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红木》的作者皮利尼亚克

悠 哉/文

近日，悠哉重读皮利尼亚克的小说集《红木》（石枕川、刘引梅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有些感想。姑且写下来吧——否则日后遗忘了，倒是令人遗憾的不小损失。

先说说皮利尼亚克其人。

这个苏联作家，长期以来不为中国读者所知。但是，实际上，他是大大有名的。据有关资料介绍，皮利尼亚克（1894—1938）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曾经名气很大，担任过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他的小说《荒年》（又译《裸年》）曾经由鲁迅先生译介到中国。可想而知：那是现代中国在“左联”的领导下，大力倡导“革命文学”的时期。

但是，奇怪的是，皮利尼亚克的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属于另类。当苏联诸多作家大肆讴吟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他却偏偏笔走偏锋，哼出一些不和谐的曲调，写一些游离革命文学主潮的题目：偏僻内地小城的沉闷生活，革命势力不曾抵达的地方旧思想和习惯势力，流行于革命高层中的权力斗争和官僚主义，等等。于是皮利尼亚克变成了“用心险恶”和“不合时宜”，不仅多次遭受批判，而且最后落得可悲的下场：以莫须有的间谍罪被逮捕，1938年4月21日遭枪决，年仅44岁。这时候，曾保护过他的高尔基和曾介绍过他作品的鲁迅，都死去了；他的名字和作品，渐渐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苏联文学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不仅恢复名誉，而且其作品被视为“俄罗斯文学的遗产”，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中国新一代读者（例如悠哉）有幸读到他的杰作，更是晚近的事情。

由于中途折戟，皮利尼亚克未能尽展他的文学才华。他的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1926，又译《不落的明月》）、中篇小说《红木》（1929）、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1936）等。

我手头他的作品集被冠以《红木》书名，可见这一篇份量奇重。但是，他的另一篇《不灭的月亮的故事》我觉得更好，更能代表他的文学成就。我从乐园论坛上搜索到一篇司马刚的书评，题为《都是〈月亮〉惹的祸》。文章写得很好！苏童在《去小城寻找红木家具》文中却说：“喜欢《红木》的人应该痛恨红木。都是红木惹的祸。”我怀疑，苏童在此耍了小聪明，理由是：

第一，他这个说法，显然套用的是司马刚文章的题目。

第二，皮利尼亚克的惨死，更直接和更重要的死因，显然是他的《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讽喻斯-大-林谋害伏龙芝元帅的故事），而不是什么《红木》。所谓“都是红木惹的祸”的“都是”二字，下得颇有些离谱，让人感觉莫名其妙且滑佻轻率，显示了苏童没有真正领略皮利尼亚克作品的三昧。

第三，苏童重视《红木》这篇，与他着力经营“枫杨树”天地的借鉴意图有关系。类似的例子还有：苏童推重美国作家克莱恩的《新娘来到黄天镇》、麦克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等。这些可作印证。

作家苏童，原是巧于向西方作家“偷招”的学徒式作家，原创性东西却是寡少。这不仅是苏童的弱点，而且是王蒙、张承志、王小波、余华、陈忠实、路遥、残雪、王安忆……这干人的致命弱点。

中国当代作家普遍患有“贫血症”和“腿肌萎缩症”：前者导致作品思想内容的贫乏；后者导致作品技法的匮乏，须借助外国作家的拐杖才能蹒跚前行。这两大“乏”症不愈，中国文学的前景难免一片黯淡。

那么，是不是说皮利尼亚克的《红木》写得不好呢？

不是这个意思。我对《红木》也是蛮激赏的；但是并不将它置于《不灭的月亮的故事》之上。

据司马刚在上文中介绍，“《红木》是皮利尼亚克的代表作，写于20年代末，作者本来要将它作为长篇小说《伏尔加流入里海》的几个章节，没想却在柏林一家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

由此想到他的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我豁然明白：为什么《红木》让我读后觉得有些散漫了——原来它采取长篇小说的叙述笔调！这与欧洲中篇小说的叙述范式（参见海泽的“猎鹰”理论），是大相悖离的。

