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家村札记·舒展卷》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反腐败有关。其中许多篇章，如《半醉半醒说“自查”》、《贪官的价格》、《闲聊监督》、《贪官的演技》等，仅从标题就可看出作者的态度。细读这些文章，可以发现舒展的言论和认识也有个不断变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前期，他虽然对“没有有效法纪和民主监督的自查自律，一直持怀疑态度”，但也只能借酒说事（《半醉半醒说“自查”》）。90年代后期，他一方面提出应该研究“当代中国，为何贪官越来越多”的“大课题”，一方面又说“对我国的政治改革滞后，我表示理解”（《闲聊监督》）。直到世纪末，他才有如下判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有强有力的人大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腐败——社会的肿瘤》）。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心声。经常在报刊上看到舒展先生的文章，但是集中精力拜读他的文集，这还是第一次。大约从1994年开始，舒展和邵燕祥、邓伟志三人在《民主》杂志上开辟专栏，取名“新三家村”，意在继承邓拓、吴晗、廖沫沙老三家村的精神。凡是对“文革”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三家村黑店”和改组中共北京市委开始的，其中的主要人物吃够了以言获罪的苦头。四十年后舒展等人又树起三家村的大旗，用杂文的形式揭露黑暗，抨击时弊，展现了中国文人应有的风骨。不过，《民主》是一个民主党派办的刊物，一般人不大注意，这次书海出版社将三人的文章结集出版，的确是办了一件好事。人常说杂文家就是杂家。读舒展的文章，你能发现他的阅读面很广，不论是中外文学名著还是历史典故，他都能信手拈来，为己所用。另外，他好像比较赞赏齐白石和张学良对美色的看法，因此写了好几篇关于美女的文章，这比那些讳言美色的道学家要真诚得多。比如他说：“现在，我国内地健美的姑娘，不仅与解放前从质与量方面不可比拟，即令八九十年代与五六十年代比，相关之悬殊，也是有目共睹的。”（《美女的力量》）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发现，20世纪上半叶，曾在中国知识女性身上出现过的那种气质，似乎早已荡然无存。比如像陈衡哲、林徽因那样的女性，现在就很难看到。这其实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的必然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舒展是在重庆接受教育的。他说，话剧对他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和艺术的启蒙老师，并使他受用终生。当时的重庆，集中了全国文艺界的大多数精英，也产生了许多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精品。因此他认为40年代是中国话剧最辉煌的黄金时代。这使我想起了当年被戏称为“二流堂”的文化群落。“文革”中，被指控为“二流堂”堂主和堂员的有：夏衍、唐瑜、吴祖光、叶浅予、黄苗子、丁聪、阳翰笙、冯亦代、潘汉年、于伶、赵丹、张光宇、张正宇、周扬、丁玲、华君武、聂绀弩、陈白尘、田汉等人。这些文艺界的爱国者和革命者，后来都命运多舛，屡遭磨难。因此“二流堂”的始作俑者唐瑜先生，到了晚年才不无牢骚地说：“如此‘革命’，不革也罢。”从二流堂到三家村，可以看出那一派知识分子所走的弯路。

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因此我们应该从他们身上总结一点历史的教训。最近我从书摊上买到一本1944年重庆出版的旧书，是王云五在抗日战争中写的《战时英国》。这是作者访问英国以后写的。在该书自序中，王先生谈了自己的写作目的。他说，战争初期英国虽然准备不足，但肯定会转败为胜，这主要是依靠公平的原则、科学的方法和守法的精神，才能起到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另外，他认为英国是宪政之母，“其宪政之完善，自有其道，而其所以致此之道，似可视为任何国家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从这本小册子中，我不仅看出战胜强敌的法宝，也看到治理腐败的出路。这虽然已经超出杂文的话题，但是如果能有王云五的见识和觉悟，我以为舒展先生的杂文会写得更加舒展，更有力度。这个意见，不知他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