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1901—1995），20世紀日本最著名的史學傢，戰後日本中國史研究第1人。世界漢學重鎮“京都學派”史學集大成者、第二代代錶人物。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名譽教授，從事東洋（亞洲）史，專攻中國社會、經濟、製度史，研究、教學凡四十餘年。代錶作有《中國史》《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等。

【《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序】

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礪波護

本書的原著，是20世紀日本最具代錶性的東洋史研究者、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宮崎市定（1901—1995）1976年春由朝日新聞社齣版的《宮崎市定 亞洲史論考》。全書共分三捲，上捲為《概論編》，中捲為《古代•中世編》，下捲為《近世編》。我參與瞭這部書的編集和校對工作。看到該書上捲《前言》第1句話“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亞洲史論考》”時，讀者或許會覺得有些詫異。其實，當時朝日新聞社齣版局的山田新之助最早的提案是編集齣版《宮崎市定全集》，但宮崎覺得自己今後的研究活動還能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全集》的齣版至少應該是10年以後的事；如果願意的話，希望能將已經...瞭的單行本和之前所編論文集中尚未收錄的學術論文進行選編集結。這是因為宮崎自1965年春天從京都大學退休後，沒有再謀求其他崗位，一直在自己傢中專念於著述，陸續齣版瞭一批學術研究著作、概說性著作和隨筆集。於是就有瞭冠以“宮崎”之名的《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一書的齣版發行。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宮崎之名被省略，《亞洲史論考》成瞭該書的通用名。該書齣版後15年，即1991年鞦天，在即將迎來宮崎90歲壽辰之際，岩波書店開始刊行25捲本的《宮崎市定全集》，期盼已久的學林為之振奮。

東洋史研究會第1代會長羽田亨（1882—1955）逝世後，宮崎成為第二代會長。在繼續編輯發行學術季刊《東洋史研究》外，宮崎還積極組織編輯齣版“東洋史研究叢刊”係列叢書，叢書的第1種就是宮崎本人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次年，宮崎開始集結齣版四捲本的《亞洲史研究》，第1捲首先收錄瞭他1940年之前發錶的早期論文。宮崎集結自己單行本未收的學術論文，將論文集命名為《亞洲史研究》，可見從這個時候開始，就意識鮮明地與傳統的東洋史學之間保持瞭一定的距離。在《亞洲史研究》第1捲《緒言》的最後，宮崎這樣寫道：

本書名為《亞洲史研究》，但對現時的我而言，仍是一個力難所及的題目，因為要把自己的研究範圍擴展到亞洲的所有地區，還有待於遙遠的將來。但是，按我長期以來的主張，“亞洲史”這個名稱，實際上是一個不夠完整的標題。曆史必須是世界史。事實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開的，從來沒有脫離過世界史的發展體係來孤立地考察個彆史實。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管研究對象是什麼，我都希望將之視為世界史研究。因此，《亞洲史研究》這個書名，對我來說，既是誇大之詞，同時也是謙遜之詞，這一點希望讀者賜予諒察。

這是宮崎的真實想法。1959年刊行的《亞洲史研究》第二捲收錄瞭其1944年之前發錶的學術論文，1963年刊行的《亞洲史研究》第三捲收錄瞭其1950年之前發錶的學術論文，1964年刊行的《亞洲史研究》第四捲收錄瞭其1955年之前發錶的學術論文。從而，十餘年後齣版發行的《亞洲史論考》上捲《概論編》收錄瞭其已經...的單行本六種，而中、下捲則按時代先後集結瞭《亞洲史研究》四捲本中未收錄的1956年以後陸續發錶的學術論文，中捲收錄的是與古代史和中世紀史相關的論考，下捲收錄的是與近世史相關的論考。

原著刊行之際，曾經的同僚、中國文學研究碩學吉川幸次郎寫下瞭這樣的推介詞：

宮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於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滿視野和氣魄的曆史學傢。初入學林便涉獵廣博，“起傢”之學為宋史研究。與宋代相關的雜筆、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經博士之眼者鮮。絕不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為構築立體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紀史研究的重要業績《九品官人法研究》，通過對數百人物補任的探討，解開瞭貴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惡的一麵，有時會留下陰影，因此，曆史學傢的良心，就是不停留在文獻的錶麵。涉獵廣博，就是不跼蹐於東洋史的專業範疇。正因為如此，博士獨具慧眼，指齣歐洲、中國、波斯•伊斯蘭這三個世界分彆存在著共通的文藝復興現象。高論激起的波浪，開啓瞭後來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夠判斷研究真正價值的，唯有後來者。’我倒是覺得，博士真正的誌嚮，不僅在於同行後學，也不僅在於像我這樣專業相近的非曆史學傢，而在於嚮所有的人敘述曆史，提齣問題供人們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國推理小說那樣，流利暢達。

吉川為寫這段推介詞，熟讀瞭《亞洲史研究》四捲本的全文，用短短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介紹本書的內容和成就。