难道说，中篇小说必须按海泽的“猎鹰”理论某局布篇，才算好的？中篇小说以散漫形式来写，难道就不行？

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只是说：它让我弄清楚了《红木》之所以写成这样的原故。

《红木》的情节线索，大致如下：

别兹杰托夫兄弟是莫斯科一对从事古董生意的兄弟，他们乘坐火车到某偏远县城来收购红木家具。他俩落脚在80多岁的老汉斯库特林家。斯库特林见多识广，待人处事随和，家里常常有来访的庄稼汉。有个叫瓦西里的“疯子”常来找斯库德林，他自称是祖国的敌人。斯库德林有个同胞兄弟伊万，他是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曾经混进革命队伍，如今梦想有一天重回党的怀抱，以此混混吃喝。斯库德林还有两个跟他年龄相差悬殊的胞妹，是专门制作衬衣的女裁缝。姐姐卡皮托莉娜是个守身如玉的老处女，妹妹里玛却是放荡形骸、不知检点。就在别兹杰托夫兄弟抵达该县的时候，斯库德林的大儿子、工程师阿基姆也回来了，他是负气离家出走的……

通过以上简介，我们不难看出：小说没有核心故事，只是通过别兹杰托夫兄弟到某县城购买红木家具，串起许多人物及零散的事件，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苏联早期内地城镇的生活画面。

而这个“准长篇小说”的构思，实际上袭用的是果戈理《死魂灵》（商人乞乞科夫乘坐马车下乡购买死去农奴的名单；不同的是，他们兄弟俩乘坐火车下乡）的创作构思，原创性并不太强。明了这点，大家也就明白：为什么悠哉对《红木》这篇略显不满了。

至于《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这篇，那真是写得太好！思想锐利——具有震撼性！——技法圆熟，代表了皮利尼亚克小说的最高成就。限于篇幅，在此我不详述。敦促大家自己研读去吧！

皮利尼亚克的小说善于择取象征意象。例如小说题目中的“红木”和“不灭的月亮”，均带有象征性。读后掩卷咂寻，真让人遐思翩跹，有“忽焉在前，忽焉在后”的余叹。

2008-8-21

皮利尼亚克：领导修理你个文艺青年，还需要亲自动手？发表于 2008-09-03 05:25:13 类别：随笔1

毛姆说，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和狄更斯，“这四位世上有过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在其各自的语言中，文笔很差。”但他又解释说，伟大人物不一定需要好文笔。言下之意，胸襟、气质、思想、情节编制能力、文本的把握之类，更为重要。

我的看法则是这样的：短篇小说需要语感和剪裁，长篇小说则大而化之，更需要野心和激情。巴尔扎克的激情写照就是拉斯蒂涅，满觉得自己可以做整个巴黎的仇人。

19世纪的俄罗斯有无数的伟大长篇，相比而言，他们的短篇大师却并不那么多。托尔斯泰在19世纪50年代有过一些描写军队生活的中短篇，如果交给福楼拜，想必会砍掉其中2/3的篇幅。俄罗斯的大师大致是这样的：他们胸襟开阔，吐气如哮，粗线条，激情甚至野蛮——但是，除了有限的几位，比如契诃夫、巴别尔，很少有人兼具才情与剪裁的能力。

结果就是，任何一个俄罗斯大师都适合去当政论家、布道者或者行吟诗人。但短篇故事？那点空间根本容不下他们呼啸的大愿。

2

马尔克斯说，南美的任何一个小说家都必须兼任政治宣传者。环境使然。同理适用于俄罗斯。

福楼拜会认为《悲惨世界》不合他的理想，因为“不够科学”。

而19世纪的俄罗斯大师们夸张得多。

他们会彼此攻击“你丫写得不够真实”这类问题。指望他们哪位如梅里美般随心所欲涂抹加减一些小戏笔，颇不现实。19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大师们对现实主义及其一些条框的忠实遵循可谓举世无双。

