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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唐鉴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黄爱平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译者
2015-6-9 出版日期
652 页数
0 价格
平装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丛书系列
9787300204567 图书编码

方东树唐鉴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在线电子书 图书标签: 清史  方东树  学术史  史料  【清】方东树唐鉴  黄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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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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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唐鉴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在线电子书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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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不算很精审,但所选方东树文多言义理,很有价值。尤其是在《向果微言》不易得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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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不算很精审,但所选方东树文多言义理,很有价值。尤其是在《向果微言》不易得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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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商兑根据的是道光十一年初刻本,文章选自攷盘集文录。方东树思想远比我想的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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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不算很精审,但所选方东树文多言义理,很有价值。尤其是在《向果微言》不易得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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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商兑根据的是道光十一年初刻本,文章选自攷盘集文录。方东树思想远比我想的要复杂。

方东树唐鉴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在线电子书 著者简介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又号歇庵、冷斋,晚年自号仪卫老人,亦署仪卫主人,学者称仪卫先生。安徽桐城人,清中叶著名理学家,桐城派代表人物。多次参加科考不第,长年奔走四方,或坐馆授徒,或参赞幕府,或主讲书院。博通群籍,刻苦自励,勤于著述,留心时事。曾师从桐城派大家姚鼐,长于诗古文辞,所著《昭昧詹言》,论诗评诗,颇有真知灼见,为清代著名诗话之一。治学宗尚程朱,恪尊道统,其《汉学商兑》一书,从理论、方法上对汉学痛下针砭,大加挞伐,虽多谩骂诋毁之语,但也不乏切中汉学弊病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界认真反思汉学的弊端,进而推动了清代中叶学术思潮的消长变化。晚年家居,以讲学著述终老。

唐鉴(1778—1861),字栗生,号镜海,或作敬楷,又称小岱山人。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今属长沙市)人,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次年入翰林院,改庶吉士。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协修、会试同考官,升浙江道监察御史。外任广西平乐府知府、贵州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等职,官至太常寺卿。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实心任事。治学宗尚程朱,摒弃陆王,贬抑汉学。晚年在朝大力倡导正学,严立藩篱,俨然形成以其为核心的京师理学群体。所著《学案小识》一书,通过为理学家等众多学者作传的方式,表彰理学,裁量人物,在总结清初以来理学发展变化脉络的同时,也辑录和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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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唐鉴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在线电子书 图书描述

方东树、唐鉴都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其生平际遇虽有所不同,学术造诣亦不尽一致,但他们的思想主张却多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在道光年间中国传统社会逐渐步入近代之时,两人各有一部著述风靡一时,歆动天下,这就是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和唐鉴的《学案小识》,二者都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职此之故,因将两人重要著述合编为一卷。以下分别述之。

方东树(1772—1851),安徽桐城人,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又号歇庵、冷斋。晚年因慕春秋时期卫国大夫蘧瑗“五十知非”,卫国国君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

参见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条,见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亦署“仪卫主人”,学者称仪卫先生。

方东树出生于安徽桐城著名的方氏家族中的一支。曾祖父方泽,字苧川,晚自号待庐,乾隆十二年(1747)优贡生,曾任八旗官学教习,主讲山西洪洞玉峰书院。能诗擅文,论学尊崇朱熹,论文宗尚明艾南英。祖父方训,字味书,未入仕。父方绩,字展卿,县学生,承桐城派大家刘大櫆、姚鼐之学,力倡古文词,著有《经史札记》、《屈子正音》、《鹤鸣集》。

受家族和家学的影响,方东树自幼向学,即喜为古文词,并显示出很高的文学天赋。11岁时,他仿效南朝齐、梁间诗人范云作《慎火树诗》,得到乡里前辈叹赏。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范围日益广泛,兴趣也有所转移。据其自言:“十八九时,读孟子书,怃然悟吾学之更有其大者、切者,遂屏文章不为。性喜庄、老及程、朱、陆、王诸贤书,读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发者。以观近时人文字,辄见其踳驳谬盭,为不当意”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答姚石甫书》。。乾隆五十八年(1793),方东树22岁,他与父亲方绩同拜著名学者、桐城派大家姚鼐为师,受业于江宁(今南京)钟山书院。在姚门诸弟子中,方东树不仅“随侍讲席最久”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八年条。,而且以其杰出的诗文才华和致力于程朱理学的学术趋向,深得姚鼐器重,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称为“姚门四杰”。

在拜师姚鼐的同年,方东树亦入县学,补弟子员,数年后补增广生。与所有同时代的读书人一样,方东树也期冀走上读书做官、学以致用的坦途。然而,天不遂人愿,数十年间,他先后十次参加乡试,一次应考岁试,均未得中。直至道光八年(1828),方东树年届57岁,始绝意仕途,不再应试。

科举多次受挫,迫于生计,方东树只得奔走四方,或教授弟子,或参赞幕府。他先后馆于江西新城陈用光侍郎、安徽桐城汪志伊尚书府邸,又辗转于安徽阜阳、六安、池州、宿州等地讲学。并应姚鼐之邀,长期在江宁书院课其长孙学业。其间还曾应江宁知府吕燕昭之请,参与纂修《江宁府志》。虽常年往来奔走,不遑宁处,但收入却极为微薄,方东树常常陷入衣食着的窘境。诚如其自言:“二十余年颠沛失荡,所至辄穷,忧患疾病,日与死迫。羇旅异地,每遇良辰会节,瞻望家园,凶祥莫卜,中夜推枕起叹,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答姚石甫书》。嘉庆二十四年(1819),48岁的方东树应两广总督阮元之请赴广州,参与纂修《广东通志》。此后数年,除短暂主持廉州海门书院、韶州韶阳书院外,均客居阮元幕府,或协纂书籍,或教授经学。道光六年(1826),阮元调任云贵总督,方东树遂自粤归里。其后,又先后主持安徽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佐理安徽巡抚邓廷桢幕府,客居武进县令姚莹官署。道光十七年(1837),赴广东参赞两广总督邓廷桢幕府,次年应粤海关监督豫堃之请,参与纂修《粤海关志》。道光二十年(1840)归里,授徒论学,培养人才。桐城戴钧衡、方宗诚、苏惇元、文汉光、甘绍盘、郑福照等十余人均出其门下,各有所成。与此同时,他还致力著述,十年中,撰成《大意尊闻》等书凡十余种,并自编其文集、诗集。虽然生活依然艰困,但方东树甘之如饴,著述授徒,“益穷性命之归”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唯对自己当年因漂泊在外,生计窘迫,未能归家为其父亲奔丧一事耿耿于怀,“誓宜没于外以自罚”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咸丰元年条。。咸丰元年(1851),当新任安徽祁门县令唐治邀请他前去主持东山书院时,方东树不顾年高体弱,执意前往。未及数月,即因病卒于当地,享年80岁。

