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周翰（1915—1989）（译者），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拓荒者，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人，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和西方文学研究大师，西方古典文学、英美文学翻译家。主要著作有《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攻玉集》《镜子与七巧板：比较文学论丛》《中国比较文学年鉴》（主编）等。

《埃涅阿斯纪》全书共分12个卷，叙述英雄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被希腊军队攻陷后离开故土，历尽艰辛，到达意大利建立新的城邦的故事（其后代建立罗马），以当地部落首领图尔努斯与埃涅阿斯决斗被杀结束。

《特洛亚妇女》共分五幕，讲述的是希腊人用木马计攻入特洛亚城后，把丰富的战利品聚集在海滨，战利品中有特洛亚妇女。她们遭受着亡国妇女通常遭受的悲惨命运，她们在等候希腊人抽签分配，然后她们就将分手各随新主，分往敌国的各个城邦去了。诸事都已齐备。忽然，阿基琉斯的阴魂显灵，要求把波吕克塞娜祭献给他，才准希腊人起航。神巫卡尔卡斯也请求把阿斯提阿那克斯杀死，以免再度引起特洛亚战争。因此，特洛亚的女俘们在忍受了战争的无穷灾难之后，还得忍受这双重的悲运。

《变形记》全诗的结构可以细分为以下各个段落：序诗、引子（天地的开创、四大时代、洪水的传说）、神的故事（卷一至卷六）、男女英雄的故事（卷六至卷十一）、“历史”人物的事迹（卷十一至卷十五）、尾声。这样一个安排多少是按时间次序作出，但是有许多故事的发生时间本来很难定，因此作者又按故事的性质予以安排，例如卷一至二的故事主要围绕神的恋爱为中心，卷三、四是以酒神巴克科斯和忒拜城为中心，卷五、六以神的复仇为中心，卷六至九以雅典英雄为中心，卷九至十一以男女英雄的恋爱为中心等。例如卷一至二的故事主要围绕神的恋爱为中心，卷三、四是以酒神巴克科斯和忒拜城为中心，卷五、六以神的复仇为中心，卷六至九以雅典英雄为中心，卷九至十一以男女英雄的恋爱为中心等。

《诗艺》原是一封诗体信简，无题，发表后不及百年，即被罗马修辞学、演说学家昆提利阿努斯（Quintillianus，约公元35—95）称之为《诗艺》（ArsPoetica），其后遂以此名著称。受信人是皮索氏（Piso）父子三人。当时皮索氏甚多，不知确指何人，根据此信内容，三分之一谈戏剧，三人中可能有人想写剧本，求教于贺拉斯，贺拉斯作此复函，信笔所之，谈谈写作的体会。

《亨利八世》叙述了勃金汉公爵被诛，凯瑟琳教王后被废，大主教伍尔习被黜，安·波琳加冕，和英国支教会脱离罗马教廷的统治而单独成立由英国国王直接领导的英国国教等主要情节，通过这些情节，亨利伊丽莎白女王的未来统治进行了预言性的颂扬。《亨利八世》和莎士比亚的其他英国历史剧有两点重要差异。首先，在写以前的几个英国君王时，虽不都是从登基开始，但都写到统治结束为止；唯独对亨利八世他只写了他在位时期的一个片断。当然，那也是英国历史上关键的一个时期——英国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发生于此时。

《情敌》是谢立丹的首部喜剧，写于1775年。主题是通过两对青年人的恋爱，说明资产阶级所谓的健全的“常识”，或者说“理性”，如何战胜了不切实际的、空幻的“浪漫思想”。它所讽刺的具体对象是当时资产阶级贵族青年对于流行的感伤主义小说中的各种浪漫思想的迷恋。

《我的国家》是自由主义爱国者戴文波对美国使命的歌颂。他摆脱了许多文化和技巧上的累赘，而以简单动人的诗笔直率地写出了他的认识和他的愿望。他敦促美国争取一个自由民主的各民族合成的大同世界。这理想的标帜就是美国国旗，而它的根蒂就生长在简单和平的美国家庭里。

《蓝登传》是斯末莱特的小说处女作，是一部典型的流浪汉小说，同时有很强的自传性质。它讲述了苏格兰人蓝登寻找爱情与财富的经历。因为不愿忍受祖父的家暴，蓝登很小就离开了家，到伦敦谋生，通过努力获得医生执照，并当上助理海军医生，后遭遇不幸，沦为奴仆，返回伦敦后，又因债台高筑而入狱。后来他的叔父将他救出，两人四处流浪，在西班牙遇见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也是早年离家，现在已经成为富豪。从此，蓝登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绅士生活。

《攻玉集》和《镜子和七巧板》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吸取别人的经验，繁荣本国的文艺，帮助读者理解、评价作家和作品，开阔视野，也就是洋为中用。《攻玉集》收集的十二篇文章都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写的，因此取名为《攻玉集》。内容涉及如何提高外国文学史的编写质量、如何评价莎士比亚等方面。《镜子和七巧板》收集的十一篇文章都是作者晚年的作品，主要是讨论比较文学。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是杨周翰先生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角度,来研究17世纪英国文学的一部力著。他以17世纪英国文学为突破口，把17世纪文学放在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以一些虽然影响深远但却少人问津的作家为切入点，揭示了17世纪英国文学的风尚和思潮，发掘出17世纪英国文学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写了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的历史，杨周翰先生并非囿于经典文学，而是把一些不为以往的文学史家所关注的文类和文化现象，例如悼亡诗等，纳入自己研究的范围，并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比较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悼亡诗，从而得出了一些全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