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9年,北平深陷重重危机。日伪的统治、战乱的动荡、经济的崩溃以及各种运动严重冲击着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秩序,百姓生活愈发艰难,传统婚姻家庭关系也因此摇摇欲坠。
本书借助于档案馆里保存的海量民国时期司法案卷,透过历史的尘埃,还原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境况与内心世界 。对于档案中频繁出现的“通奸”“诱拐”“重婚”等法律案件,作者试图揭示其背后的真实原因:战时经济失衡、粮食供应匮乏,使传统上依赖丈夫养活的妇女陷入绝境——种种犯罪行为,实则是她们迫于生存不得已采取的自救手段。不同于同时代活跃在公共领域的精英女性,这些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贫困妇女,只能借助于市井“潜规则”,在法律和制度的缝隙中谋取生路。她们的经历满载底层小人物的血泪心酸,却也呈现出一段被宏大叙事忽视的真实历史,以及一个建立在非正常经济基础之上、借由邻里关系网络运转的城市下层社会。
【专家推荐】
这是一部有着特殊视角的城市社会史著作。作者马钊系统梳理了北京市档案馆藏刑事案卷、社会调查、报刊等多类型史料,让沉默的底层女性通过司法文书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书将女性置于城市空间、法律实践与社会网络的交汇点,不仅填补了战时城市性别史的研究空白,更通过“底层视角”重构了我们对战时社会生态的理解。
——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通过对大量原始档案的挖掘和深入解读,该书钩沉出了原本隐而不彰的诸多社会生活内容,令人信服地再现了战争期间许多底层女性的生活经历及实际生存状况,为确切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的城市生活以及市政变迁提供了一块不容忽视的可靠图景。
——朱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此书的研究颠覆了关于中国妇女只是被动受害者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女性被迫过着由传统或某种静态的社会文化安排所决定的生活,本书则有力地挑战了这一假设,认为妇女不断利用社会网络与传统习俗来改善处境或者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不仅如此,书中还探讨了国家如何对人口进行治理、北京贫困社区的邻里生活状况、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或结构性不平等对贫困群体的经济压力,以及法律和社会习俗中婚姻意义的演变等重要问题。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媒体推荐】
本书将下层妇女的日常生存策略放置于与更广泛的社会改革、女权运动、法律变革和现代规训国家的互动过程之中。妇女由此成为婚姻、性别、劳动、旅行,以及妇女的公共生活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中的核心人物。
——《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将法律叙事与家庭生活相结合,是本书的独特之处,二者相结合将性别权力差异视为了解城市运作的基本前提。
——《东方研究杂志》(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这是一部关于在日伪统治及国共内战期间北京贫民生活的研究,它极具原创性,且文笔感人。这是一项杰作,罕见地揭示了伟大古都北京在战乱岁月中的命运。
——《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
这本书对抗战史研究与中国内战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哈佛亚洲学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作者:马钊,历史学博士,2007年毕业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现为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化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代城市社会结构、20世纪司法改革与法律社会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与文化改造、中美关系史等。
译者:孔祥文,历史学博士 ,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华文史网编辑。译有《甲午战争:一个意大利人的记述》《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进香:中国历史上的朝圣之地》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其实,这本书所选取的案件本身可有可无,主要起到了引出话题和串联叙述的作用,对观点的论证和现象的分析并不构成实质性支撑。但这恰恰是一种高明的写作手法——没有这些案例,各个部分便容易显得割裂,难以统一到“弃夫潜逃”这一主题之下。这种处理方式也给了我重要的启发。...
评分鲁迅先生提过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了,后来呢?” 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对20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里个体命运的深切思考,但事实上,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娜拉”代表的是精英知识分子、有文化受过教育的女性的觉醒。在当时的大量文学作品和历来的学术研究中,人数更多的社会底层妇女...
评分鲁迅先生提过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了,后来呢?” 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对20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里个体命运的深切思考,但事实上,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娜拉”代表的是精英知识分子、有文化受过教育的女性的觉醒。在当时的大量文学作品和历来的学术研究中,人数更多的社会底层妇女...
评分本文刊于《圆桌》2015年秋冬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转载已获微信公众号@ccsa通讯社和原作者@康凌 授权 01 1944年冬末的北平,21岁的李杨氏决定抛开丈夫,弃家出逃。2月28日清晨,她在离家之后步行至前门东站,买好票,通过安检,登上了开往位于北平以东二十公里处的通县的...