尽管终其一生,方东树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始终坚持传统儒学讲求经世致用的价值理念,“尝言立身为学,固以修德制行,内全天理为极,而于人世事理,亦必讲明通贯以待用”。故而他早年即“锐然有用世志,凡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曰此安民之实用也”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道光十一年(1831),桐城发生水灾,县令杨大缙不但不加抚恤,反而一味贪赃婪索,导致民怨沸腾。而当地官府竟以民变上疏安徽巡抚邓廷桢,请求派兵镇压。当时方东树正客居邓廷桢幕府,闻讯后立即面见邓廷桢,详陈实际情形,并以身家性命担保,请求罢兵,终于使得一方百姓免遭涂炭。道光十八年(1838),方东树因参赞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幕府,客居广州,目睹鸦片流毒天下,祸害百姓。他忧心如焚,深感“彼外夷之以此愚毒中国也,非独岁糜中国金钱数十百万而已也,其势将使中国人类日就澌灭也。此天地之大变也,自生民以来,其祸之柔且烈,未有若此者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劝戒食鸦片文》。。因此,他作《化民正俗对》,力陈禁烟之道,提出:“欲令鸦片之害永绝,则莫若严治食者,欲严治食者,则莫若先治士大夫在上之人。”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化民正俗对》。又作《劝戒食鸦片文》,痛陈鸦片之害,力劝食者戒烟。鸦片战争爆发后,方东树虽然已因年老归乡居家,但仍心系国事。当他得知朝廷将帅面对英军进逼大多退守避让,不战而逃,东南数省丧师失地,百姓惨遭兵燹之祸时,极为痛心疾首。他不顾衰病在身,伏案疾书,撰成《病榻罪言》一文,纵横捭阖,鉴古论今,提出收服汉奸,申严军法,增修武备,禁断贸易等制敌之策,认为“谋国之道,不恃敌之不攻,惟恃我之不败。今日之事,及逆夷暂退,急须认真增修武备,倡勇敢,鼓士气,储蓄聚,习弓矢,镇静以安百姓,勿摇民心”,只要“朝廷诚威诚断,诸将诚勇诚谋,必可转败为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病榻罪言》。。道光三十年(1850),方东树已家居10年之久,年届79岁高龄,但当他读到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时,“甫尽卷首四条,不禁五体投地,拍案倾倒,以为此真良才济时切用要著,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迂儒影响耳食空谈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六,《与魏默深书》。,忧国忧民之情,丝毫未减当年。诚如其弟子苏惇元所言,方东树一生,“身虽未仕,常怀天下忧。凡遇国家大事,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

苏惇元:《仪卫方先生传》,见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首。,典型地表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

当然,方东树对当时乃至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恪守程朱理学、捍卫儒学道统的思想主张和学术实践。尊崇朱子之学,历来是桐城方氏家族的传统,方东树也不例外。他“幼承家范”,成年后师从姚鼐,奠定了深厚的理学根基。自谓“平生观书,不喜异说。少时亦尝泛滥百家,惟于朱子之言有独契,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毫发不合,直与孔、曾、思、孟二”。故其立身处世,接物待人,乃至辨析学术,裁量人物,不以朱子为宗,甚而“见后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

方东树:《书林扬觯》卷下,《序纂》,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九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对占据清代学术主流地位的汉学,方东树自然深为不满。他曾撰《辨道论》,指责汉学“以章句为本,以训诂为主,以博辨为门,以同异为攻,不概于道,不协于理,不顾其所安”,其说“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畔道过于杨、墨、佛、老”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一,《辨道论》。。嘉庆年间,汉学风靡一时,不仅学术界群趋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的研究,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而且还出现了为汉学家立传,彰显汉学学术成就的总结性著作,即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方东树与江藩同在两广总督阮元幕府,眼见“汉学大盛,新编林立,声气扇和,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其人类皆以鸿名博学,为士林所重,驰骋笔舌,丳穿百家,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本不欲置辩的方东树再也按捺不住,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发愤著述,撰成《汉学商兑》三卷。他仿效朱熹当年为批评其他学人学派之说所著《杂学辨》的体例,首先摘录论敌原文,再“各为辨正于下”。凡引原文,皆注明某人某书;所作辨正,“特论其纲领宗旨”;若“援引事类,或推衍余意”,则“以类附注句下”。全书“本止一卷,首尾脉络相贯”,但因篇幅较多,分为三卷:“首溯其畔道罔说之源;次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次为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儒先,而非事实者。”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汉学商兑序例》。

在阐发其书宗旨义例的《序例》中,方东树开篇即列举汉学家攻击宋学的要点所在,他说:“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竞欲咀嚼。究其所以为之罪者,不过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术。”由此出发,方东树旁征博引,反复辩难,对汉学家的思想主张、学术宗旨、研究方法,乃至学术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尤集矢于顾炎武、毛奇龄、惠栋、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焦循、江藩、阮元等汉学大家,大段征引其言论观点,逐条予以辩驳,甚至不惜攻击谩骂诋毁之辞。

出于卫道的目的,方东树对汉学家著书立说,“惟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汩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宋儒、攻朱子为急务”尤为反感,指责其“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断言汉学家“毕世治经,一言几于道,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子?其去经也远矣”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重序》。!不仅如此,方东树还给汉学家扣上“离经叛道”的罪名,比之于杨、墨、佛、老,视之为洪水猛兽,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在他看来,汉学家“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摋。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汉学商兑序例》。,“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何者?洪水猛兽害野人,此害专及学士大夫。学士大夫学术昧,则生心发事害政,而野人噍类矣”。

