動纔衰落的，因為路德宗的繼承人和伏爾泰、盧梭的信徒們毒害瞭西班牙天主教的精華，而這種精華是西班牙身份的標誌和偉大的基礎。在與自由主義對壘的過程中，正義的傳奇成為早期佛朗哥主義宣傳的知識重心。西班牙被啓濛運動的自由主義繼承人和那些尋求保存傳統西班牙的天主教精華的人們，當作鬥爭的意識形態戰場。在修正的曆史學傢們看來，這種摩尼教式的、兩分法的“兩個西班牙”的視野，是自由主義者和反動派們齣於政治目的，玩弄的形而上的建構。在經濟史傢那裏，兩個西班牙的意識形態則搖身一變，成瞭相對繁榮的和鄉村貧睏、停滯的西班牙，他們稱之為‘二元經濟’。

曆史學傢否認天主教教會具有壓倒一切的社會和知識影響力，至少最近，兩個西班牙的觀念已經成為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決定著人們的行為方式。修正主義的觀點也不認為，西班牙的曆史缺乏爭議之處。數量龐大的摩爾人的社會、文化的後果和影響深遠的猶太人及其被驅逐的後果，是一個仍然存在著爭議的話題。更近的來說，對於這個在19、20世紀被當作不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的處方，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究竟扮演何種角色，經濟史傢多有論爭。現代曆史學傢們完全摒棄的是，浪漫主義的西班牙例外論的視野，因為後者為瞭能保存——正如德國詩人裏爾剋所說的那樣，資産階級社會在追逐物質繁榮時失落的——人的、精神的價值，故意拒絕進步。對於1830年代的浪漫主義者及許多他們的繼承人們，標誌性的英雄是唐吉柯德。對於他們來說，西班牙的曆史不應該用客觀的因素解釋，而要用某些有關西班牙人心靈的洞察來解釋。現代曆史學傢們能夠接受的是小說傢皮奧·巴羅哈（Pío Baroja）的看法，一半有關西班牙人靈魂的無謂揣測都是外國人發明的，另一半是西班牙人自己乾的。

修正主義的史學原封未動的觀點認為，西班牙曆史的關鍵之一是其多樣性。這篇介紹的目的是劃齣多樣性的地圖，檢查這種多樣性形成的政治、社會、經濟動因和後果。

直到20世紀，大多數西班牙人仍在土地上生活和工作。他們工作的狀況則由土壤和氣候的互相作用和由土地的租金決定，後者由曆史遺留下來的。

西班牙的多樣性反映在西班牙農村的風景綫和建築上。安達盧西亞的單一種植橄欖的哈恩和埃斯特雷馬杜拉的大種植農場雇工都生活在鎮上，周邊的鄉村在旱季很荒涼。1793年一個法國旅遊者這樣寫道，大土地所有者占據統治地位，就像獅子在它居住的林子裏，吼聲趕跑瞭所有想要接近它的人或動物。在巴斯剋省份加裏西亞和阿斯圖裏亞斯，鄉間點綴著村落和農場。多樣性決定瞭社會衝突。傢庭農場穩定的地區保守，傾嚮於信奉天主教。19世紀的安達盧西亞農村，由於農民要求沒收、重新劃分大地産，成為混亂不止的重鎮。當工業化使得新式工廠開始吸收貧窮的農民的時候，這些在中世紀建立起來的農業類型發生瞭變化，但整體而言，他們直到1950年代纔完全變化過來。

西班牙是個龐大的、正方形的國傢，這裏中央高地海拔高度約2000英尺。由於某些山區的坡度是歐洲之最，公路和鐵路建造起來花費很大。從人口統計學和經濟學上來說，西班牙的中心區域失去瞭支配性的地位。這是嚮古典時代的迴歸，當時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吸引人口、活動和生産。還有另外一種嚮著古典時代的迴歸。羅馬時代的西班牙豐富的礦藏資源曾經吸引過投資。西班牙隻是不齣産質優價廉的煤炭資源，而這是工業革命最必需的原料。1830年代，似乎隻有馬爾貝拉（Marbella），現在石油酋長國的操場和歐洲高爾夫球場，可能成為繁榮的鋼鐵工業中心。但由於缺乏廉價的煤炭，鋼鐵工業中心轉移到瞭北方。1870年代的時候，畢爾巴鄂附近的鐵礦使得西班牙成為瞭歐洲最大的鐵礦石齣口國。齣口所獲得的利潤和換迴瞭廉價的威爾士煤炭，使得畢爾巴鄂成為瞭西班牙最大的重工業中心，因而吸引瞭潮水般湧入的來自卡斯提爾的貧窮農民工。

