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1901—1995），20世纪日本最著名的史学家，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第1人。世界汉学重镇“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第二代代表人物。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名誉教授，从事东洋（亚洲）史，专攻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史，研究、教学凡四十余年。代表作有《中国史》《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等。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序】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本书的原著，是20世纪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东洋史研究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1901—1995）1976年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宫崎市定 亚洲史论考》。全书共分三卷，上卷为《概论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我参与了这部书的编集和校对工作。看到该书上卷《前言》第1句话“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时，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诧异。其实，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局的山田新之助最早的提案是编集出版《宫崎市定全集》，但宫崎觉得自己今后的研究活动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集》的出版至少应该是10年以后的事；如果愿意的话，希望能将已经...了的单行本和之前所编论文集中尚未收录的学术论文进行选编集结。这是因为宫崎自1965年春天从京都大学退休后，没有再谋求其他岗位，一直在自己家中专念于著述，陆续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著作、概说性著作和随笔集。于是就有了冠以“宫崎”之名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一书的出版发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宫崎之名被省略，《亚洲史论考》成了该书的通用名。该书出版后15年，即1991年秋天，在即将迎来宫崎90岁寿辰之际，岩波书店开始刊行25卷本的《宫崎市定全集》，期盼已久的学林为之振奋。

东洋史研究会第1代会长羽田亨（1882—1955）逝世后，宫崎成为第二代会长。在继续编辑发行学术季刊《东洋史研究》外，宫崎还积极组织编辑出版“东洋史研究丛刊”系列丛书，丛书的第1种就是宫崎本人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次年，宫崎开始集结出版四卷本的《亚洲史研究》，第1卷首先收录了他1940年之前发表的早期论文。宫崎集结自己单行本未收的学术论文，将论文集命名为《亚洲史研究》，可见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意识鲜明地与传统的东洋史学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亚洲史研究》第1卷《绪言》的最后，宫崎这样写道：

本书名为《亚洲史研究》，但对现时的我而言，仍是一个力难所及的题目，因为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亚洲的所有地区，还有待于遥远的将来。但是，按我长期以来的主张，“亚洲史”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个不够完整的标题。历史必须是世界史。事实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开的，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来孤立地考察个别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研究对象是什么，我都希望将之视为世界史研究。因此，《亚洲史研究》这个书名，对我来说，既是夸大之词，同时也是谦逊之词，这一点希望读者赐予谅察。

这是宫崎的真实想法。1959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二卷收录了其1944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3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三卷收录了其195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4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四卷收录了其1955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从而，十余年后出版发行的《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收录了其已经...的单行本六种，而中、下卷则按时代先后集结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中未收录的1956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卷收录的是与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相关的论考，下卷收录的是与近世史相关的论考。

原著刊行之际，曾经的同僚、中国文学研究硕学吉川幸次郎写下了这样的推介词：

宫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于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满视野和气魄的历史学家。初入学林便涉猎广博，“起家”之学为宋史研究。与宋代相关的杂笔、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经博士之眼者鲜。绝不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为构筑立体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业绩《九品官人法研究》，通过对数百人物补任的探讨，解开了贵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时会留下阴影，因此，历史学家的良心，就是不停留在文献的表面。涉猎广博，就是不跼蹐于东洋史的专业范畴。正因为如此，博士独具慧眼，指出欧洲、中国、波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分别存在着共通的文艺复兴现象。高论激起的波浪，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够判断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后来者。’我倒是觉得，博士真正的志向，不仅在于同行后学，也不仅在于像我这样专业相近的非历史学家，而在于向所有的人叙述历史，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利畅达。

吉川为写这段推介词，熟读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的全文，用短短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介绍本书的内容和成就。