站在宋学的立场,方东树对汉学家一致遵循的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经书义理的学术宗旨深致不满,攻击不遗余力。他说:“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差谬也。诸儒释经解字,纷纭百端。吾论其他,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据此,方东树认为:“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何况一些汉学家一味泥古、复古,“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故而他极力强调:“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今汉学宗旨,必谓经义不外于小学,第当专治小学,不当空言义理。以此欲蓦过宋儒而蔑之,超接道统,故谓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由训诂以接夫唐、虞、周、孔正传。此最异端邪说,然亦最浅陋,又多矛盾也。”针对汉学家群趋于典章制度考核的学术风气,方东树反诘说:“如《考工》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庄子所谓‘有待而定’者邪?”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在他看来,此等学问“得之固佳,即未遽明,亦损大体,关闳旨”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故而方东树对汉学诸家的研究成果,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

方东树还进而总结汉学六蔽:“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可以说,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和攻击,把清初以来或隐或显的汉宋之争推向了一个极端。

平心而论,方东树对汉学的指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诸如批评典章制度的考证言人人殊,不知何所适从;针砭汉学考据驳杂细碎,益国计民生;认为训诂考据不能完全赅括经书义理和儒学内容等,都切中汉学弊病。但他纯粹从卫道的立场出发,一以程朱理学为衡,门户之见极深,故而其书多充斥愤激之辞、诟詈之语,名为“商兑”,实则攻击,乃至谩骂、诋毁,这不能不说是《汉学商兑》一书的最大缺陷。萧一山也认为:“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专以诋毁经学家为务,而道统之观念更为炽烈,益多主观之论矣。”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三篇第十五章《乾嘉时代之文学与理学》,第二册,7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汉学商兑》成书后,当时的理学家多有赞誉,如姚莹称:“研究大著,宏博渊通,沉精明辨,息群言之喙,区大道之途。书成一家,义宗百氏,洵斯文之木铎,为正学之明镫。”

姚莹:《汉学商兑题辞》,见方东树《汉学商兑》卷末。沈钦韩谓:“不遍读群书,不足知其援据该洽;不精深穷理,不足知其折衷允当;不能包括古今义理是非,不足以周知此书之蕴。”

沈钦韩:《汉学商兑题辞》,见方东树《汉学商兑》卷末。甚有称《汉学商兑》之书成,“于是汉学之气焰始衰”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者。其后,随着晚清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学术风气的转变,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方东树其人其书的肯定,《汉学商兑》一版再版,影响也越来越大。民国初年,梁启超纵论清代学术,对是书多所认可,他说:“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九,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按:梁启超谓《汉学商兑》“成于嘉庆间”,不确。参见本书《方东树年谱简编》。但另一方面,对《汉学商兑》一书的影响和作用也不乏持否定意见者。有学者认为,该书论据“陈言力,所以并未起什么作用”

汪绍楹:《校点后记》,见方东树撰,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也有学者断言:“究其实,汉学衰微与汉宋调和等,与《汉学商兑》并任何的直接关联。”

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载《文史哲》,2013(2)。客观而言,认为《汉学商兑》出而“汉学之气焰始衰”,将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誉为“一种革命事业”,固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完全否定汉学衰微与《汉学商兑》一书的关联,似乎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道光初年,汉学虽仍盛行,但已是强弩之末,自身弊端日益显露。随着形势的变化,不仅来自外界的批评始终不断,汉学阵营内部也出现了自我反省的声音。在这种情形之下,《汉学商兑》对汉学全方位的批评、攻击乃至诋毁,疑促使学界进一步反思汉学的弊病,从而对学术思潮的消长变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钱穆在指出《汉学商兑》一书“专务纠驳”、“肆口忌”,并将方东树学术造诣与当时学者加以比较之时,也认为该书“惟以纵横排奡见长,然亦颇为并时学者推重。良以汉学已臻极盛,木老蠹生,水久腐起,亦学术将变应有之象也”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520、5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方东树恪守程朱理学,也极为重视立身制行。在他看来,“学之本事”在于“修己治人之方”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三,《待定录自序》。,士人“必也才当世用,卓乎实足济世,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足为天下后世法”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咸丰元年条。。他一生勤于读书著述,“每日鸡鸣起,至漏数十下始就寝。严寒酷暑,精进靡间”。虽迫于生计,经常奔走四方,但于“舟车尘土之间,忧戚病患之余”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仍好学深思,刻苦自励,时时体验“身心性命之旨,修己接物之方”

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道光四年条。,凡有所悟,皆随笔条记,积数十年之功,撰成《待定录》百余卷,“自天道、治法、物理、人情,修齐之教,格致之方,省察存养之旨,诸儒学术同异得失,以逮说经、考史、诗文、小学、浮屠、老子、杂家之说,罔不探赜抉微,析非审是”。惜其书未刊,后毁于兵燹。晚年家居课徒,方东树亦持身谨严,侃侃不阿,“遇事据理直论,或面折人非”,“凡以诗文就正者,既告之法,必进以古人务本之义”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对晚辈要求尤为严格,他先后撰成《大意尊闻》、《山天衣闻》等书,或记述“内省自讼”之所得,或择取古人相关之格言,欲以警示儿孙后辈。特别是《大意尊闻》一书,初成于道光二十年(1840),即其归乡的第一年。在此后家居的十年中,方东树不断进行修改,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即其去世的前一年,才最终定稿。在这部随笔札记体裁的著述中,方东树将其一生的经历、体验和感悟凝聚于笔端,“自小学以至于大学之事,格致、省察、克制、存养以至于成德之功,居身、接物、齐家、训俗、教学以至于治平之业,不有以探其原而穷其弊,笃实亲切,不阔不肤”

方宗诚:《大意尊闻序》,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可谓其教也谆谆,其情也殷殷,既写给儿孙,实则亦写给世人,至今读来,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当然,方东树并非完人,其性格亦有缺陷,他自谓其“性轻脱率意,又精神短浅,虑患不深,疏放不慎”

