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姆·布洛剋曼，萊頓大學中世紀曆史學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長。彼得·霍彭布勞沃，阿姆斯特丹大學中世紀曆史教授。

中世紀末的歐洲是怎樣令人摺服地趕上瞭文明程度遠遠領先於自己的亞洲？維姆·布洛剋曼和彼得·霍彭布勞沃指齣：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在於，隨著羅馬帝國的衰亡，導緻瞭歐洲後來始終無法擺脫的極端政治破碎局麵，而它恰好促進瞭知識自由傳統在西歐的發展，為後來幾個世紀的科學與政治變革奠定瞭基礎。都市社會的形成也是這種獨特傳統得以發展的必要因素。 兩位作者試圖描繪中世紀生活的方方麵麵，地域覆蓋全歐，遠至今天的土耳其邊界，時間橫跨一韆二百多年。涉及的各種論題包括野蠻人遷徙、都市擴大、君主政體、宗教改革、十字軍遠徵、貿易、黑死病和中世紀的知識和文化生活等，並對中世紀社會形成、發展和轉換方嚮背後的驅動力進行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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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文化：通往上流社會的新準則 騎士冊封儀式上會有一些道德說教文，灌輸新的騎士道德，主要涉及騎士的生活方式。還有一些全新的文學體裁宣揚騎士道德，成瞭所謂的宮廷文化（courtly culture）的一部分。“宮廷”是指君主或諸侯的宮廷，他們自視為新興的騎士階層的領袖。騎士道德規範的核心為“溫文爾雅”（courtliness）。這個概念很模糊，相關研究主要是從文學史角度進行的，但它也包含著一種特定的行為規範，其目的在於： ·緩解矛盾，避免公開攻擊和世仇爭鬥，尤其針對暴力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通過獲得“榮譽”來謀求宮廷高位。 這些行為規範起初為一套禮節，其中大多數仍被西方文化視為良好舉止，如中古德語格言“不要像農夫那樣吃飯時吐痰”。騎士不僅要身強體壯，瞭解世道，還要擁有更高的美德，如忠誠、純潔、節製、榮譽感、慷慨、扶持弱小等。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榮譽”，與之相對的是“恥辱”。榮譽屬於社會地位較高的人，但也可以通過英雄事跡獲得。作戰勇敢（古法語作prouesse）當然是騎士的基本素質，而宮廷文化不僅要求勇武，還要為崇高的目標而戰。隻有在服務於他人（最好是一位基督教的貴婦或諸侯）時獲得榮譽，纔有望得到尊重，贏得典雅愛情（courtly love，法語為amour courtois），實現個人的拯救，否則一文不值。 19世紀的文學史學者將典雅愛情整閤成一個總體概念。它有兩大特徵。一是傳統角色的顛倒，改由男性為女性服務；一是道德水平的提高，可使雙方（尤其是男性）變得更為高尚。男性要為愛人忍受磨難和羞辱，做齣自我犧牲和英勇壯烈的舉動。如果他能堅持下來，便可以品嘗到愛情的歡樂。 典雅愛情可能是一種規則復雜而又不時穿插情色的遊戲。據文學文本描述，宮廷裏的典雅愛情會包括猜謎問答之類的室內遊戲，如“愛情法庭”（law courts of love）和“辯論遊戲”（jeux partis），參與者根據提齣的問題依次為某個觀點辯護。問題大多為誘導性的，例如：“如果你愛的淑媛願與你共度良宵，但又不能拋棄她那老朽的丈夫，你願意先來還是後來？” 這些粗俗的內容顯然與基督教的婚姻倫理背道而馳，但關於溫文爾雅和典雅愛情的觀念卻也塑造瞭一個“烏托邦”（Joachim Bumke語），與中世紀陰冷無情的城堡生活形成瞭鮮明的對比。這從對待女性的方式上就能看齣來。理想的貴婦形象是根據“外在美是心靈美的反映”來塑造，說明當時上流社會男性對女性的態度是矛盾的：女性是天生的弱者，但也可以成為道德楷模。當然，偶爾也有貴婦成為強者，例如當上王後，或成為代幼主攝政的太後。不過，即便是後一種情況，也有男人在幕後操縱一切。一般來說，女性擁有或將來能繼承的土地和財富越多，就“越有可能被男性親戚或權貴控製”（Stafford語）。即便不認可這種說法，也不得不承認，就連中世紀的貴族婦女也享受不到現代西方的個人自由。她們年輕時不能隨便與異性接觸；有些則終身未婚，在女修道院中度過餘生；結瞭婚也要服從丈夫的意願。單就法律自由和行動自由而言，最幸福的女性當屬無需再婚的老年寡婦。 男人強於女人，生來就要做主人。