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三表》为《历代正史研究文献丛刊》之一。该丛书先期出版《读二十五史蠡述》、《二十四史三表》、《二十四史月日考》、《二十二史考论》等四种。其中，《二十五史蠡述》，民国李澄宇编撰，包括有关二十五史的人物、大事、地理等记载的考证、评论、补正等内容。《二十四史三表》，清段长基撰，包括《二十四史统计表》、《二十四史沿革表》与《二十四史疆域表》。《二十四史月日考》，稿本，清汪曰祯编撰，考证二十四史中日与月的记载，是研究历史的必备工具书。《二十二史考论》则辑录了清代学者杭世骏的《诸史然疑》、牛运震的《空山堂读史纠缪》、卢文弨的《读史札记》、钱大昕的《诸史拾遗》、沈豫的《读史杂记》以及刘体仁《十七史说》等著作。 ——序 陈其泰 治中国史学者，不能舍弃历代正史。究其原因，与正史采取的纪传体体裁是分不开的。纪传体史书的开创之作是司马迁所著《史记》。他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种体例，各有区分。而且取材广泛，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举凡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无所不包。由于纪传体本身的特点，所以深受史学家的欢迎。《史记》问世不久，便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金丹、刘恂等（见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相后续撰。至班固着《汉书》，朝廷组织学者撰《东观汉记》，也都采用纪传体，而且体例更为严谨。值得指出的是，自东汉起，纪传体受到历代王朝的特别尊崇，被作为编撰国史的体裁，不管朝代鼎革，体例相沿不改。至乾隆年间，朝廷明令颁布为正史的纪传体，自《史记》迄《明史》，共二十四种，浑然一体，系统反映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显然，较之私人修史条件远为优越而撰成的历代正史，在数据的占有、使用，以及史书的规模、系统性和连续性等方面，均是独一无二的。 历代正史是研究者必须依靠的文献，但是，由于历史内容无比复杂，对事件、人物、制度等诸多问题的认识不能一次就达于完成，而须后人再作探究。因此，自晋代以后，又有许多学者继续从事正史的补充、整理、校订工作，积累了大量成果，这些工作，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类：一是注释，如《史记》三家注、《唐书释音》、《五代史记注补》等；二是补作，如《后汉书》、《晋书》、《梁书》等书的补表，《三国志》、《梁书》、《陈书》等的补志、《五代史补考》等；三是校正，如《史记识误》、《汉书正误》、《汉书地理志校补》等；四是考订，如《晋书考证》、《北齐书旁证》、《元史考订》等。 经过众多史家的努力，有关二十四史的订补之作，已具相当规模，仅从历代史目来看，即不下数百种之多。此类著作的学术价值及弥补原书之功效，学术界亦早有定论。现在有问题是，“正史之缺憾，赖古今学者之努力，受其弥缝者已不在少数，后人尽可利用已有之成绩而作进一步的探求，但此已有之成绩，将何从而求得之？”换句话说，一般学者如何去搜讨、利用那些多为善本珍藏，又分散于各处的前人成果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明书店出版《二十五史补编》，集二百四十余种订补之作于一炉，从而为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筚路之功，实不可没。然《补编》所及，只包括各史之表、志；那么对于纪、传等的订补之作，仍难寻觅。为此，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一九九六年于《补编》之外，扩大收书的范围，凡与《二十四史》有关的订补著作，1949年以前编撰出版的稿本、抄本、刻本、影印本等均在选择的范围（《二十五史补编》已收之书，不再选入），编辑出版了《二十四史订补》，共收书一百六十余种。此书出版后，甚得学界的好评。 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素以嘉惠士林、繁荣文教事业为己任，今为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界，又编辑《历代正史研究文献丛刊》，收录明代以来至现代学者撰写的有关正史的考证、补缺、专论等。为免重复，凡《二十五史补编》、《二十四史订补》已收之书，《二十四史三表》不再选入。清代三大名著即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为学界研究历代正史提供了极大便利，由于多有出版，《二十四史三表》也不再选入。本丛刊采取分批出版的方式，卷帙大者独立出版，小者合编。先期出版《二十五史蠡述》、《二十四史三表》、《二十四史月日考》、《二十二史考论》（辑杭世骏的《诸史然疑》、牛运震的《空山堂读史纠缪》、卢文弨的《读史札记》、钱大昕的《诸史拾遗》、沈豫的《读史杂记》以及刘体仁《十七史说》等六书而成），此后还将继续编辑刊印。 《历代正史研究文献丛刊》包含着历代正史的多种研究资料，不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几种稿本，更是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将它们汇为一编，影印出版，这不仅大大便利了人们查阅和收藏，而且对中国古代史、史学史、学术史及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无疑多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