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现代史大师。权威媒体评价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更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盛赞他是“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除史学领域外，他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叛变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他也是叙事体史学的大家，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正如《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佩里•安德森所言：霍布斯鲍姆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布斯鲍姆一生著作甚丰，真正使他荣登世界“近现代史大师”宝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和《极端的年代：1914～1991》。它们结构恢弘，叙事晓畅，成为当代极为流行的历史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

基于其卓越的文化贡献，霍布斯鲍姆曾于1998年被英国皇室授予英国荣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称号，也曾获得过欧洲最受关注且奖金额最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奖项巴尔扎恩奖（Balzan Prize）。

进入21世纪后，霍布斯鲍姆依旧笔耕不辍，《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等书相继出版，在离世前几月，他依然在整理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

2012年10月1日，以95岁高龄在伦敦逝世。

本书虽然出自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之手，却不是为其他学者而写。它是为所有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并认为历史对于了解世界很有帮助的人而写的。虽然我希望它能使读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年有一些了解，本书的目的却不是告诉他们这段时期确实发生了些什么。如果读者想对史实有更多了解，只需查阅数量庞大且往往相当优秀的文献资料。

我在本书中设法想要做到的，和之前的两册——《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和《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一样，是要了解和解释19世纪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释一个在革命性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在过去的土壤上追溯我们现代的根源；或者更重要的，视过去为一个凝聚的整体，而非(如历史的专门化往往强迫我们以为它是)许多单独题目的集合，如国别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的集合。自从我对历史开始感兴趣以来，我便始终想知道过去(或现在)生活的这些方面是如何连在一起，又为什么连在一起。

因而，本书(除了偶尔的例外情形)不是叙述性或系统化的说明，更不是在炫耀学问。读者最好视它为一种理论的展现，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各章来追踪同一个主题。虽然我已尽力让非历史学家了解它，可是读者必须自己判断这个企图是否成功。

我没有办法向许多作者致谢，即使我往往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却掠夺了他们的著作。我更没有办法向这些年来我从与同事和学生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许多构想表示谢意。如果他们在本书中认出他们自己的构想和言论，他们至少可以责备我误解了他们或误解了事实，或许我也确乎如此。然而，我还是可以向那些使我得以将对这个漫长时期的全神贯注浓缩到这一本书的人致谢。1982年，我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开了一门13次演讲的课，完成了本书的草稿。我对于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以及发出这一邀请的拉杜利(EmmanuelLe Roy Ladurie)都非常感激。1983-1985年，勒伍豪信托(Leverhulme Trust)给了我一个荣誉研究员的职位，使我可以得到研究上的协助。巴黎的“人文科学研究所”(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和赫勒(Clemens Heller)，以及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和麦克唐纳基金会(Macdonnell Foundation)，使我在1986年有几个安静的礼拜完成本书的正文。在协助我做研究的人当中，我尤其感谢哈斯金斯(Susan Haskins)、马歇尔(Vanessa Marshall)和派克博士(Dr．Jenna Park)。赫斯凯尔(Francis Haskell)校读了有关文艺的各章，麦凯(Alan Mackay)校读了有关科学的各章，山恩(PatThane)校读了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章，使我少犯一些错误，不过我怕错处仍在所难免。希福林(Andre Schiffrin)以一位朋友和典型受过教育的非专家身份阅读了整本手稿——本书乃是为这样的非专家而写。我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beck College)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有许多年，如果没有这一经验，我怀疑我是否会产生撰写19世纪世界史的构想。因此，此书也是献给那些学生的。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