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修史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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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杜希德
出品人:
页数:280
译者:黄宝华
出版时间:2010-11-1
价格:49.00元
装帧:精装
isbn号码:9787532556434
丛书系列: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图书标签:
  • 海外中国研究
  • 历史
  • 文献学
  • 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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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学史
  • 正史编纂
  • 唐代政治
  • 历史考证
  • 史籍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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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杜希德以毕生精力治唐史,在欧美汉学界有公认的领导地位,《唐代官修史籍考》是他晚年的一部精心著述,是全世界各种文字中第一部有关唐代的官修史学、史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著作。

全书考察了约620年至850年间官方修史机构的创设变迁,以及该机构择取编辑史料以成正史的过程。共分为三大部分,十四章。第一部分重点详论唐代政府中各种修史机构的分支(如史馆、秘书内省、集贤院等)和官职(如起居郎、内起居郎等),其规模建制为唐后各朝沿袭。与此前国内外缺乏这方面的细致研究,杜希德的研究“吸收、综合了诸多前人的成果,使其对唐代修史机构的考察更加完备”。

第二部分重点分析唐代的史官运用的一整套史料系统,包括起居注、内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传记、典志、实录、国史等,网罗宏富,考据细密。作者既熟悉西方的史法,又通晓国学中的考据功夫,再次融会贯通,是其特色之一斑。

第三部分为《旧唐书》的个案研究,分析它复杂的史源,用图表等表现方式,对《旧唐书》的二十本纪、十一志等部分,作了细致梳理,借以看出这一部五代时期编者总其成的正史,是如何运用唐代为本朝官修正史所准备的各种史籍,秩序井然。其附录的“《旧唐书》本纪史源渊源表”即为代表。