方东树:《未能录》卷上,《敬事五》,见《仪卫轩全集》,光绪十七年重刻本。,故而常常好发议论,针砭讥刺,逞一时快意,而罔顾其所安。即便在进行正常的学术批评之时,也往往不能做到心平气和,《汉学商兑》就是如此。这大概也是智者之失吧。

方东树在文学上亦有相当造诣。他认为“文章如面,万有不同”,著书撰文,当“本之以经济,以求其大;本之以义理,以求其醇。表章纪事然后重,陶铸性情然后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三,《姚石甫文集序》。。故其为文,“务尽其事之理,而足乎人之心。”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自序》,见《考槃集文录》卷首。尽管因学术兴趣转移,方东树曾一度“屏文章不为”,甚至欲焚而弃之,但实际上仍笔耕不辍,自言“吾用于世,而窃慕古之立言者,蕲与为不朽,故平生喜著书”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二,《冷斋说》。。所撰文章亦在其好友毛岳生、姚莹的劝说及其弟子戴钧衡、方宗诚的协助下,得以编成《考槃集文录》十二卷并保存下来。当时人即对其文多有好评,管同说:“不尽之意,不达之辞,国朝名家此境界。”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自序》引管同语。方宗诚也推崇说:“先生之文醇茂昌明,言必有本,随事阐发,皆关世教。”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不仅其文堪列桐城派之林,方东树在诗歌创作乃至诗学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将诗作先后编成《半字集》二卷、《王余集》一卷、《考槃集》三卷等行世,时人称其“穷源尽委,而沉雄坚实,卓然自成一家”

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方东树《大意尊闻》卷首。。特别是他评点王士禛《古诗选》、姚鼐《今体诗钞》等读本,阐发其论诗见解,后汇编为《昭昧詹言》一书,成为桐城派以文论诗的代表作,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方东树对佛、道思想也有研究,史载其“研极义理,于经史百家、浮屠、老子之说,罔不穷究”

《清史列传》卷六七,《儒林传上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他曾著《老子章义》、《考正感应篇畅隐》、《语心证璞》、《向果微言》、《最后微言》等,讨论儒、佛、道三家心性之旨。因在其思想主张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且对后世影响不大,故此从略。

唐鉴(1778—1861),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市)人,字栗生,号镜海,或作敬楷,又称小岱山人。

唐鉴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唐焕,字尧章,乾隆六年(1741)举人,曾任山东平阴县县令。父亲唐仲冕,字六枳,号陶山,学者称陶山先生。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历任江苏荆溪、吴江、吴县知县,海州、通州知州,松江府、苏州府知府,官至陕西布政使。他为官清正廉洁,关心民瘼,每至一地,均兴利除弊,振兴文教,深得民众拥戴,江苏士人为其绘像刻石,立于苏州沧浪亭。在学术方面,唐仲冕也颇有成就。他崇尚明体达用之实学,精研群经,长于考证,与钱大昕、王昶、孙星衍、洪亮吉、段玉裁等乾嘉学者多有交游往还,著有《岱览》、《陶山文录》、《陶山诗录》等。

唐鉴幼年跟随祖父读朱子《小学》诸书,又通读《资治通鉴》等史著,奠定了良好的学问基础。嘉庆十二年(1807),刚届而立之年的唐鉴得举湖南乡试。十四年(1809)中进士,次年入翰林院,改庶吉士,开始步入仕途。他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协修、会试同考官,升浙江道监察御史。道光元年(1821),简任广西平乐府知府,在当地兴利除弊,捕盗安民,并相其地宜,推广开塘治田之法。四年(1824),以母病告归。后迭遭母丧、父丧,守制6年。服阙,再补平乐府知府,于任内捐廉修缮文庙、考棚、书院,革除陋规,惩治盗贼,又重申开塘治田之法,以惠民生。时值湖南江华瑶民赵金龙率众起事,波及广东、广西两省。唐鉴奉命出守平乐府属要隘富川,得知贺县瑶民意欲聚众响应,他“轻车减从,亲往抚之”

唐尔藻:《唐公镜海府君行状》,见唐鉴《唐确慎公集》卷首。。事平之后,又亲自拟定善后章程,惩治扰民胥役,兴办义学书院,以端正风俗,消除隐患。十三年(1833),因办理瑶事有功,唐鉴得升任安徽徽宁池太广兵备道,兼管钞关。次年,调江安徽宁池太庐凤淮扬十府粮储道,管理漕粮督运事务。他在其任谋其政,多次就漕运事宜上疏言事,得到朝廷认可施行。十六年(1836),补授贵州按察使。十八年(1838),调江宁布政使。时两江总督陶澍卧病,唐鉴代为处理日常事务,陶澍去世后又署理两江事务。他为政清廉,处事干练,深得皇帝信任。二十年(1840),内转太常寺卿,入京供职。鸦片战争爆发后,举国震动,唐鉴坚决主战,反对求和,他不畏强权,毅然上疏,“劾琦善、耆英等人,直声震天下”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一。。二十五年(1845),唐鉴因入值内廷途中发生翻车事故,手肘受伤,遂于是年冬奏请开缺,回到湖南善化。居乡期间,唐鉴或与同乡后学罗泽南、刘蓉、左宗棠、劳崇光等人探讨性理之学,或应邀主讲江南尊经书院,借以倡导正学,培养人才。咸丰元年(1851),因其弟子吕贤基推荐,内阁特旨传谕唐鉴进京。新登基的皇帝对这位74岁的老臣极为重视,先后召见十一次,或问家世学术,或询安民之策。唐鉴皆一一进言,凡“中外利弊,所不罄”

曾国藩:《皇清诰授通奉大夫二品衔太常寺卿谥确慎唐公墓志铭》,见唐鉴《唐确慎公集》卷首。,又以当年在京供职时所撰《畿辅水利备览》一书进呈。咸丰帝“嘉其品学兼优,器识安定,欲令留京供职”。但因年老体衰,唐鉴去意坚决,他先后陛辞四次,始得“赏加二品衔,回江南主讲书院”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首,《恭谢赏加二品衔,回江南主讲书院疏》。。咸丰十一年(1861),唐鉴因病卒于湖南宁乡,享年84岁。后曾国藩代递其遗折并请谥,奉特旨予谥“确慎”。

