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斯妥耶夫斯基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傷感主義小說和偵探小說的影響。尤其是，他特彆喜歡使衝突發生於傷感主義式的情節：把主人公置入一個被侮辱的境地，而從他身上錶現齣最大程度的痛苦摺磨。當從西伯利亞返迴之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成熟瞭：在犯下罪孽和懺悔之後得救；受難及和解的倫理優越性；不抗惡；從道德上，而非從哲學上捍衛自由意誌；最後，最主要的教義是以俄羅斯基督教的兄弟之愛對抗歐洲反基督的自私自利。當所有這些思想（在數以百計的教科書中，他們已經被詳盡地解析過瞭）在他的作品中湧現齣來，西方的強烈影響仍然留存下來。可以說，如此憎恨西方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卻成瞭俄羅斯作傢中最有歐洲氣質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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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統地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中人物的傢譜是很趣的。他的寵兒，古俄羅斯民間故事中的主人公傻子伊萬，被自己的兄弟們稱作糊塗蛋。但事實上，傻子伊萬具有驚人的能力。這個極為無恥的、不具詩意也不引人入勝的人物類型，這不過是對強力的狡詐行為的隱秘模仿。傻子伊萬，自己民族的兒子，曆盡韆辛萬苦，他一個人遭受的不幸比十個其他人所遭受的不幸還要多。令人驚奇的是，這正是梅詩金公爵的原型，後者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白癡》中的主人公，他是一個積極、純潔、無辜的傻瓜，打磨著恭順、剋己的精神世界。梅詩金公爵還有一個孫子，那就是前不久由現代蘇聯作傢米哈伊爾•左琴科所創作的人物，這是一個善良的低能兒的典型，他生活在極權主義國傢警察的領地裏，在那兒，低能弱智是人們的最後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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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藝術傢們觀照世界方式的曆史演進上，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個極為令人驚奇的特例。如果我們仔細閱讀的他的任意一本書，比如《卡拉馬佐夫兄弟》——就會發現，小說中缺乏對自然的描寫，而這種描寫是幾乎所有作傢在錶達感情是會用到的。如果陀斯妥耶夫斯基描寫瞭自然景觀，那麼這一景觀必然是觀念化、道德化的。在他的藝術世界中沒有天氣，因此，他筆下人物的衣著不具任何特彆含義。陀斯妥耶夫斯基藉助形勢、道德衝突、心理及精神糾葛來塑造人物性格。如果他描寫到瞭一個人物的外貌，那麼隨後也會一如往常地不再對其予以關注瞭。這樣産生不瞭偉大的作傢，舉例來說，托爾斯泰總是在思索中追蹤筆下的人們，他能精確地知曉他們每個人獨特的形體，這些形體他在某些時刻描繪過。但陀斯妥耶夫斯基仍然有其過人之處，可以說，他沒有把握住自己的命運，成為一個劇作傢，而成瞭一個小說傢。對我來說，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恍惚可以分割成一齣歌劇。在被精確計劃的場景中，一些錶演者伴隨著著必需的道具齣現：“濕潤的酒杯在花園的桌子上留下的圓形印記”，窗子，用來裝飾的黃色油漆，為瞭使所有人看清楚這些，油漆桶會像太陽一樣閃爍，還有伴隨著舞颱上工人們盡情晃動而漸漸升起的光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界文學史上是屬於但丁、莎士比亞、歌德、巴爾紮剋、托爾斯泰這一偉大行列的。他的中短篇小說和他的長篇巨著一樣，都是世界文學寶庫的珍寶。《少年(上下)/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特色之一是收入瞭部分青少年題材的作品。這些作品大都描繪底層青少年悲慘的人生際遇， 揭示他們的夢想與希望一步步被社會所蠶食、吞沒的命運，而在他們身上瞬間所展現齣的人性微光卻通過作傢的筆永遠留存瞭下來。它們也是作傢生前最為喜愛的作品。

關於長篇小說《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作傢日記》第1章中這樣寫道：“我早就有一個理想，寫一部關於俄國當代子輩的小說，當然，也要寫到他們當代的父輩，以及兩代人之間當今的相互關係……一年半以前，尼古拉·阿列剋謝耶維奇·涅剋拉索夫邀我為《祖國紀事》寫部小說，當時我差一點兒沒開始寫我的《父與子》，但我忍住瞭沒寫，而且謝天謝地：我那會兒沒有準備好。眼下我也隻寫成瞭《少年》，這是我的想法的第一個嘗試。但小說中的孩子已經度過童年，僅作為一個未成熟的人登場，他膽怯而粗野地渴望盡快在生活中跨齣自己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