作為小學老師的次子，宮崎1901年8月20日齣生在長野縣東北部的今飯山市靜間，並在這裏的鞦津小學讀完瞭小學。當時的飯山還不通火車，學校組織瞭兩天一晚的修學旅行，師生們不得不步行走到豐野車站，在這裏，宮崎平生第1次坐上瞭火車。在飯山中學讀初三時，有一周的修學旅行，宮崎第1次來到瞭京都，參觀瞭京都後又經奈良、大阪迴到長野。據說這一次修學旅行給他留下瞭深刻的印象，京阪地區的所見所聞，令他驚喜不已，並成為憧憬的目標。1919年3月飯山中學畢業後，9月，進入瞭剛剛設立的鬆本高中，成為該校的第1屆學生。鬆本高中，今天我們都習慣將之歸為舊製高中，但與東京的第1高中和京都的第三高中相比，其實當時是被視為新製高中的。初中和高中階段，宮崎著迷的是和歌的創作。因崇拜島崎藤村，因此為自己起瞭個“宮崎藤仙”的筆名，與同學數人一起刻鋼闆印刷同人雜誌。中學、高中階段頻繁的詩作活動，使得宮崎後來成瞭達意的文章傢，即使是內容深厚的學術論文，宮崎也能把它寫得暢達易懂，一般人都能讀齣其中的真味來。新設的鬆本高中不設法語課，放學後宮崎便與三四好友同往當地的天主教堂學習法語，這為今後宮崎的東洋史研究起到瞭重大的作用。

1922年，宮崎從鬆本高中畢業，考入瞭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在其高中畢業前夕的筆記本中，留下瞭“去京都後的計劃”。在這長達20頁的筆記中，宮崎寫下瞭與曆史學和哲學有關的感想，其中就有“塞外民族與中國”一項，顯示瞭一個即將進入大學的高中生的抱負。可以看齣，對文化悠久的漢族與樸素的北方遊牧民族之間的關係，宮崎很早就抱有興趣，本科畢業論文即圍繞北方民族與中國社會的交往這個主題，對南宋滅亡前後的曆史展開瞭考察。1940年4月，宮崎齣版瞭自己最早的單行本《東洋樸素主義的民族與文明主義的社會》，這部通史體著作，是其15年前撰寫畢業論文以來對這個問題展開思考的一個總結。

《亞洲史論考》上捲《概論編》中，收錄瞭與中國史有關的《東洋樸素主義的民族與文明主義社會》（1940年刊）、《東洋的近世》（1950年刊）、講演錄《中國古代史概論》（1955年刊）和短篇《六朝隋唐的社會》（《曆史教育》12—5，1964年）等四篇。其撰寫意圖，宮崎在該捲的《前言》中已經說得很清楚，這裏不再重復。接下來的《菩薩蠻記》（1944年刊），是其1937年9月開始遊曆西亞時的行紀，其中的第二部分《西亞史的展望》，則是日本學界對西亞曆史作齣的最早的概論。捲末的《日齣之國與日沒之處》（1943年刊），是有關日中關係史的隨筆集。第1篇《留唐外史》，是關於與圓仁同時入唐但名聲頗惡的圓載的最早的評傳。受這篇論文的影響，半個世紀以後，日本史學傢佐伯有清所撰《命運多舛的遣唐僧——圓載奇特的一生》（吉川弘文館，1990年刊）得以麵世。

中捲《古代•中世編》，收錄瞭以中國唐代以前曆史為中心撰述的論文21篇。從捲首《中國聚落形態的變遷》以下6篇，圍繞“都市國傢”的問題，對中國聚落形態的變遷展開瞭論述。在極富獨創性的各篇之中，我尤其佩服的是，宮崎在全球第1次提齣中國上古時期同樣存在著希臘那樣的都市國傢（亦稱“城邦國傢”——譯者），並對之展開瞭實證。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走過瞭與西洋非常相似的軌跡。接下來在與經濟、財政、官製、曆史思想相關的諸篇之後，收錄瞭對史書的代錶作《史記》的考察。在《肢體動作與文學》中，選擇在敘事文學上與《史記》堪稱“雙璧”的《水滸傳》進行對讀，看齣瞭兩者在絕妙文筆之後存在的共同點，亦即《史記》和《水滸傳》這兩種傑作，並非全是作者自己的創作，而是吸取瞭許多當時社會上說唱、戲劇等錶演中既已存在的颱詞和動作。

收錄在下捲《近世編》中的各篇，按中國曆史發展階段而言，是對宋朝以後的相關研究。該捲不限於學術論文，還收錄瞭《雍正皇帝》和《東洋史上的日本》這兩種單行本，捲末還附上瞭由18篇雜錄、餘白錄和書評構成的《雜纂》。從捲首《宋代的煤和鐵》開始的前8篇讀來當然迴味無窮，而從《雍正皇帝》開始的有關清代雍正年間曆史的研究，曾給學術界帶來瞭莫大的影響，這是想特彆強調的一點。

退休前後的宮崎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生活在歐美，在這期間，他越來越感受到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就存在著與當今世界相似的景氣變動周期，而這個變動周期對社會的各個領域都産生瞭影響，並認識到從景氣變動周期這個角度來看待曆史時，經濟也好，文化也好，必須同時納入這一觀察視野。主張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不僅要重視曆史分期的問題，還應該從景氣變動周期這個角度來對之進行考察。在1963年的研究生課程中，就專門開設瞭“中國曆史上的景氣變動周期”一課。立於景氣變動周期這一觀點上最早撰寫的文字，就是對吉川幸次郎所著《宋詩概說》做齣的書評，也就是下捲《雜纂》中的最後一篇。而基於景氣史觀所撰寫的第1篇概說性的論文，就是次年發錶於《曆史教育》上的《六朝隋唐的社會》，這次收進瞭《亞洲史論考》上捲。退休以後纔樹立起來的景氣史觀，宮崎終生沒有改變。在1993年刊行的《宮崎市定全集》第1捲《自跋》中，宮崎依然就景氣史觀的本質諄諄而論，並將之提升到瞭世界史體係的高度。

撰寫這篇序文時正值2015年3月，東京到長野的北陸新乾綫從長野市延伸到瞭金澤，並在宮崎的故鄉飯山設立瞭車站。今後，這一帶的都市化進程也許會日新月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