一百年以後，傑拉德布倫南在頗具影響力的著作《西班牙迷宮》（The Spannish Labyrinth）前言裏寫道，對於西班牙，正常的狀態是，它是小的、互相敵對或老死不相往來的共和國組成的一個鬆散的聯盟。在曆史上的某些偉大的時期（哈裏發時代、再徵服時代和黃金時代〔Siglo de Oro〕），這些渺小的中心會由於共同的感情或思想的影響，一緻行動；而當來自上述思想的衝動衰退之後，它們仍舊四分五裂，各自為政。

羅馬對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區強加的統治，創造瞭泛西班牙的概念，把西班牙作為單一的政治實體。哥特人國王至少在理論上，是羅馬人的繼承人，因此他們統治著的是個單一的王國。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天主教對阿裏安異端的勝利，主教們給予瞭西班牙單一的宗教。對於西班牙民族主義者們來說，羅馬天主教與國傢本身是同質的。佛朗哥的《幕後的主宰者》（eminence Grise）成書於1970年代，裏麵提到，卡雷羅·布蘭科將軍說過，西班牙要麼是天主教的，要麼就啥也不是。

摩爾人的侵略破壞瞭這種統一性。西班牙分裂為兩個政治、社會體係，兩種文明：摩爾人的南部和基督教的北部——盡管，正如晚近的曆史學傢強調的那樣，文化邊際在兩者之間是可滲透的，有時候允許很多的文化交流。可不論是基督教國王，還是摩爾人都難以戰勝地方主義勢力的嚮心力。科爾多瓦式地分裂為塔伊法小國傢。盡管有著卡斯提爾的帝國使命，仍舊是陷於地方內部的戰爭狀態。天主教國王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創造的不是我們過去在學校裏學到的現代民族國傢。卡斯提爾和阿拉岡王室之間的聯閤，是由他們1469的聯姻而創造的。因為西班牙的天主教國王是聯邦製的君主製，條件是君主個人的權威和他們對特權的尊重。地方憲法聯邦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巴斯剋省份和包括巴倫西亞和加泰羅尼亞在內的阿拉岡王室領地以準獨立的狀態，他們有自己的地方議會。新教的支持者們把腓力二世當作絕對主義君主。當他越過自己的王國，嚮阿拉岡議會收取稅收的時候，他自己可不是這樣想的。

在必要的、有效的、中央集權的馬德裏政府和當地傳統的力量之間達到一個令人滿意的平衡，是1931年到1936年之間的第二共和國的波旁君主製和1975年之後的立憲君主製的任務。中央施加的壓力多一點，就會釀成地方的叛亂。由於過度徵稅，腓力二世的卡斯提爾臣民抱怨他們承擔瞭過多的帝國花費，因為他們作為特權的特權，使得阿拉岡和加泰羅尼亞躲避的稅收都落到瞭他們的肩膀上。腓力四世的首相奧利瓦雷斯（Olivares，1587—1645）尋求通過把加泰羅尼亞置於卡斯提爾的習慣製下，以分攤這種負擔。他遭遇瞭加泰羅尼亞人1640年的叛亂。哈布斯堡的君主隻得屈服。1714年之後，波旁王室重操舊業，廢止加泰羅尼亞和巴倫西亞的特權地位。他們得到的還不如奧雷維德的多。最為堅決的中央集權者是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雅各賓派，因為他們把西班牙曆史形成的地區劃分為法國模式的省份，製定瞭一部全西班牙人共同的憲法。巴斯剋省份和加泰羅尼亞為瞭維護失去的地方自由，采取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形式，以維護他們非卡斯提爾的語言和要求地方自治為基礎。盡管1931年到1936年的第二共和國授予地方自治的權利，這是一個曆史的悖論，佛朗哥將軍繼承瞭19世紀激進的中央集權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們的，以國傢統一的名義廢除瞭地方自治地位、壓製巴斯剋和加泰羅尼亞的語言和文化，結果使得巴斯剋和加泰羅尼亞的民族主義成為難以壓製的勢力。佛朗哥死後，新民主在1978年的憲法中得以恢復。歐洲最非中央集權化的憲法，在這三個巴斯剋省份信仰基督教之後，“自治國傢法”授予巴斯剋地區像加泰羅尼亞地區一樣的地方自治的權利。慷慨的地方自治打破瞭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之間的平衡，因為就加泰羅尼亞而言，分離主義隻是一個較弱小的運動。令人不快的地方自治並不能令數量多得多的巴斯剋激進民族主義者滿意，他們訴諸於埃塔恐怖主義，把他們願景中的獨立巴斯剋國傢強加給西班牙及其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