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志添，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荣誉文学士、神道学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教授、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广东地方道教研究：道观、道士及科仪》、《道教与民间宗教》、《宗教研究与诠释学》、《香港道教》(合著)、《香港道堂科仪历史与传承》(合著)，编著有《宗教的冲突与和平》、《香港及华南道教研究》、《道教研究与中国宗教文化》、Interpretation of Hope in Chinese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等。在T’oung Pao、China Quarterly、Asia Major、Numen、《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台湾宗教研究》等国际著名中国研究期刊，发表道教学术研究论文数十篇。

李静，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道教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发表《广东道教碑刻中的经济史料（水利篇）》、《〈上清洞真智慧观身大戒文〉产生年代新议》、《〈上清源统经目注序〉作者新议》、《〈许长史旧馆坛碑〉略考》等论文。

一部地域性道教碑刻文献的权威汇编

香港与内地学术合作的典范之作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经费资助项目

《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以清阮元主修的道光《广东通志》的广州府地理范围为准，搜集了从宋、明而迄清末（截止到1911年），在广州府属及其十三个县境内的282通与道教庙宇的历史活动有关的碑刻文献。十三个县包括广州府属的南海县、番禺县，以及顺德县、东莞县、从化县、增城县、新会县、香山县、三水县、新宁县、清远县、新安县、花县等。282通碑刻分属上述州县范围内的121座道教庙宇，诸庙所奉神祇涉及三清神（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三官大帝（天、地、水三官）、太上老君、北方玄天上帝（又称真武大帝、北帝）、斗姆元君、吕祖纯阳孚佑帝君、天妃娘娘、梓橦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城隍神、东岳大帝、五显灵官华光大帝、正一教祖张天师、医灵大帝、康公元帅、赵公元帅等。

本书所辑282通碑刻文献中，有104通是作者通过实地访查48座道教庙宇而抄录获得的，从未公布过，占了本书收录碑文总数的37％；其余的文献则是从《道藏》及不同时期的各种金石志、地方志、文集等原始文献中辑出来的。本书是对广州府道教庙宇相关碑刻文献的一个完全搜集，该项工作史无前例，为道教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其有用的珍贵数据和崭新的研究方法。

研究背景与学术意义

重视碑刻材料，是陈垣先生（1880—1971）在推动道教史研究工作上遗留给学者最重要的方法启示。陈垣编纂的《道家金石略》收入一千五百篇与历代道教有关的碑刻文献，大大影响了当代中外学者研究道教史的方法。

2000年夏天，作者黎志添教授到访法国巴黎远东学院做学术交流。当时施舟人教授（Kristofer Schipper）正在巴黎主持一项由荷兰莱顿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北京大学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多方合作的“圣城北京”研究计划。此计划尤使作者深受启发的地方是，由施舟人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辑成了包括145篇碑刻的《北京东岳庙碑刻目录》，时间跨度从元明至民国，长达606年，东岳庙历史的研究工作由此充分建立在非常真实、具体和有说服力的碑刻数据的基础之上。大量碑文内容可以大大填补正史、志书之缺，为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制度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另外，黎志添先生曾研究广州元妙观，当时的研究成果正是建立在收集到的有关广州元妙观历代重修的碑记文献基础之上。

综合前人学者在道教史研究上对碑刻材料的利用和重视以及自己的研究心得，黎志添教授认为，若要进一步推进广东地区道教史的学术研究工作，就必须先要全面地整理和辑成一部与广东道教历史有关的道教碑刻文献汇集。于是，2006年初，黎志添教授正式启动了由其主持，并有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游子安博士、吴真教授和广州中山大学钟东教授共同参与和合作的广东道教碑刻研究计划。最初的研究计划拟涵盖广东全省的大凡涉及道教宫观、道教建筑、道教神像、庙宇重修、开光、道教仪式活动、道士生平活动、道教历史等内容的历代碑刻文献。然而，经过大约三年时间，由于种种研究上的困难和相继的人事变动，“广东道教碑刻研究计划”停顿了一段短时间。2009年夏季，黎志添教授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局研究资助经费的支持，于是重新启动在停滞中的研究计划。同时，新的研究项目聘请了复旦大学李静博士以博士后研究员的工作身份协助作者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同时，作者放弃了原来拟定的广泛范围，决定集中落实到“广州府县”（以清阮元主修的道光《广东通志》中的广州府地理范围为准）的道教碑刻的范围之内。经过多年的采访、找寻、拍摄、抄录、标点、校勘、考释等工作，作者于2012年完成全部工作。

