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倪偉，1968年出生，江蘇江陰人。1998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復旦大學中文系，主要從事20世紀中國文學及文化研究。

書籍簡介：

本書作者把現代文學放在民族建設的大背景下加以審視。

梳理了1928-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與文學運動。推翻了「1949以前，國民黨不重視文藝，忽略意識形態鬥爭，終於導致江山易手，退敗台灣」的簡單看法。

論證了「南京國民黨政府在其統治時期所制定的文藝政策以及策動的文學運動，在表面上看來，是為了對付左翼文學，完全是出於政黨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然而深一層的思考，這一切又是和國民黨所制定的建國方略在文藝領域裡的具體實踐。」

從這個視角看，作者具體分析了文學與現代民族國家建設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從另一側面揭示中國現代性艱難而獨特的開展過程。

序◎呂正惠

倪偉的《「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有兩項非常明顯的優點，任何人只要稍加翻閱，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長期以來，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其實踐、以及文學作品，很少受到嚴肅學者的重視。坦白講，絕大部份的現代文學專家都認為，在講述中國現代文學時，這是可有可無的一個部分，沒有也無所謂。但是，客觀的看，國民黨畢竟統治全中國二十多年（1927─1949），要說它的文藝政策完全不值得重視，也是不對的。問題是，誰願意耗費極大的時間，去從事這一項也許價值不大的研究工作。

倪偉在他的初版後記中說，「當我日復一日地面對那些枯燥乏味的作品，重溫前人光華黯淡的思想言論時，我常常絕望地想：這一切是否值得？」我非常同情，因為我絕對不肯去幹這種工作。同時我也非常感激，因為他已經做了，我只要讀他的書就可以了。他把這個工作做得極為出色，以至於別人也許不用再做了。他又說，「記得在南京圖書館查閱舊報刊的那些寒冷而漫長的日子裡，每天面對那些半個多世紀沒人翻過的發黃變脆的紙頁，常常會感到一絲傷感。那些凝結着作者心血的文字，倘若不是遇見我，也許還會在圖書館的某個陰暗角落裡繼續沈睡下去。」事實確實如此，沒有倪偉竭擇而漁式的認真閱讀資料，別人就必需再做一次。倪偉幫所有現代文學研究者做了一項非常了不起的服務工作，每一個人都應該感激他。

倪偉書的第二項特點是，分析深入，文字流暢易讀。這本書並不缺乏理論辨析，但倪偉並不刻意假作高深，引用許多別人看不懂的理論來加以裝璜，而只是平平實實的分析。事實上這是很難做到的，因為難以做到，所以許多學者更願意把文章寫得讓人看不懂。下了大功夫，又把全書寫得這麼清析，這本書的價值很容易讓人認定，不需要我再多費言辭。

我想藉此說一些好像題外、又好像題內的話，是我一直想說而沒有機會說的。倪偉在書中談到，文學史研究首先應是歷史的研究，必須把文學作為整個社會系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探討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裡，文學是以何種方式實現其生產和再生產的，又是哪些因素決定了這種生產和再生產的方式。我完全贊成這種說法。不過，倪偉又似乎假定了文學要有一種主體性，所以他對黨派性的文藝政策有一種先天的反感。對於他這種傾向，薛毅已經提出他的批評，倪偉也把他的批評附在他的書中。不同思想傾向的人可以藉此澄清自己的立場，並以更清醒的態度來閱讀這本書，關於這方面，我也就不再多說了。

我想提出來的問題是，為什麼共產黨的文藝理論和傾向表現了那麼鮮明的黨派性，卻還吸引了許多支持者，而國民黨卻做不到？這個問題，似乎很少人從歷史語境中來加以探討。

首先要澄清一點的是，有不少知名的文藝界人士是（或曾經是）支持國民黨的，如胡適、聞一多、梁實秋、朱光潛、沈從文等，但在意識形態上他們屬於自由派，並不支持國民黨的文化政策和文藝理論。同樣的，他們也不喜歡（或原來也不喜歡）共產黨。知名的文藝界人士，認同國黨的文藝理論的人，似乎一個也找不到。對於一個統治全中國的政黨來講，這實在是一件很尷尬的事。

我以為這要從民國時期的社會形態和知識分子群體這兩方面來加以討論。從晚清以來，知識分子認識到，教育是救國的重要工作之一。此後中國的教育就日漸普及化，以至於原來無力接受教育的社會階層的子弟，也可以想盡辦法讓自己得到教育。但是由於家庭經濟的限制，他們的教育不可能很完整；同時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他們在受完教育後，也很難找到好的職業（可以想像一下民國時期的混亂）。於是，中國就出現一大批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貧困家庭出生的小知識分子。由於他們的家庭出身，也由於他們自己的遭遇，他們對於社會的不平等和農民的苦難，有深切的感受。對他們來講，只有大革命才能解決普遍貧窮的問題，也只有大革命才能達到普遍的平等。這就是他們寧願選擇共產黨，而不願意選擇國民黨的原因（國民黨在當權後連孫中山的「平均地權」都做不到）。如果我們以量化的方式去探討支持共產黨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家庭出身，我相信，一定可以印證我這種出於直覺的想法。

當然也有許多出身較好的知識分子選擇共產黨，因為他們認為，只有共產黨能救中國。這樣，就有各種不同出身的人支持共產黨。當共產黨打贏內戰，統治全國後，知識分子之間的歧見就會表現出來，這也是後來黨內出現嚴重鬥爭的源頭之一。但無論如何，出身貧困家庭的小知識分子絕對是共產黨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現在很多人反對《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放在現在的時空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反過來看，從延安時代的革命背景來看，《講話》的出現也是可以理解的。薛毅說，「假如我們把文藝政策、意識形態都綜合在文學生產方式中來觀察，那麼我們確實有必要重新想像『文學』，重新定義『文學』。」這話我完全贊成。我們只要回顧一下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準備階段的啟蒙主義文學，或者俄國大革命之前的俄羅斯文學，就可以了解，在現代世界史中，文學如何變成意識形態戰場的主要角色。資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前，以及在取得政權後，對文學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這一點也值得我們深思。

我想說的只是，文學在現代社會具有非常不同於傳統的角色，至於如何判斷每一部作品在文學上的終極價值，那是另一個問題，這裡就不便多談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倪偉的書是一個開放的文本，可以讓任何立場的人重新思考他自己的問題。譬如我自己到現在還不能解決文學的意識形態角色和文學本身的價值之間的矛盾。倪偉也在台灣版後記裡談到他思想的轉變，但這一點也不影響本書的價值。一本書如果寫得好，它本身就具有開放性，這也是薛毅和我願意坦誠講出我們意見的原因，倪偉是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