唐鉴生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主要为政经历,则在嘉道年间。虽然算不上高官显宦,但其一生,亦扬厉中外,颇多建树。在其前后长达3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唐鉴始终讲求经济之学,重视国计民生。在他看来,“学贵有用,用之于家而一家孝弟,用之于国而一国仁让;事君而有益于君,治民而有裨于民,通于古而宜于今,守其常而权其变”

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卷十三。。又说:“礼乐农桑当求其切于时者,典章文物当论其通于今者。”

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卷十。他明确指出:“今夫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

唐鉴:《学案小识叙》,见《学案小识》卷首。基于这一理念,唐鉴论居官朝廷,抑或为政一方,均勤政爱民,实心任事,努力践履经济之学。

早在考中进士,入官翰林之时,唐鉴就与贺长龄、陶澍、戚人镜、贺熙龄等志同道合之友人,相互切磋学问经济,树立了经世济民的志向。尽管只是一介文官,但唐鉴却究心经济民生,目睹畿辅水利久废不举,田土荒芜,他采择古书,并实地查访直隶地区河流湖泊,撰《畿辅水利备览》一书,希望朝廷派遣得力官员,重修水利,开垦农田,既为农民解决生计问题,也为国家谋求生财之道。

外任地方之后,唐鉴对民风习俗、地方利弊尤为重视。粤西地区山深林密,历来为壮、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唐鉴先后两任广西平乐府知府,不仅在当地大力推行诸多惠民举措,而且还在为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明的民族观,能够相对平等地对待当地的瑶民。在他看来,“天之生人,畀以至灵之性,即畀以向善之性,瑶岂有异耶!”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三,《五原学舍图记》。据此,他明确表示,“瑶亦人也,异视之则异,同视之则同”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二,《壬辰防瑶五论》。,瑶民中亦有“尚衣冠,重礼义,随民籍,入庠序”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三,《五原学舍图记》。之人,因而,当湖南瑶民起事波及广西,平乐府属富川、贺县等地民情汹汹之时,他力主抚绥,反对征剿,并于事平之后,采取较为可行的治理办法。在调任江安徽宁池太庐凤淮扬十府粮储道期间,唐鉴闻知漕船运粮水手多有恃强逞凶,聚众斗殴之事,即亲自拟定《禀查禁水手滋事章程四则》,严格约束,严加管理。但当他得知山东一些运河官员因河道淤塞,往往责令粮船水手帮同挖沙时,又毅然为粮船水手请命,上《粮船水手捞十字河沙不便禀》,指出水手责在漕运,不宜帮同捞挖运河淤沙。在贵州按察使任内,尽管其治在刑名、吏治,并不直接参与民生事务,但唐鉴目睹当地山多地少,习俗广种薄收,民众食不果腹的困穷情形,仍常与时任贵州巡抚的好友贺长龄共同探讨裕民之策,大力推广区田法,并劝谕农民早种早收,莫误农时。而在任江宁布政使期间,针对江南风气浮华,习俗奢靡,各种迎神赛会花样百出,甚至“多有妇女童稚枷锁随行”之举

参见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五,《禁枷锁赛祭事》。,唐鉴多次颁布告示,晓谕严禁,以端风俗,以利民生。而当他察觉一些州县官为图省事,为保乌纱,往往于地方“劫盗、抢夺、偷窃等事,闻报不即查拿,反将事主任意磨折,逼其改重为轻,掩饰从事,知害不除”等情,尤为痛心,特别予以谕示督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确指出:“州县于民为尤近,故民之称州县者曰父母。试思父母之于子,忍见其受人侵暴乎?忍见其被人劫夺乎?忍见其号呼而不为之详查乎?忍见其痛楚而不为之垂怜乎?”要求州县官设身处地,为民着想,他说:“尔州县未出仕时,亦闾里子民也。倘或有跳梁入室,告之官而官不究,且加之督责,其必厌恶此官,薄劣此官。若竟被劫被抢,一告不应,再告三告亦不应,而反遭诘难,反受磕诈,其当何如怨恨,何如冤结也。今俨然为民父母,而遂忘之乎?遂不知子民之苦乎?”

综观唐鉴30余年的仕宦经历,完全可以说,他以自己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实践,诠释了为官的职责和境界,诚如其督饬州县官时所言:“设官所以爱民、卫民、保民,救民之疾苦,捍民之患害。见有加于吾民者,恨不能以身当之,见有困于吾民者,恨不能以身御之。此凡临民者,皆宜有是心。”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五,《拟饬州县为民除害谕》。这既是唐鉴对州县官治民理政的要求,也是他自己多年历官中外的写照。

然而,较之临民莅政,经济事功,唐鉴对当时以及后世影响更大的,还是他的理学思想及其实践。唐鉴幼时即跟随祖父唐焕读朱熹《小学》等书,奠定了最初的学问基础。“年三十后,专读朱子之书,于《文集》、《语录》致力尤深。”

许乔林:《四砭斋省身日课序》,见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卷首。初入仕途,为官翰林时,他与贺长龄、陶澍、戚人镜、贺熙龄等人既以经济相劝勉,亦以理学相切磋,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争论问题。其后任职地方,他在自身潜研性道、浸润程朱,致力于涵养修身的同时,也极为重视教化风俗,认为“人心风俗全系乎教”

唐鉴:《四砭斋省身日课》卷十。,因而每官一地,均以兴学立教、培养人才为己任。任平乐府知府时,捐资重修道乡书院,创办五原学舍,并亲自制定书院学规及义学规制,要求士子勤学、敬师、择友,尤要树立“希圣希天”的志向,“取圣贤之言行以为步趋”

唐鉴:《唐确慎公集》卷五,《道乡书院学四则》。。官贵州按察使之时,招当地士子入署读书,并于官署倡立四处义学。“官江宁,亦如之”。晚年重回内廷,更是大力倡导正学,笃守程朱,严立藩篱。一时之间,京城一批意欲有所作为的学人士子,如倭仁、曾国藩、吴廷栋、吕贤基、何桂珍、窦垿等人,皆从之“考德问业”

