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之殇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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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之殇:百年中医沉浮录》内容简介：中国近代，狂澜突进、风雷激荡的社会与文化变革给传统丈化带来不小的伤害：如果说革命是医治国弱民贫无法避免的虎狼重剂，“打倒孔家店"确实是破除封建、思想启蒙所必须，然而，并不涉及思想政治，仅仅是民生日用的中医。却何以屡屡成为新文化运动干将们的“靶子”呢？

“上医医国”——国已病，巾医的母体传统文化已病，何来“上医”？唯有自救而已！由此，中医的抗争风云，成为近代文化变革中的重要事件。那么.究竟百年前，中医的先辈们对这些病症，为自己、为社会各开为什么样的方？取得了什么成效？当下中医的发展困局，又与近代的变革有什么渊源？温故思亲，也许你能打到答案……

序篇：“古今大变局”的开端
近代，是中国文明裂变与再造的时期。西风东渐之下，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一样，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著名中西汇通医家唐宗海所称的“古今大变局”中。在这个“变局”里，人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医学知识与思维的差异，更有社会整体环境改变下的适应与生存问题。
晚清中西医的汇通与论争
已经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医学，在晚清突然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外来医学，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事实看来，冲突堪为剧烈。然而仔细想想，其间有多少是真正的医学讨论，又有多少是裹胁于时代大潮下的浮嚣之争？旧中国之落后，首先是制度的落后。这或许是论争之始人们就已得出的最有价值的结论。
甲午之疫：广州不设防
光绪甲午，公元1894年，在广州发生了有十万人死亡的大瘟疫。没有专业医疗队伍和公共卫生政策的广州，就如同一座对瘟疫不设防的城市，仅靠个别医生英雄和道德志士，无法阻止它的沦陷。这场大疫，以惨酷的形式，再次向晚清政府提出了医事管理与公共卫生改良的问题。
卫生行政的起步：西医当朝，中医在野？
由于传统政治缺乏医疗卫生方面的系统管理，中医本就算不上“在朝”，到近代因为西医开始占据卫生行政权力，却一下变成了“在野”。西医有卫生学方面的长处本来并不意味着全面的学术优势，但因为与行政权力的结合而影响力陡然增大。再加上紧随其后医生执业和注册等权力顺势为当时立场并不客观的西医所掌握，中医就不免要面临一场劫难……
梁启超医疗事件与中医境遇
被西医误割右肾的梁启超，不肯追究西医院的责任，甚至还公开为对方开脱，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对“科学”的宽容。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好转的事情，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接受中医老友的治疗，却又说他“言涉虚杳”。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何以对西医与中医的态度反差这么大？
合群进化：中医社团意识的觉醒
如果说近代中西医的论争在学术上一直处于相持阶段的话，那么中医参与论争的形式则在不断更新。从最初陈定泰、朱沛文等汇通医家的个人研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结社、集会和创刊办报，中医在形式上逐渐走向近代化。这种变化，使中医在抗争政府卫生行政歧视时有了充分的力量。
1929：中医反击“废止旧医案”
1929年2月底，在满座西医的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一个“废止中医”的决议，在中医缺席的情况下赫然通过了，过程中甚至只有如何执行的讨论，而没有应否实行的争辨。消息传来，举国大哗。中医界、中药界、商业界纷纷参与到这场抗争中来，一时间形成浩大的声势。本就暗流涌动的“朝”“野”之争，就这样因为行政权利的不公正倾斜，终于摆上了台面……
缺席还是僭席？----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争议
国民政府教育部拒纳中医学校，使得中医被迫落入了“第22条军规”式的陷阱——申请医生资格的前提是拥有教育部立案学校的学历，而教育部从未批准过中医学校立案！缺乏法理上的合法地位，对中医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尽管中医界据理力争，但由于当政者根本无听无视，最后甚至连“学校”的名称都被打上了“非法”的烙印。中医争取教育权利的斗争，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上医医国：中医教育自主转型
1924年9月15日，经过近10年艰苦筹备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礼堂正面两侧，悬挂着木刻校训：“上医医国，先觉觉民。”前句出自《国语》：“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后句出自《孟子》：“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在中医教育不被承认的当口，中医药界自主创办中医学校，其所谓“医国”、“觉民”，岂是仅指医学，难道没有警醒世人尤其是当局应当正确认识中医中药的用意吗？
“国医”时代（上）：名分攸关的“旧医”与“国医”之争
西医为了标榜自己的“先进”，自作主张地把中医称作“旧医”，这更让中医团体抗议的声浪高涨，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国医”之称。以“国”字冠于中国事物，本非特例，然而以中国文字丰富、微妙的内涵来揣度，“国”字当头，隐隐就有了一种正统、主流的意味。随着1930年中央国医馆的正式建立，一个貌似给中医界带来新希望的“国医”时代来临了……
“国医”时代（中）：科学化路向的徬徨
通观国医“科学化”的各种主张，从积极方面说，它确实是国医馆得以成立和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如何“科学化”，则是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单凭愿望能够达致。事实证明，以国医馆为代表的中医改良者向“科学”的妥协，并未换来自命“科学”的西医的青眼，相反却又失去了不少中医的支持。在把握学术发展方向上，中医改良者们陷入了徬徨之中……
“国医”时代（下）：关于国际体面的《国医条例》之争