作为小学老师的次子，宫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今饭山市静间，并在这里的秋津小学读完了小学。当时的饭山还不通火车，学校组织了两天一晚的修学旅行，师生们不得不步行走到丰野车站，在这里，宫崎平生第1次坐上了火车。在饭山中学读初三时，有一周的修学旅行，宫崎第1次来到了京都，参观了京都后又经奈良、大阪回到长野。据说这一次修学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京阪地区的所见所闻，令他惊喜不已，并成为憧憬的目标。1919年3月饭山中学毕业后，9月，进入了刚刚设立的松本高中，成为该校的第1届学生。松本高中，今天我们都习惯将之归为旧制高中，但与东京的第1高中和京都的第三高中相比，其实当时是被视为新制高中的。初中和高中阶段，宫崎着迷的是和歌的创作。因崇拜岛崎藤村，因此为自己起了个“宫崎藤仙”的笔名，与同学数人一起刻钢板印刷同人杂志。中学、高中阶段频繁的诗作活动，使得宫崎后来成了达意的文章家，即使是内容深厚的学术论文，宫崎也能把它写得畅达易懂，一般人都能读出其中的真味来。新设的松本高中不设法语课，放学后宫崎便与三四好友同往当地的天主教堂学习法语，这为今后宫崎的东洋史研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22年，宫崎从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在其高中毕业前夕的笔记本中，留下了“去京都后的计划”。在这长达20页的笔记中，宫崎写下了与历史学和哲学有关的感想，其中就有“塞外民族与中国”一项，显示了一个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的抱负。可以看出，对文化悠久的汉族与朴素的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宫崎很早就抱有兴趣，本科毕业论文即围绕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的交往这个主题，对南宋灭亡前后的历史展开了考察。1940年4月，宫崎出版了自己最早的单行本《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这部通史体著作，是其15年前撰写毕业论文以来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的一个总结。

《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中，收录了与中国史有关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年刊）、《东洋的近世》（1950年刊）、讲演录《中国古代史概论》（1955年刊）和短篇《六朝隋唐的社会》（《历史教育》12—5，1964年）等四篇。其撰写意图，宫崎在该卷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再重复。接下来的《菩萨蛮记》（1944年刊），是其1937年9月开始游历西亚时的行纪，其中的第二部分《西亚史的展望》，则是日本学界对西亚历史作出的最早的概论。卷末的《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1943年刊），是有关日中关系史的随笔集。第1篇《留唐外史》，是关于与圆仁同时入唐但名声颇恶的圆载的最早的评传。受这篇论文的影响，半个世纪以后，日本史学家佐伯有清所撰《命运多舛的遣唐僧——圆载奇特的一生》（吉川弘文馆，1990年刊）得以面世。

中卷《古代•中世编》，收录了以中国唐代以前历史为中心撰述的论文21篇。从卷首《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以下6篇，围绕“都市国家”的问题，对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展开了论述。在极富独创性的各篇之中，我尤其佩服的是，宫崎在全球第1次提出中国上古时期同样存在着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亦称“城邦国家”——译者），并对之展开了实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走过了与西洋非常相似的轨迹。接下来在与经济、财政、官制、历史思想相关的诸篇之后，收录了对史书的代表作《史记》的考察。在《肢体动作与文学》中，选择在叙事文学上与《史记》堪称“双璧”的《水浒传》进行对读，看出了两者在绝妙文笔之后存在的共同点，亦即《史记》和《水浒传》这两种杰作，并非全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是吸取了许多当时社会上说唱、戏剧等表演中既已存在的台词和动作。

收录在下卷《近世编》中的各篇，按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是对宋朝以后的相关研究。该卷不限于学术论文，还收录了《雍正皇帝》和《东洋史上的日本》这两种单行本，卷末还附上了由18篇杂录、余白录和书评构成的《杂纂》。从卷首《宋代的煤和铁》开始的前8篇读来当然回味无穷，而从《雍正皇帝》开始的有关清代雍正年间历史的研究，曾给学术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这是想特别强调的一点。

退休前后的宫崎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生活在欧美，在这期间，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与当今世界相似的景气变动周期，而这个变动周期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并认识到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看待历史时，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必须同时纳入这一观察视野。主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历史分期的问题，还应该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对之进行考察。在1963年的研究生课程中，就专门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的景气变动周期”一课。立于景气变动周期这一观点上最早撰写的文字，就是对吉川幸次郎所著《宋诗概说》做出的书评，也就是下卷《杂纂》中的最后一篇。而基于景气史观所撰写的第1篇概说性的论文，就是次年发表于《历史教育》上的《六朝隋唐的社会》，这次收进了《亚洲史论考》上卷。退休以后才树立起来的景气史观，宫崎终生没有改变。在1993年刊行的《宫崎市定全集》第1卷《自跋》中，宫崎依然就景气史观的本质谆谆而论，并将之提升到了世界史体系的高度。

撰写这篇序文时正值2015年3月，东京到长野的北陆新干线从长野市延伸到了金泽，并在宫崎的故乡饭山设立了车站。今后，这一带的都市化进程也许会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