曾国藩:《皇清诰授通奉大夫二品衔太常寺卿谥确慎唐公墓志铭》,见唐鉴《唐确慎公集》卷首。,俨然形成以其为核心的京师理学群体,衰微已久的程朱理学也因此而逐渐兴盛起来。告老归乡后,又先后主讲江南尊经书院、钟山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朗江书院,为阐扬程朱理学,培养经世人才尽心竭力。

作为道光年间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唐鉴还通过梳理学术史的方式,表彰理学,裁量人物,总结清初以来理学发展变化的脉络,此即《学案小识》的编纂。道光二十三年(1843),唐鉴以程朱为宗主,开始对清初以来200年间的学术进行辨析和总结。历经两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编成《学案小识》一书,经其弟子何桂珍、窦垿、曾国藩及其外甥黄兆麟、黄倬等人校阅刊行。全书凡14卷,加卷末一卷,实际为15卷。其编排则分五大学案:卷一、二为《传道学案》,收录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凡4位学者;卷三至五为《翼道学案》,收录汤斌、顾炎武、张尔岐等19位学者;卷六至九为《守道学案》,收录于成龙、魏裔介、李光地等44位学者,卷十、十一则为该案的《待访录》,收录应撝谦、张贞生、刁包等68位学者;卷十二至十四为《经学学案》,收录黄宗羲、朱鹤龄、梅文鼎等104位学者,其中卷十四末附《待访录》,收录张惠言、金榜、王鸣盛等8位学者;卷末为《心宗学案》,收录张沐、潘平格、赵御众凡3位学者,后附《待访录》,收录邵廷采、魏一鳌、张问达等6位学者。全书收录学者计256人,若加上因父子、兄弟或同好等关系而附录的严如煜等7位学者(其中守道3人、经学4人),则为263人。

唐鉴在《学案小识》卷首的《提要》中,对其将清初以来200年间学术人物划分为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和心宗五大学案的缘由,逐一作了说明。《传道学案》居于全书冠冕,地位最为重要,别择也最为严苛。唐鉴认为:“传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传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遽谓之传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废,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严,异说不能乱;行之力,同志服其真。虽未必遽能大明与行,而后之学者可由是而进于明,进于行也。则谓之明可,谓之行可,谓之传可。”

唐鉴:《学案提要》,见《学案小识》卷首。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同此。可见,只有传承孔、孟、程、朱之道的学者,才是唐鉴心目中的传道者,也才有资格录入《传道学案》。翼道与传道相辅相成,在唐鉴看来,“传道者少,未尝不为道忧;翼道者众,又未尝不为道喜。非翼道之重于传道也,翼之则道不孤矣。道不孤,则乱道者不能夺其传矣。不能夺其传,而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学术正而人心端,教化肃而风俗美,人道与天道、地道并立矣。然则道之传也,传者传之,翼者亦相与传之也”。也就是说,由于有翼道者的辅助,传道者始得不孤,道统传承亦得不绝,故而翼道较之传道虽略逊一筹,但其羽翼道统传承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当然,儒学道统的传承,除传道、翼道者之外,守道者的始终不渝也功不可没。唐鉴说:“今夫救时者,人也;而所以救时者,道也。正直可以慑回邪,刚健可以御强梗,庄严可以消柔佞,端悫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横逆,简易可以综繁赜,抱仁戴义可以淑心身,周规折矩可以柔血气,独立不惧可以振风规,百折不回可以定识力。守顾不重乎哉!”正因为有了守道者的坚持和守护,儒学道统的传承也才有了基本的保障。故而在《学案小识》一书中,传道居首,翼道次之,守道再次之,三者相互呼应,构成了全书的主体,不仅收录的学者达135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卷帙在全书15卷中占11卷,接近全书的四分之三。

理学道统传承之外,对清初以来蓬勃兴起的汉学,《学案小识》也不能不有所反映。但唐鉴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对汉学心存不满,多所贬抑。在他看来,自汉代说经“专门名家”之后,“支分派演,愈推愈广,历千有余载而至于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师者必从其朔,得其一字一句,远搜而旁猎之,或数十百言,或数千百言,曼衍而所底止,而考证之学遂争鸣于天下。盖穿凿附会亦在所不免也”。唐鉴认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则大氐解说辞意者也,综核度数者也。乃或以辞意之别于今,度数之合于古,遂至矜耀,以为得所未得,而反厌薄夫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是其所以自处亦太轻矣。”故其书所立的《经学学案》,只用五分之一亦即3卷的篇幅,简要记载包括附录4人在内的116位汉学家的学行。而对陆王心学,唐鉴更是直斥其为“害道之学”,上自王阳明,下迄孙奇逢,抨击不遗余力。他说:“为阳明之学者,推阐师说,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讲愈诞,愈肆欲狂,愈名高而愈礼,沦澌流荡,所底极,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徵君孙先生者,与鹿伯顺讲学于明者也,入国朝年已七十,遁影韬形,枯槁以终其身,宜矣。而乃移讲席于苏门山,仍以其旧闻号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因此,其书仅将《心宗学案》附于卷末,著录3人,列待访者6人而已。

唐鉴秉持程朱理学的立场,不仅在学案的设置和编排上意存轩轾,而且在内容记述上也有轻重之分。作为学案体著述,《学案小识》大体沿袭了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确立的总论、传主传略、传主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体例而略有变通。唐鉴将各学案总论汇为《国朝学案小识提要》一篇冠于卷首,以下则按各学案分卷,依次记述学者学行。对全书主体即传道、翼道和守道三学案收录的学者,记述内容大体包括传主生平传略、论学要语以及著者对其学术的评论和著述的介绍等。其中尤以论学要语即传主学术资料的选辑所占篇幅最大,为示征信,还逐一列举篇名出处。只有列入《待访录》的一些学者,或因“一时搜求未得其著述”

唐鉴:《学案小识》卷十,《待访录》。,有的未录其论学要语。而对收入《经学学案》的学者,所记内容都比较简略,大多只载其生平,介绍其著述,并未摘录传主的学术资料。个别有摘录者,也都不注出处。唐鉴自言:“经学三卷,有本《四库书目》者,有采取于先辈文集者,有就本人所著书论次者,参互成篇,未便揭明所出。”