评分本文标题,引自公元1777年,乾隆皇帝所作的《用白居易新乐府成五十章并效其体》其十《太行路》,是对“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的感慨。乾隆在读了白居易的乐府诗《太行路》之后,不免心有同感,“太行巫峡虽称险,人知其险畏而避之犹可得善全。惟有人心易变迁,藏之肺腑不啻...
彩。五星不足以形容书的好。把女性、工人、小知识分子、农民从革命以及强现代化叙事中解救出来真的太有必要了,去伦理和去道德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时代背景下个体生活的选择,而非浪漫化的先进叙事。社会生活和宏大叙事的关系,只是在“一次次的户口登记、居住证发放、婚书验证、配给口粮核发以及法庭调查和审判过程中被不断定义和实践的”,而各种口号与实际生活的冲突就在法官问曰“婚姻”,妇女答曰“找主”的矛盾中尽显张力。弃夫潜逃只是对于生活本身的谦恭,不是任何解放,甚至在现代还会被进步叙事弃如敝履,但这就是弱者的生存艺术。 不要以为“弃夫潜逃”只是战时的例外,90年代以来农民工搭伙过日子的临时夫妻现象,至今依旧存在。 ps:作者马钊居然是马大正的儿子,传统史学的家学演化为新社会史文化史也是蛮有意思的。
评分在作者的研究思路中看到很多福柯《规训与惩罚》的影子,隐性和显性的国家权力如何渗透入北平下层女性的生活,“结婚”与“找主”、“女性独立”与“生存手段”之间的不可对话性,城市下层的生活空间与激烈社会变革的互动。作者的研究问题非常明确,以西方社会人类学的考察法,扎实的田野和案宗,过程性展示了下层生活实践如何区别于上层统治理念和改革话语,揭示社会变革为妇女日常生活带来的危险和机遇,下层妇女在平行世界中创造的生活实为一种“弱者的艺术”。
评分“在清朝的法律中,弃夫潜逃是一种犯罪,它挑战了家庭和国家权力的基础。20世纪中国的立法者与社会改革家联合起来,攻击宗法和家庭等级制度的夫权观念。在以平等自由为原则的立法框架下,立法者和司法官员不再把弃夫潜逃视为一种刑事犯罪,而将其视为女方破坏婚姻契约的民事行为。20世纪初,将离家出走的妻子非罪化,是试图把妇女从男性统治和父权权威中解放出来。也是当时立法改革的关键步骤。” “本书所描述的弃夫潜逃妻子的经历,并不符合改革派或革命派所推崇的离家出走的女性形象。本书中的大多数妇女是迫于经济压力逃离家庭…许多妇女在用尽自己有限的资源后,欣然再次逃离家庭或是回到原来的家庭…底层妇女围绕着一种不同的行为准则来组织和解释她们的生活,这种观念因袭传统,她们使用性能力和生育能力的方式可能并不符合任何革命话语。”
评分今天参加一个读这本书的读书会,有幸跟马钊老师线上交流,他谈起这本书,有两个细节印象很深刻。一是最初搜集整理这批档案,找到问题的切入点,是通过细读审判记录,发现被讯问的底层妇女回答婚姻状况的问题时,用的是“找主”这个词,让他意识到底层妇女对婚姻的理解与精英和政府完全不同,可见对文辞的敏感对于阅读和理解档案是非常重要的;二是这本书英文版出版后不久即着手出中译本,译稿早已完成,但中间换了三个出版社都未能出版,最后出版的上海教育出版社是第四家。这也可以看作当代中国学术著作(尤其是译作)出版的某种缩影了。
评分弃夫潜逃并非是底层妇女目的明确的政治性反抗,她们未曾想掀翻传统家庭制度和夫妻间的权力秩序,只是为求谋生而不得已的生存手段,而这恰巧与女性解放运动的目的部分吻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秩序,用自身的主动性削弱了夫权。可实际上,通过列举的性交易、为娼、重婚等案例来看,女性还是只能以身体为资源来进行利益交换的最底层的被剥削者;以及,女性在走投无路弃夫潜逃后仍是希冀新的婚姻能带来救赎,哪怕下一段可能令自己陷入更深的泥淖。社会根本没有给女性提供除了妻子外其他的角色,尤其在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的动荡时期,女性无法进入公共空间通过劳动换取维生的报酬,婚姻是类同赌博的最优选。婚礼在其中是确认身份的表演性实践,虽然耗费巨大,但只有通过这场公开表演,妻子身份才能得到认可,夫妻双方才能顺利融入社区参与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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