欧洲汉学名刊评论杜希德此书特色,称赞其在处理反复的史源时,使人如读一侦探小说,趣味盎然。

《隋唐五代史料研究》:一部探索中古史学转型与重塑的开创性著作 图书名称:《隋唐五代史料研究》 作者:李明德 出版社:[虚构出版社名称,例如:古籍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10月 页码:XXX页 定价:XX元 --- 内容简介: 《隋唐五代史料研究》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编年史梳理或断代史概览,而是一部深入剖析隋唐五代时期史学观念嬗变、史料编纂范式转移及其对后世史学路径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术专著。本书的核心关切在于,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一剧烈社会转型期所留存下来的海量历史记录的“本体性”与“方法论”困境。 全书结构严谨,分为“时代背景与史学转型”、“官修体系的重构与分化”、“私修史学的勃兴与张力”、“区域史料的突围与困境”以及“史料视域下的制度与社会变迁”五大部分,层层递进,力求全面展现隋唐五代史料学研究的复杂面向。 第一部分:时代背景与史学转型 本部分首先将研究的视野定位于魏晋南北朝至初唐的权力结构与思想文化变迁之上。作者认为,隋唐之际,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伴随着士族门第制度的实质性衰落,对史学活动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史学不再仅仅是贵族阶层维护其谱系与荣耀的工具,而是逐渐成为维护新兴皇权合法性、构建统一国家叙事的关键意识形态武器。 作者详细考察了魏晋以来“信史”观念的演变,指出“实录精神”在唐初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强烈规制,导致史官在记录重大事件时,其笔法和取舍上呈现出显著的“政治化”倾向。对《周书》、《北史》等前代官修史书在唐初的修订与采纳过程的细致比勘,揭示了官方如何通过对史料的“选择性继承”与“定向性重构”,确立了唐代历史的基本叙事框架。 第二部分:官修体系的重构与分化 本章是全书的重点之一,聚焦于唐代史官机构(如弘文馆、史馆)的组织形态及其运作机制。与前代相比,唐代史馆的制度化程度空前提高,但这种提高并非意味着史料的绝对客观性,而是意味着“官方史学”的专业化与体制化。 李明德教授摒弃了以往仅关注《旧唐书》、《新唐书》的“得失论”,而是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过程性文献”。他引入了“史料生产流程”的概念,对皇帝起居注、时政要录、敕令档案等原始材料如何被纳入和最终浓缩为“正史”进行了模型化的重建。通过对唐玄宗时期史馆内部关于史料使用权限的争议进行个案分析,本书深刻揭示了官修史学内部围绕“实录”与“修史”权力界限的持续张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修史之法”的探讨。它详细分析了唐代史官在编纂过程中对诏书、奏疏、碑铭等不同性质史料的引用策略,论证了这种策略如何服务于维护“盛世”形象的需要,并在特定历史节点(如武周革命、安史之乱)中,体现出史官群体在道义与职守之间的艰难平衡。 第三部分:私修史学的勃兴与张力 隋唐五代是私修史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与官方史学日益僵化的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部分着重考察了诸如杜佑的《通典》、刘知几的《史通》等里程碑式的著作。 作者强调,《史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理论的反思达到了一个高峰,但这种反思更多的是针对“官方史学”的弊病。李明德认为,《通典》虽然体例宏大,旨在为后世提供典章制度的“通鉴”,但在其体例选择和材料剪裁中,仍不可避免地承载了作者的时代局限和特定阶层的价值取向。 本书对“私修”与“官修”之间关系的处理极为审慎,并非简单地将私修视为“民间正义”的代表,而是将其视为与官方话语体系进行对话、竞争甚至依附的复杂场域。例如,对某些在野士人撰写的“野史”或“家传”进行比对分析,揭示了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如何被官方所吸收、批判,乃至被禁止流传,反映出权力对历史记忆的争夺。 第四部分:区域史料的突围与困境 五代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催生了大量地方性的史料记录,这是本书区别于传统研究的又一显著特征。作者关注到,在中央权威衰落的背景下,地方政权为确立自身历史合法性而大力整理文献,产生了大量的“藩镇志”、“方镇纪要”等地方志与人物传记。 本书详细梳理了后梁、后唐、后晋等政权留存的与中央官修体系相竞争的地方史料。作者指出,这些区域史料虽然在信息密度和鲜活性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它们普遍存在“地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偏差,对中央朝廷的记录往往失之偏颇。对这些史料的整理与辨析,要求研究者必须建立起一套超越单一朝代视角的“多中心”史学方法论。 通过对五代时期史料在宋代被重新整合入中央史学体系的过程进行剖析,本书论证了区域史料是如何在国家统一的历史叙事重塑中,其“主体性”逐渐被消解或边缘化的过程。 第五部分:史料视域下的制度与社会变迁 在对史料本体进行方法论批判和梳理之后,本书将视角转向利用这些复杂史料群来重构隋唐五代时期的具体社会图景。这一部分强调“史料的复原性解读”,即如何从看似僵化的官文书中,挖掘出鲜活的社会生活痕迹。 作者选取了科举制度的演变、均田制与租庸调的实际运行、以及佛教寺院经济的历史形态作为案例,展示了史料的相互印证与矛盾之处。例如,在考察科举制度时,本书不再满足于官修科举录的记载,而是结合了唐宋碑刻、墓志铭以及私人诗文中的侧面信息,以期还原制度实践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最终,《隋唐五代史料研究》试图提供一个成熟的史料学框架,引导后来的研究者以更审慎、更批判、更具多元视角的态度,去面对和利用这一时期浩如烟海且充满政治烙印的历史文献。它不仅是史学史的研究,更是一部关于如何进行中古史实证研究的“元方法论”指南。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教会我们如何与历史的“原材料”进行一场充满智慧的对话。

作者简介

杜希德,历任伦敦大学汉学讲座教授、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并为十五卷本《剑桥中国史》两主编之一、《泰东》主编、《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主编。