唐鉴:《学案小识》卷十二,《经学学案》。但实际上,这一做法,正反映了著者对汉学的轻视和不满。至于列入《心宗学案》者,著者虽摘录其论学要语,但却多所批评,甚至随录随驳,摒之为异端邪说,足见唐鉴极力维护程朱理学道统的苦心孤诣。

如果说,唐鉴在学案的设置和内容的记述方面已有轻重轩轾之别,那么,在入传学者的选择和编排上,则更突出地反映了著者的学术立场和门户之见。其中,作为全书主体的传道、翼道和守道三学案,入选学者及其排列顺序,几乎完全从著者个人的主观标准出发,既非依据时代先后,亦未按照师承授受,而是以传主捍卫理学道统传承的勇气和作用来第其高下,定其先后。如位列《传道学案》之首的陆陇其,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气象既不如陆世仪,其年代亦在张履祥之后,只因其极力尊朱黜王,得到清统治者的赏识并享入祀孔庙之殊荣,唐鉴便将其拔擢于全书卷首。又如同为清初王学大儒孙奇逢弟子的汤斌、耿介和魏一鳌,唐鉴以汤斌“潜心圣贤之学,尽性至命”,“卒谥文正,从祀两庑”

唐鉴:《学案小识》卷三,《翼道学案·睢州汤先生》。,将其列入《翼道学案》之首;耿介亦因能“笃志躬行,以倡明绝学为己任”

唐鉴:《学案小识》卷七,《守道学案·登封耿先生》。,得列入《守道学案》之中。而魏一鳌则因“从徵君孙先生游最久”,师徒问答最多,不免“高旷之病”

唐鉴:《学案小识》卷末,《心宗学案·待访录·新安魏先生》。,被贬入《心宗学案》,且置于《待访录》内,所记不过三言两语。其他如《经学学案》收录人物多年代倒置,《心宗学案》入传者寥寥数人,也都让人难以索解。故《学案小识》甫成书,便招致学者质疑。据唐鉴弟子窦垿记载,有人在得知该书目录之后即提出疑问:“若是其门户乎?是书之旨,吾不及知。以其目言之,则吾惑滋甚。新学论矣。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非传道乎?得不传之学于六经,非经学乎?”

窦垿:《学案小识跋》,见唐鉴《学案小识》卷末。稍后,江南学者鲁一同更直接批评“唐氏之书横列三等”,其传道、翼道、守道之分,“进退率于胸怀,轻重凭其位置,虽具尚论之识,实乖虚己之义”。并对唐鉴将经学排除在儒学道统传承之外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既列三等,又述经学,不知经者为是道耶,为非道耶?经不蹈道则非学,道不宗经则非道,适开门户之私,又非文章性道合一之恉。”对心学一派学者,鲁一同则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认为“陆王之学,高明得之为简易,愚顽蹈之为猖狂,此其优劣乃在疏密之分,非关邪正之别”,而唐鉴抨击太过,“遂使吾道之内,矛戟森立,歧畛横分,世变日下,人材至难,何苦自相摧败如此”

鲁一同:《通甫类稿》卷二,《与高伯平论学案小识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民国时期,梁启超对该书也评价不高,他说:“唐镜海搜罗较博,而主观抑更重。其书分立‘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别设‘经学’、‘心学’两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语以史才明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见《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32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萧一山更是全盘予以否定,认为“唐鉴作《学案小识》分‘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心宗’等项,完全保守道统观念,而强以关重要之程朱残局为主体,最学术史之眼光”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三篇第十五章《乾嘉时代之文学与理学》,第二册,781页。。

诚然,唐鉴此书确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但在道光末年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人心不古,风俗浇漓,清王朝内外交困,面临前所未有之危机的情势下,唐鉴如此不遗余力地表彰正学,扶持道统,坚守门户,严立藩篱,实际上反映出其欲借此挽回世道人心,拯救社会危机的良苦用心。诚如其外甥黄兆麟所言:“是编标道统之所归,明范围之所在,既不得以猎取名物而弃身心,更不得以蹈袭禅机而忘懿德。挽狂澜于既倒,引一发于千钧。此则吾舅父扶持正学之苦心也夫!”

黄兆麟:《学案小识跋》,见唐鉴《学案小识》卷末。而唐鉴这一用意,也得到了其弟子曾国藩、何桂珍、窦垿等人的认同。其后,随着曾国藩、倭仁、吕贤基等一批惕厉中外的理学家的崛起,理学复苏,清王朝的统治也一度走出困境,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可以说,唐鉴的《学案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中叶以后学术风气的变化和理学的复兴。尤其是该书将清初以来程朱学派的135位学者汇为一编,在基本反映出清代理学发展概貌的同时,也辑录和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综而观之,在道光年间社会危机逐渐加深,学术潮流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和唐鉴的《学案小识》先后继起,或从理论、方法上对汉学痛下针砭,大加挞伐,或从学术史总结的视角为理学摇旗呐喊,擂鼓助阵。前者有荡涤之力,后者则具开辟之功,二者一破一立,堪称清代中叶学术潮流转换的风向标和理学复兴的代表作,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方东树的著述很多,据其自言和弟子所述以及相关文献、书目记载,计有:《汉学商兑》3卷、《待定录》100余卷、《书林扬觯》2卷、《未能录》2卷、《进修谱》1卷、《猎较正簿》1卷、《山天衣闻》1卷、《一得拳膺录》(卷数不详)、《思适居铃语》4卷、《大意尊闻》3卷、《老子章义》2卷、《阴符经解》1卷、《阴符经测义》(卷数不详)、《考正感应篇畅隐》3卷、《语心证璞》1卷、《向果微言》2卷《述恉》1卷、《最后微言》10余卷、《栎社杂篇》(卷数)、《半字集》2卷、《王余集》1卷、《考槃集》3卷、《考槃集文录》12卷、《昭昧詹言》20卷、《跋南雷文定》1卷、《陶诗附考》1卷《解招魂》1卷、《援鹑堂笔记刊误》1卷补遗1卷、《刊误补义》2卷(《汉学商兑刊误补义》1卷、《书林扬觯刊误补义》1卷),另辑有《金刚藏》10种。同治年间,方宗诚编刊《仪卫轩全集》,收录其据方东树诗文重加编纂的《仪卫轩文集》12卷《外集》1卷、《仪卫轩诗集》5卷、《大意尊闻》3卷附录1卷,以及《未能录节录》、《进修谱节录》、《语心证璞节录》、《感应篇畅隐节录》等数种。光绪年间刊行的《方植之全集》,则收录了方东树所著《考槃集文录》12卷、《半字集》2卷、《考槃集》3卷、《王余集》1卷、《仪卫轩遗诗》2卷、《书林扬觯》2卷、《汉学商兑》3卷、《陶诗附考》1卷《解招魂》1卷

