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斯威夫待（Jonathan Swift，1667—1745）是英國啓濛運動中激進民主派的創始人，十八世紀英國最傑齣的政論傢和諷刺小說傢。他父親是定居愛爾蘭的英格蘭人，早在他齣生前七個月就已去世。斯威夫特由叔父撫養長大，就讀於著名的都柏林三一學院（以天主教的“三位一體”命名）。在當時，擔任教會的神職是窮孩子的最穩妥的齣路；但斯威夫特厭惡神學和那些煩瑣的哲學課程，他的誌趣在於曆史及文學。憑著一紙錶示不堪深造（其實他後來還是取得瞭碩士及博士學位）的“特許文憑”，他隻好到母親的遠親鄧波爾爵士傢去作私人秘書，處境無異於

“識字的奴僕”。不久，他便以見解精闢、諷刺犀利的文章顯示瞭纔華。他的一篇揭露政府貪汙行徑的政論，直接促成瞭英法停戰，以至有人稱那項和約為“斯威夫特和約”。他後來雖然成瞭首相的親信和女王演說詞的起草人，成為彆人巴結的對象，但仍以清貧為榮。

斯威夫特沒有官銜，給報社審稿不取報酬；哈利首相給他寫文章的奬金，被他憤而退迴，聲明自己不是被雇傭的文人墨客。女王及其要巨終因畏懼他的聲望和諷刺文章的影響，將他逐齣倫敦。他到都柏林後積極投入愛爾蘭人民爭取自由獨立的

鬥爭，接連發錶瞭戰鬥性極強的文論，使英國的殖民政策不得不有所收斂。斯威大特深受愛爾蘭人民熱愛，在他因匿名作品被當局懸賞緝捕時，人們保護他；在他最後一次訪英歸來時，人們鳴鍾舉火，用儀仗隊簇擁他返迴寓所。斯威夫特晚景淒涼，親人去世，頭暈耳聾，每逢清醒，仍執筆寫作，直至七十八歲逝世。

斯威夫特的傳世之作中，以《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1726）流傳最廣，也最為各國讀者所喜愛。

該書通過裏梅爾·格列佛船長之口，敘述瞭周遊四國的奇特經曆。但仔細體會，卻處處揭露著英國社會的黑暗現實，並寄寓著作者的理想。

雖然格列佛起初以為小人國與英國毫不相像，但實際上小人國卻是英國的寫照.透過那似是荒謬的邏輯，我們看到的是：國王比他的臣民隻高齣一個指甲，卻狂妄地自命為頭頂天的宇宙統治者，以其無常的喜怒決定老百姓的命運。官吏們也無需德纔兼備，隻要跳繩跳得高，就可得到高官厚祿。

小人國的兩黨以鞋跟高矮為區分標誌，這裏影射的是當年英國的托利黨（即保守黨的前身）和輝格黨（後來發展成自由黨）兩黨政治；而吃雞蛋時是從大頭敲開還是從小頭敲開，則指的是天主教與新教（亦稱清教，即加爾文教派）之間關於教會儀式的無稽之爭。為瞭這一區區爭端，竟導緻瞭小人國的內戰，甚至殃及鄰國。由於小人國裏的警察製度和誣告成風，格列佛不得不逃離那裏。

大人國的人無論體力還是理智都超過瞭那群“小人”；大人國裏實行的是理想化的、有教養的君主政體，國王賢明而正直，經常關懷臣民，法律也是自由和福利的保障。

在大人國國王的要求下，格列佛嚮他介紹瞭英國的社會及製度，他的溢美之詞在國王的追問下破綻百齣。國王對英國存在的營私舞弊、侵略戰爭和法律不公大加指責，並指齣其原因就在於人心的卑劣自私。

飛島國的科學傢脫離人民與實際，從事不著邊際的“科學研究”，尤其是對屬地的居民，更采取殘暴的手段：稍有叛逆，就將飛島駕臨上空，阻隔陽光，或降到其國土上，將居民碾壓成粉。這裏揭露的正是英國對愛爾蘭的殖民統治。

格列佛還到瞭一個魔術傢的國度，在那裏迴溯瞭古羅馬的政治，對比瞭英國的製度。此時，他的思想已從支持君主政體變為擁護共和瞭。不過，他還隻是贊美處於“自然狀態”下的宗法社會。

如果這種看法還屬於“浪漫的倒退”的話，格列佛對智馬國的描述，則指齣瞭文明社會對於人類的腐蝕，錶明隻有生活在自然狀態下的人，纔是純潔高尚的。這一觀點後來被法國的盧梭發揚光大，成為浪漫主義文學的發端。

智馬國的居民分為狀似野獸的“雅虎”和有智慧、會說話的智馬兩類。“雅虎”代錶瞭人類的貪欲和敗壞，而智馬則生活在原始的善良社會。不言而喻，如果人類墮落下去，將與動物無異，那是多麼可悲啊！

斯威夫特生活的時代是由培根開創的實驗科學和牛頓奠定的古典力學方興未艾之際。他筆下的小人國和大人國雖是虛構的，但其居民身高分彆是正常人類的十二分之一和十二倍。那裏的一切建築和器物，都具有數學比例的準確性，全書結構勻稱而明顯，這都符閤理性思維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