目录信息

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缘起说明
序言
凡例
第一部分 官方机制
一、导言
二、官方机制
1、起居郎
2、著作局
3、史馆
4、秘书内省
5、其他参与修史之官署
6、来自各行政机构的资讯
第二部分 历史记录的纂修
三、导言
四、起居注
《大唐创业起居注》
五、内起居注
第五章之附录
六、时政记
七、日历
1、《唐历》和《续唐历》
2、《续唐历》
八、列传
九、机构制度史、历史资料总汇与文档汇编
1、特定机构的历史
2、官署题记
3、诏令与奏疏之结集
4、百科全书式的政典
(1)《唐六典》
(2)《政典》
(3)《通典》
(4)《续通典》
(5)《会要》
(6)《续会要》
(7)《唐会要》
十、实录
唐实录
十一、国史
唐代国史
第三部分 《旧唐书》
十二、《旧唐书》之纂修
十三、《旧唐书》及其史料渊源:本纪
十四、《旧唐书》及其史料渊源:志
1、《礼仪志》
2、《音乐志》
3、《历志》
4、《天文志》
5、《五行志》
6、《地理志》
7、《职官志》
8、《舆服志》
9、《经籍志》
10、《食货志》
11、《刑法志》
附录
《旧唐书》本纪各卷溯源
引用书目
二十世纪前学术界的原始资料与著作
现代学术著作
正文与脚注中提及的隋、唐、宋代作者的已佚失著作
· · · · · · (收起)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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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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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以其宏大的视角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我打开了通往唐代官修史籍研究的另一扇大门。我之前对史学研究总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觉得那是枯燥乏味、门槛极高的领域。然而,当我翻开《唐代官修史籍考》时,我惊喜地发现,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史料,而是将每一部史籍都当作一个鲜活的生命来剖析,追溯其诞生前的时代背景、孕育过程中的政治风波、编纂过程中的学术争鸣,乃至流传后世的命运起伏。作者对于《旧唐书》的论述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他不仅详细考证了《旧唐书》的成书年代、主要修撰者及其史源,更深入探讨了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以及历代学者对其的评价和争议。我了解到,《旧唐书》虽为“旧”,却承载了丰富的史料,其叙事风格的简洁和客观,与后来更为详尽的《新唐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本身就蕴含着极大的研究空间。书中对《新唐书》的分析同样鞭辟入里,从“褒贬”之义出发,揭示了欧阳修等人编撰此书时的史学理念,以及其如何通过调整叙事结构、增添评论等方式来达到“褒贬”的目的。这种对史籍内在逻辑和编纂意图的深度挖掘,让我看到了史学研究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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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修史籍考》的阅读体验是极其丰富的,它不仅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作者以其深邃的学识,将我引入唐代史学研究的殿堂,让我得以近距离观察那些承载着千年历史的文献。他对于《唐会要》的分析,让我看到了这部史籍在政治制度、行政管理、官员制度等方面的独特价值。作者不仅介绍了《唐会要》的体例和内容,更深入探讨了其在补遗和纠正前人史籍方面的作用。这种对史籍“功能性”的挖掘,让我看到了史籍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其记录本身,更在于其对后世研究的贡献。书中对《册府元龟》的论述,则让我看到了这部史籍在记录唐代外交、朝贡、册封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作者详细分析了《册府元龟》的编纂背景,以及其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这种对史籍“时代性”的强调,让我认识到,理解史籍,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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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带给我的启发,不仅仅是关于唐代历史本身,更是关于“史学”这一学科的认识。作者在书中对唐代史籍的“史学史”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让我理解了每一部史籍的出现,都是对前人研究的继承、修正或超越。他详细地阐述了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同一部史籍的不同解读,以及这些解读如何影响了后世对唐代历史的认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作者在探讨《唐大诏令集》时,不仅分析了其作为唐代诏令汇编的价值,更将其置于唐代政治文献研究的语境中,探讨了其在研究唐代政治制度、法律文献、诏令文体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作者还考证了《唐大诏令集》的流传情况,以及其在后世的整理和刊刻,这些细节的考证,让这部史籍的生命力显得更加饱满。通过阅读本书,我认识到,史学研究并非一成不变的结论,而是一个不断发现、不断修正、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通往这个丰富多彩的史学世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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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散发着智识的光辉,让我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产生“原来如此”的惊叹。