后人将此两种合为一卷附入《昭昧詹言》后,成为《昭昧詹言》二十一卷本。、《跋南雷文定》1卷、《山天衣闻》1卷、《进修谱》1卷、《未能录》2卷、《大意尊闻》3卷、《向果微言》2卷《述恉》1卷、《昭昧詹言》10卷《续》8卷《续录》2卷等10余种。此外,尚有《刊误补义》钞本及《汉学商兑刊误补义》刻本存世。笔者从方东树现存著述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3种,加以点校整理。

其一,《汉学商兑》。该书自道光十一年(1831)刊行之后

今人朱维铮认为道光十一年辛卯本系重刊本,初刻本应刊于道光六年丙戌(1826)(参见朱维铮:《导言》,见江藩、方东树著,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卷前,上海,中西书局,2012)。漆永祥认为朱说不确,道光十一年辛卯本即为初刊本(参见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载《文史哲》,2013(2))。笔者认同漆永祥之观点。,方东树仍不断有所修订,在道光十八年(1838)撰成的《刊误补义》中,即包括《汉学商兑刊误补义》1卷。后方东树从弟兼弟子方宗诚于同治年间参赞四川总督吴棠幕府,与方东树之孙方涛在校勘初刻本的基础上,增入《刊误补义》相关内容,并对原刻本一些诋毁过甚之处作了删削,重加刊刻,此即同治十年(1871)吴棠望三益斋成都刻本。自此而后,《汉学商兑》一版再版,刊刻者或据道光十一年原刊本,或依同治十年重刻本。前者如光绪八年(1882)四明华雨楼重校本、十四年(1888)吴县朱记荣《槐庐丛书五编》本、十五年(1889)孙溪朱氏刻本,今《续修四库全书》本;后者如光绪十七年(1891)方宗诚校刻《方植之全集》本、二十年(1894)贺瑞麟辑《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其后的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7)等,由此而形成两个不同的系统。

关于《汉学商兑》刊刻详情,参见漆永祥:《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载《文史哲》,2013(2)。又,朱维铮言“今见诸本,均与道光辛卯本同”(参见朱维铮:《导言》,见江藩、方东树著,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似不确。比较而言,道光十一年辛卯本刊刻最早,同治十年望三益斋本则内容更全。但方宗诚等人在增补《刊误补义》有关内容之时,亦对原书作了一些删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书面貌。因此,本次点校整理,仍以道光十一年辛卯本为底本。

其二,《大意尊闻》。该书先后有同治五年(1866)方宗诚等人校刻本和光绪年间《方植之全集》本。其中同治五年刻本于卷三末尾附载《辨志一首赠甘生》一文,又附录一卷,为方宗诚所记方东树平日言行及教诲之语。此次整理,以同治五年刻本为底本,删附录一卷,《辨志一首赠甘生》一文因已见《考槃集文录》,故亦予删除。

其三,《考槃集文录》。方东树文集有两个版本,一为道光二十二年(1842)自定《考槃集文录》12卷,收文239篇;一为方宗诚在此基础上选刻的《仪卫轩文集》12卷,收文103篇。本次整理,以方东树自定,刻于光绪二十年(1894)的通行本《考槃集文录》为底本,从中遴选出103篇予以点校,并依据文章内容体裁重加编排。

唐鉴著述也比较多,据其自述及相关文献、书目记载,计有:《读易反身录》2卷、《易牖》2卷、《读易识》2卷、《读礼小事记》2卷、《四经拾遗》4卷、《畿辅水利备览》14卷、《平瑶纪略》2卷、《学案小识》14卷末1卷、《朱子年谱考异》(卷数不详)、《朱子学案》80卷、《四砭斋省身日课》14卷、《唐确慎公集》10卷首末各1卷。今存《读易反身录》、《读礼小事记》、《四经拾遗》、《畿辅水利备览》、《学案小识》、《四砭斋省身日课》、《唐确慎公集》凡7种。笔者从中选择最能反映其思想主张及其经济事功的两种,加以点校整理。

其一,《学案小识》。该书有道光二十六年(1846)四砭斋初刻本,光绪元年(1875)和光绪十年(1884)重刻本,其后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1920-1936)、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和世界书局《四朝学案》(1936)各本。本次整理,以道光二十六年四砭斋初刻本为底本,从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42位传主学案加以点校,并按原书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心宗各学案顺序编排。

其二,《唐确慎公集》。该书有光绪元年其婿贺瑗刻本,其后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此次整理,以光绪元年刻本为底本,从中选取73篇予以点校,并依据文章内容体裁重加编排。

遵循古籍整理的通则,文字凡有改正及增补之处,均用方括号表示,所有校改、增补以及需要特别说明之处,均出校记;避讳字径予回改,异体字、古今字在不影响文意的情况下改为通行规范字,通假字则保持原貌。

本书有关方东树《汉学商兑》、《考槃集文录》的点校整理,分别参考了徐洪兴和唐明贵、张淑红的成果

参见江藩、方东树著,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方东树撰,唐明贵、张淑红校点:《考槃集文录》,见《儒藏(精华编二七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有关唐鉴《学案小识》、《唐确慎公集》的点校整理,参考了李健美的成果

参见唐鉴撰,李健美校点:《唐鉴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由于学识和时间的限制,本书的遴选和点校整理或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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