随着“中医”被确定为正式的官方名称，短暂的“国医”时代至此落幕了。在此段时期里，中医要求独立行政的主张也许有些不切实际，但毕竟改变了“卫生行政机关，竟无主管国医的职官”的局面。只是，未能争取到至关重要的合法教育权利，仍然说明，所谓“国医”带来的“尊崇”感，不过是虚假的幻象。它的意义，正像人们对中央国医馆、对“中医科学化”的期望一样，要打很大的折扣。
慈善施仁：中医服务的优秀传统
中医一向被称为“仁”术，在近代公共卫生机制尚不完善时，各地中医善堂在民间医疗救济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兴盛的中医慈善事业，体现了中医简、便、廉、验的优势，嘉惠贫病甚深。它弥补了政府医疗系统中中医缺失，而百姓又看不起昂贵的西医的不足，同时也使中医更深入地在群众中扎根，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海外坚守：华侨中医的崎岖生存
近代以来，随着福建、广东几次“下南洋”的移民潮和旅居海外华人的日益增多，中医中药也因应这个人群的广泛需求，在海外扎下根来。然而，近代海外中医的困境，与国内也颇多相似之处，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当地卫生行政的制约。随着医学观念的更新，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中医药的独特价值，当代允许中医、针灸正规行医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中医教育也得以逐步开展……
中医考试：跛足的执业之路
在经过废医—抗争的斗争之后，政治层面上已经不能把中医排斥在卫生行政之外了，但由于中西医确实存在诸多观念差异，当此境遇，中医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划地为牢制造一个“纯中医”圈子就可以发扬光大吗？一种受限制的学问，必然不是完整的科学；而受限制的医生，也不可能是真正负责任的医生。明鉴乎此，近代中医拒绝在业务上再度“跛足”，一直在力争全面的行医权利。
中医医院：中西知识共存的空间
医院形制诞生于西方，它是以近现代的病菌理论和卫生与消毒措施作为技术基础的。而传统中医气化式的病因理论，比较缺乏近距离预防传染的技术手段。所以，中医若设立医院，就必不可少地要采取西式的卫生措施。所以说，中医医院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西医学知识共存的空间。这并不等于中医西化，而是在适应现代社会基础上发展中医的必需手段。
处方鉴定：司法中的中医话语
1930年代，中国社会改变的另一个表现，是市民权利意识大为增强，各种诉讼大为增多。其中有关医疗的纠纷案件也纷纷出现。对于中医来说，在医讼案件的处理中，就存在一个医疗鉴定权利的问题，需要争取和解决。更大的问题是，在当时西医“当朝”的现实环境中，中医又要通过什么手段来保证自身的权益呢？
南国“特区”：陈济棠与广东中医
提到广东中医，就不能不提到陈济棠。这位在20世纪30年代，权倾一时的“南天王”主政广东时，在发展救育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做了不少实事。此外，耽好传统文化的他，还对中医大力支持，创善堂、办学校、设医院等一系列措施，使得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广东成为一个中医的“特区”，更为今日广东中医的发展保有了颇具分量的一笔财富。
考验与转机：中医抗战赴国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中医药界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然而，中医能胜任战争救护吗？事实证明，在“科学”之争暂时搁置、临床成效置于首位的这场考验中，中医药大放异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全面尊重。这也为中医赢得了苦争多年的“教育合法化”、“医院合法化”、“学术地位平等化”等一系列权益……
在敌后：沦陷区中医的生存和斗争
通常提到抗战，人们联想到的是血与火的壮烈。提起沦陷区，也只是想到敌后武工队的英勇。但不应忘记的是，在那里还有着广大被迫成为“顺民”的同胞，在沉默中等待曙光的来临。当时许多身处沦陷区的中医届人士，正是在服务民众的同时，更通过各种形式与敌人进行着无声的斗争。这一段历史，也是了解近代中医不可缺失的一环。
唇齿相依：药业的近代荣衰
中医兴则中药荣，中医亡则中药衰，中医中药从来都唇齿相依。近现代西药业虽然也有一些药物从天然动植物中提取，促进了某些原材料品种的商贸，但远不如中医应用中药之品种丰富，产地遍布全国，带动了从种养、加工、运输、制炼到销售等一系列产业链的发展，是国计民生中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驰誉全国的“南药”大省，广东药业与医业发展一直相得益彰，在近代成为中医争取合法权利和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
争锋：战后中医的参政之途
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局纷争不断。国民党拒绝真正的和平与民主，执意召开在其主导下的所谓“国民大会”。中医、西医为了争取各自的权力，不惜打破斯文，“以拳击桌，大声吆喝”。种种情况表明，此时的当政者对中医的态度仍是歧视有加，导致中西医界的对立有增无已。这种情况一直到国民政府覆亡都未有实质性改善……
民国政府要人与中医
历史是由群众缔造的，但关键人物的一笔往往特别醒目。在中医的近代发展中，民国政府首脑要人们的态度堪可玩味。孙中山出于个人习惯不近中药，但最终还是受惠于中医治疗；汪精卫曾力主“根本废除国医国药”，但在亲见“岳母重病，西医束手，中医二剂而愈”的情况时，开始摇摆两端；蒋介石并不反对中医，但也不积极提倡，只是在关键时刻出来表个态，更多体现的是政治权谋……
求索：如何才是“新中医”
近代百年，中西医的共存已成为社会事实。以大多数人的立场来看，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因此所谓要废止某一方的言论确属荒谬。但是那特定的情势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精英、社会要人纷纷卷入其中，一波波的冲击使得近代中医如此命途多舛，也使中医自我革新之路崎岖难行。与整个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境遇一样，时势根本没有给予思考空间，却必需尽快蜕变图存。此种情形下闯出来的“新中医”，精神风貌与进步意识都令人耳目一新。
余音：相信未来
关于中医与现代社会，有许许多多的话题。在现代的知识体系里，中医显得相当“另类”，不断引发争议。这种“另类”的局面，正是开始于近代时期。中医之路，在于“复古”，还是在于“维新”？这是哪怕到现在，一代一代的中医人仍在苦苦思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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