但同时，果戈理却也写出了《鼻子》《烟囱魔鬼》这类魔幻的文本。

如果考虑到屠格涅夫对《罗亭》结局的修改，大致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

在一个出版和言论都不怎么自由的年代——陀斯妥耶夫斯基被流放时只能反复读《圣经》——俄罗斯小说家们表现得非常有原则。自由越少，他们越自省。他们生怕自己的小说没有现实意义，生怕自己的小说不够悲天悯人，生怕自己的小说太轻浮油滑。俄罗斯文学青年的责任感就是如此强大：他们咄咄逼人，充满战斗的意志和情绪，深明以文本做武器以教化人民、上启天智的真理。

3

白银时代的起止点似乎没有定论。一说到1917年，一说到1925年。短短几十年，俄罗斯诗歌界（任何一个俄罗斯人都有足够的激情和哀伤成为歌者或诗人）经历了多种风格的更迭。未来派，意象派，象征派，农民诗人。这里贴个宣言，那里出个标语，社团，领袖，打倒一种风格，举起另一面旗帜。诸如此类。

很难想象皮利尼亚克在其中的感觉。

这个小说家具有传统的俄罗斯优点——敏感、诗意，描写人物时的风格像谢德林，对心理上的描写则大有陀大师的风情。而且，有一些优点证明他生活在20世纪——文体的多样化、情节的绚丽穿插、一些不动声色的小技巧运用。

而且，相比于厚重呼啸的传统俄罗斯大师，或者与他同时代的简约至极的巴别尔，他恰好处于中间——一种克制但又悠长的抒情意愿。一个不够狡猾但更斑斓沉默的果戈理。

4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出版了，暗示了斯大林害死伏龙芝将军的故事。当时的情况很有趣：反对派群起攻击，而斯大林却阻止了这种攻击——因为他不希望大众过于关心历史的真相。

（捎带说句，这篇里对于将军的描写几乎有20世纪后半叶南美那些小说里军事独裁者的模样）

后来就是《红木》。一个俄罗斯内地小城的故事。“俄罗斯的镰仓”。非常果戈理。开笔规模甚大，但对每个人做完白描，此后便保持一种“继续发展”的模式。这一次，反对派继续蜂拥而起，而斯大林不拦了。

于是被批判了，被逮捕了，和巴别尔的下场类似：枪决了。

5

在致他于死命的《红木》风波里，斯大林并没很积极的组织作家们攻击皮利尼亚克，他只是顺波推了一下。实际上，如果不是他收了一下，早在《不灭的月亮的故事》时，皮利尼亚克也许就已经死了。

这就是好玩的地方：领导没有从上而下施压逼死小说家，他只是利用了某些撕咬小说家的势力。

俄罗斯，如前所述。作家们充满了战斗的意念，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当这种奇怪的好斗情绪达到极端时，他们就有些见人就咬、非要把反对派踩在脚下——我承认，我写这句话时，想到了我接触过的一些群体——这种疯狂的战斗意志来自于狭隘的审美、非此即彼的排斥情绪。

当然，领导们默许并多少鼓励了这种倾向。

所以，皮利尼亚克，也许是死于自己人的牙齿之下，就像被北京人民分而食之的袁崇焕。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这样的：

许多时候，领导要修理一个文艺青年或一个文艺团体，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在一个狭隘、非此即彼、狂热的时势之中，借刀杀人是最容易的事。

6

关于皮利尼亚克及巴别尔，最后一段话。

20世纪50年代，苏联某作家团杀奔美国。有位美国作家诚恳的问：“我很喜欢巴别尔的小说，他现在哪呢？”苏作家说：“他正在莫斯科写小说呢，不久有新作问世！”

实际上，巴别尔和皮利尼亚克，如大家所知，这时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昆德拉《笑忘书》有这么一个_（您可以自己填个形容词）的情节：捷克的一号领导和二号领导在阳台上做造型，二号领导亲切的把自己的帽子给一号领导戴上，成为经典照片；当二号领导下去之后，这张照片里的二号领导也消失了（那时还没有PS技术）。而关于二号领导唯一的痕迹，就是一号领导头上那顶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