作者对于唐代史学研究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梳理了重要的官修史籍,更在于其对这些史籍的“再审视”。他并没有全盘接受前人的结论,而是以审慎的态度,对史籍的史源、体例、得失进行了细致的辨析。例如,在探讨《唐会要》时,作者不仅介绍了其作为一部“会要”类史籍的体例特点,还着重分析了其在补遗《旧唐书》、《新唐书》方面的价值,以及其在政治制度、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史料价值。更让我受益匪浅的是,作者对于史料的引用和分析,展现了极高的学术水准。他能够旁征博引,将不同史籍中的信息进行交叉验证,从而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在论述某一史籍的史源时,作者往往会追溯到更早期的文献,甚至涉及一些散佚的史料,这种“上溯源流”的研究方法,让我领略到了史学研究的精深和艰辛。阅读本书,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史料宝库,而作者则是那位技艺精湛的向导,引导我发现其中最珍贵的宝藏,并教会我如何欣赏它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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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一次令人沉醉的学术之旅,作者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视角,引领我深入探究唐代官修史籍的奥秘。他对于《册府元龟》的分析,让我看到了这部史籍在记录唐代外交、朝贡、册封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作者详细分析了《册府元龟》的编纂背景,以及其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这种对史籍“地域性”的关注,让我看到了作者在学术上的“广度”。书中对《唐大诏令集》的解读,则让我看到了这部史籍在研究唐代政治制度、法律文献、诏令文体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作者不仅介绍了《唐大诏令集》的体例和内容,更深入探讨了其在补遗和纠正前人史籍方面的作用。这种对史籍“文献性”的强调,让我认识到,史籍的价值体现在其对历史信息保存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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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犹如一座精心设计的迷宫,每一次翻页都可能发现新的路径和惊喜。作者以其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带领我走进唐代官修史籍的复杂世界。我曾以为,史籍的编纂仅仅是历史事件的记录,但通过本书,我才意识到,每一部史籍的诞生,都凝聚着时代的气息、政治的博弈、学术的传承。作者对《旧唐书》的论述,不仅仅是对其史料价值的肯定,更是对其“史学风格”的深入剖析。他详细阐述了《旧唐书》在叙事上的简洁、客观,以及其对后世史籍编纂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对史籍“风格”的关注,让我看到了史学研究的细微之处,也体会到了作者在学术上的“匠心”。书中对《新唐书》的分析,则让我看到了唐代史学在“文以载道”的指导思想下,如何追求“史德”的体现。作者通过对《新唐书》“褒贬”之义的解读,让我看到了史家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也肩负着塑造历史认知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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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带给我的,远不止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史学思维的启迪。作者在书中对于唐代史籍的“史源”追溯,让我领略到了史学研究的精细和严谨。他能够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精准地辨析出一部史籍的源头,并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例如,在探讨《唐大诏令集》时,作者详细考证了其收录的诏令来源,以及其在唐代政治文献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他不仅介绍了《唐大诏令集》的体例和内容,更深入探讨了其在研究唐代政治制度、法律文献、诏令文体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这种对史籍“结构性”的分析,让我看到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上的“立体感”。书中对《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比较研究,则让我看到了唐代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演变和革新。作者通过对比两部史书在体例、叙事、评价等方面的差异,展现了史学研究的“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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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修史籍考》的另一层价值,在于其对史学研究方法的示范作用。作者在考证和分析过程中,展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学养。他对于史料的运用,既有“大海捞针”般的细致,也有“化繁为简”的功力。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论述一些争议性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审慎和客观。他会列举不同的观点,分析其依据,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并不强求读者接受。这种“理而不苛”的风格,让我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独立思考。