推动道教地域文化研究，属于当前国际道教学界比较热衷的领域。国外学者以其独特的视角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捷足先登，足以昭示来者。黎志添教授等中国学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学术新动向，见贤思齐，先在自己比较熟悉的广东地方道教研究领域编辑一部地方道教庙宇文献，对于以后类似的工作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同时，这个项目是香港学者主动发起，内地学者应邀参与的一个合作项目，成绩斐然，既显示了香港学者对根源文化的兴趣和追索，也体现了两地学术界加强学术联络和合作的积极动向，是一次两地学术交流的成功典范。

专家荐辞

本书是一部程功巨大且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基本文献校释著作。本书汇聚了明清时期广州府属及十三县境内的道教碑刻282通，时间上自宋元，下迄清季。文献采录包括地方志书和历代文集，也较充分地参取了最近几十年广东文物研究的积累，而更重要的则是曾很广泛地调查了此区域中的现存道教碑石保存情况。其中据原碑校录者多达110通，达全书录碑之37％，多为首次刊布，堪称难得。这些碑刻是研究地方文化、道教信仰以及基层组织的极其珍贵的记录，可供研究的线索极其丰富，如玄武信仰在明代以后浸润南方社会的情况，关帝和妈祖信仰的迁变痕迹，民间信仰如康公、张王爷等庙宇的盛行情况，也提供了民间社会由家族、社团、行会以及官员、乡绅组成的基层势力在道教信仰方面的组织协调、维护重建以及庙产管理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从本书可以见到道教信仰在地方社会的强大生命力。——陈尚君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此书汇集广州地区宋元明清道教庙宇碑刻文献于一炉，不仅收罗宏富，体例合理，而且考释详实，校勘审慎，于碑刻之信息，庙宇之背景，碑文之内容，作者之身份，均有明晰考述评释。一编在手，则数百年来广州道教发展之历程，焕然在目。举凡广州近古之宗教制度、经济水平、社会结构、思想信仰，无所不包。此书于道教科仪建筑、神祗信仰原生态之保留，极具学术价值，然其所包容之丰富内涵，岂仅只宗教学一端。于此间，治史学者可得旧闻遗珍，治文学者可玩华词丽句，治金石学者可考刊刻规绳，治民俗学者可窥文化风俗。至于碑文所示之民间信仰组织之活动，于今日之小区建设、慈善活动仍具有启示意义。而于宋元明清之文献辑佚，尤有助检索参考，功莫大焉。 ——周裕锴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

区域道教数据的整理和研究是当今国内外道教研究的潮流。本书具有这样一些显著特点：一是作者既注重对传世文献的穷搜博览，也注重对宗教场所的实地踏勘,因而对广州地区道教碑刻数据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搜集和最为详尽的整理校勘；二是其编纂方法的创新，本书以庙为纲，以庙系碑，因而更能完整地反映出广州地区道教近千年来一种真实的、活动着的历史场景；三是对碑文本身的介绍和研究体现了深厚的学养。本书作者既长期研究《道藏》经典,也长期研究广州道教史,因而能将碑文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准确地抉发出来。我相信本书的出版, 将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参照，亦将使广州道教的研究在一种更高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王承文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

学术贡献

辑录之外，本书的重要工作尚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一律注明所收录的每通碑刻的碑文来源（原碑抄录或原始文献）、庙宇存址之所在位置，以及碑刻文献的碑额、撰碑人、书丹人、篆额人、立石人等信息。二、对全部121座道教庙宇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研究，并统一在所属的碑文之前加上“庙宇介绍”部分，言简意赅地说明每一座道教庙宇的历史沿革、神坛和神像的布置，以及与道教传统有关的信息。三、对碑文进行了标点、校勘和注释，注释涵盖典故、名物、历史、乡村社会和祭祀生活等。四、编了八个附表和一个名词索引，附表涉及分别按照碑刻的年份、碑题笔划编排、撰碑者笔划编排、碑刻总序号的四种碑刻目录，以及庙宇名称、现存庙宇位置、现存碑刻等。五、收录了包含地图、庙图、碑图三方面的190幅左右的彩图。

本书是一部有关广东道教历史的道教碑刻文献汇集及其考释的著作，对研究广东乃至全国的道教历史具有的非凡意义。

读者对象

第一，对中国宗教史（包括道教及民间庙宇）及地方社会史有兴趣的学者。根据本书丰富的碑刻材料，学者能够以新的材料和新的视野了解道教和庙宇在中国地方社会的存在状况、发展和影响。

第二，对研究广州历史有兴趣的读者，特别是想要了解广州从宋到清的道教发展及其与地方庙宇的关系的读者。

第三，对传统中国庙宇信仰有兴趣的一般读者。本书在所属的碑刻文之前加上“庙宇介绍”的部分，言简意赅地说明每一座道教庙宇的历史沿革、神坛和神像的布置。这些介绍都是过去宗教碑刻文集所缺乏的，但对一般读者而言，都是非常有用的历史补充资料。

上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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