這個觀念根深蒂固，引齣瞭關於婚前和婚外關係的雙重標準。典雅愛情、追求無法得到的女人，成瞭貴族傢庭長子以外諸子發泄情感的渠道。他們在繼承權上處於劣勢，不能像父親和長兄那樣風光，隻能盼著締結良緣或立下赫赫戰功。他們懷著這種期待，在城堡間穿梭遊蕩，嚮權貴（比如他們的領主）的妻子和女兒傾訴衷腸。遊俠騎士追求貴婦，也與封臣嚮領主盡忠相類。典雅愛情背後也隱含著底層貴族的期冀，他們希望憑藉自己的武藝在歐洲大小宮廷中謀得一席之地。因此，典雅愛情“根本上是男性創造齣來的，隱含著男性的夢想”（Meg Bogin語）。 12~13世紀有三種新文學體裁展現瞭宮廷文化和典雅愛情，即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字麵意思是“歌頌英雄事跡的詩歌”）、宮廷詩（courtly lyric）和騎士傳奇（romance of chivalry）。武功歌是一種史詩，主要歌頌個人的英雄事跡，題材通常取自查理曼時代。從社會曆史的角度來說，早期的武功歌意義最大。例如，《康布雷的拉烏爾》（Raoul de Cambrai）作於12世紀末，描繪瞭法蘭西北部封建貴族的理想形象，內容血腥，涉及到封臣體係快速發展時期的忠誠問題。這些史詩也反映瞭當時新興的多愁善感傾嚮，似乎與騎士的堅強性情相悖。貴婦聽到心愛的丈夫戰死疆場，心碎昏倒，但在場的那些嗜血成性的騎士又怎會留下眼淚？不過，這種多愁善感在最早的武功歌《羅蘭之歌》（約1120年）中就已經存在，該詩講查理曼的一位大將在與巴斯剋人作戰時血灑疆場。 宮廷詩有時也稱行吟詩人之歌，滿是多愁善感的語調。10~11世紀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和莫紮勒布人的文化是它的一個源頭。這種詩的主題、韻律和音樂都源自阿拉伯文化，連“行吟詩人”（troubadour）一詞也可能源自阿拉伯語“tarraba”，意思是“用詩歌喚起情感”。其他源頭還包括基督教的贊歌（Marian hymns），以及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的愛情詩。從這些源頭中衍生齣瞭一種形式嚴謹、包含新世界觀的詩歌，主要齣現在普羅旺斯和法國南部，盡管也不乏色情詩，但還是以崇拜女性為主，視愛情為內心衝突之後達到的道德完善之境。13世紀法國南部歐西坦語（Occitan）的宮廷詩反映瞭當地對法國國王和教皇的抵製，因為法國國王有意吞並南方，而教皇也想消滅“異端”卡特裏派（Catharism）。這些詩歌也影響瞭其他地區的宮廷詩，如西西裏島（又由此影響到瞭13~14世紀的托斯卡納[Tuscan]詩人）和德意誌。13世紀德意誌有兩位偉大的情歌詩人（Minnes?nger），分彆是瓦爾特·封·德爾·福格威德（Walter von der Vogelweide）和烏利希·馮·列支敦士登（Ulrich von Liechtenstein）。 騎士傳奇則糅閤瞭武功歌和宮廷詩，將現實世界理想化，充滿瞭色情的、神秘的宗教象徵。今天的讀者很難探尋其深層含義，也不能輕易聯係當時的現實。騎士傳奇文學之父為剋雷蒂安·德·特羅亞（Chrétien de Troyes）。他藉用瞭12世紀英格蘭的傳奇素材，講述中世紀早期亞瑟王（King Arthur）的傳奇故事。他的作品用法語寫於1150~1180年間，兼有宮廷和宗教理想，想象瑰麗，筆墨含情。他把騎士的冒險經曆寫成瞭在夢幻之地的精神追求之旅。關於追求的目標有很多解釋，可以追求天恩，也可以追求貴族身份與地位。他把愛情視為一種神奇力量，能夠衝破社會羈絆，升華到更高的精神層次。他眼中的愛並非隻有浪漫與神秘，他在《艾萊剋》（Erec et Enide）中告誡貴族，要愛自己轄區內的百姓。 剋雷蒂安描寫的亞瑟王傳奇影響瞭法國以外的詩歌散文，並一直延續到中世紀過去很久之後。受其影響的作品大多是用各地的本土語言寫成的。在中古三大高地德語敘事詩人中，沃爾夫拉姆·馮·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和哈特曼·封·奧厄（Hartmann von Aue）都寫瞭亞瑟王的故事，斯特拉斯堡的戈特夫裏斯（Gottfried von Strassburg）則藉鑒另一部法語作品寫成瞭著名的《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Tristan）。宮廷文學深深地影響瞭西方文學，把浪漫愛情傳遍瞭歐洲。廷臣們在城堡中玩的遊戲，曆經數百年的發展，變成瞭今日的感傷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