例如,在探讨《唐国史》的编纂问题时,作者梳理了历代学者的不同看法,并结合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辨析,最终提出了一个更为审慎的观点。这种对学术“不盲从”的态度,让我受益匪浅。本书对每一部史籍的考证,都力求做到“穷尽其力”,不仅仅是介绍其内容,更深入挖掘其史源、体例、得失,以及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这种“全方位”的考察,让我对每一部史籍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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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修史籍考》是一部极具启发性的著作,它以其宏大的视野和严谨的考证,为我打开了唐代史学研究的新篇章。作者在书中对于每一部官修史籍的深入分析,都让我看到了史料背后的故事和历史的脉络。他对于《唐国史》的论述,不仅仅是对其史料价值的肯定,更是对其“史学思想”的解读。作者详细阐述了《唐国史》在记录唐代历史事件、人物的同时,也体现了其独特的史学理念。这种对史籍“思想性”的关注,让我看到了作者在学术上的“深度”。书中对《唐会要》的解读,则让我看到了这部史籍在记录唐代政治制度、行政管理、官员制度等方面的独特价值。作者不仅介绍了《唐会要》的体例和内容,更深入探讨了其在补遗和纠正前人史籍方面的作用。这种对史籍“实践性”的强调,让我认识到,史籍的价值体现在其对后世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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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修史籍考》的文字风格是其另一大亮点。作者的语言严谨而不失流畅,既有学术研究的精确性,又不乏引人入胜的叙述性。我特别喜欢作者在描述历史事件或人物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历史感”,仿佛那些已经消逝的年代又重新鲜活起来。比如,在分析《册府元龟》时,作者详细介绍了其编纂的庞大工程,以及其在记录唐代外交、朝贡、册封等方面的独特价值。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介绍其内容,而是深入分析了《册府元龟》的编纂动机,以及它如何反映了宋朝与唐朝之间的历史传承和国家认同。这种对史籍背后政治、文化背景的深刻洞察,让《册府元龟》不再仅仅是一部史料汇编,而成为了一扇理解宋代史学观念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窗口。作者对于唐代官修史籍的分类和梳理也做得极为出色,他能够清晰地辨析不同史籍之间的异同,以及它们在史学体系中的位置。这种条理清晰的分析,对于像我这样初涉史学领域的读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帮助,它帮助我构建了一个更为清晰的唐代史学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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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代史料的批判性审察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之举。毕竟司马光早在11世纪就从事这项活动,那时他对所掌握的史料撰写了批评性的意见,即所谓“考异”,附缀于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中,清代史学家循此途径做了更多有价值的工作,诸如赵翼与钱大昕,在18世纪仔细地研究了唐代历史记载的编纂问题后,立刻了解了唐代的制度,因为那些为编纂国事记录而创设的官僚机构,以及唐代所开创的编纂工作的一般程序,在后来成为了中国政体的常备特征。但是就像明清时代在正统的教育与考试制度下培育出来的文士往往从他们所处时代的视角去看待唐代的考试制度,从中解读它的重要性,它在社会上的地位,作为儒学正统的基础,以及它在方法上的精微奥妙,而这一切在当时是它尚不具备的。于是历史的编纂体制就被视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牢固确立的组织机构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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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没有集中讲到旧唐书中《传》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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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板的炫技表演,提醒要大于参考吧,整理大过发明。整理了将近五十年的西方汉学对唐代研究的比较重要的成果和西方可知的汉学典籍,用力难称精深征引不算幽僻,取了最靠谱的材料,下了最妥协的结论关于《会要》修撰一节的讨论可能是翻译问题,显得极奇怪。擅揣,杜老板可能是为了提醒研究者不要被大问题迷失方向,还是回归到学术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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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板的炫技表演,提醒要大于参考吧,整理大过发明。整理了将近五十年的西方汉学对唐代研究的比较重要的成果和西方可知的汉学典籍,用力难称精深征引不算幽僻,取了最靠谱的材料,下了最妥协的结论关于《会要》修撰一节的讨论可能是翻译问题,显得极奇怪。擅揣,杜老板可能是为了提醒研究者不要被大问题迷失方向,还是回归到学术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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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课。756年作为一个巨大的断裂/三川搜访图籍使——官修史学下的史料形态与文献保存。经杜氏抽丝剥茧,史馆火厄清晰地展现出了它在《旧唐书》层累的文本上留下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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