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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数: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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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09-6

价格: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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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号码:97878114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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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
• 浙江
• 经济发展
• 改革开放
• 企业
• 商业
• 历史
• 报告
• 1978-2008
• 中国经济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经济转型与区域发展研究 本书聚焦于 1949 年至 2000 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迁、区域经济格局的重塑以及特定产业群体的兴衰与演进。 本书并非对某一特定地域商人群体的编年史，而是深入剖析了在国家战略导向、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复杂背景下，中国不同经济区域为实现现代化目标所进行的探索、面临的挑战以及取得的成就。 全书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切入，首先系统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 1978 年间，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工业布局和资源调配模式。这一阶段的分析着重于“三线建设”的战略考量、重工业优先的发展路径，以及由此对沿海与内陆地区发展差异埋下的伏笔。重点探讨了中央集权下的资源流动如何塑造了早期的区域经济版图，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特殊的历史遗留条件。 第一部分：改革开放前的区域经济基础与体制束缚 本部分详细考察了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末，国家在不同区域推行的经济政策。特别关注了在特定资源禀赋区域（如东北的老工业基地、西北的能源基地）如何被纳入国家五年计划的轨道。研究考察了粮食安全战略对农业区域分工的影响，以及城市化进程的缓慢与国家对人口流动的严格控制，如何抑制了区域间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对档案资料和同期统计数据的比对，本书揭示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如何被抑制，以及地方政府在执行国家指令时所展现出的适应性与局限性。 第二部分：改革的突破口与区域分化加剧 (1978-1992) 本书将改革开放视为一次深刻的“空间革命”。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全面铺开，本部分着重分析了“点状突破”的战略布局——特别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江开放港口（如浦东的开发）如何成为引入外部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试验田”。 沿海先行与内陆支撑： 详细论述了国家如何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外汇留成比例等政策工具，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了“南快北慢”的初步趋势。分析了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在体制创新和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扮演的角色。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深入探讨了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苏南、浙江等地乡镇企业（TVEs）爆发式增长的深层原因。这不仅是政策松动的结果，更是基于特定区域内社会资本、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和市场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本书认为，TVEs 的发展模式为后续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但也为后来的金融风险和产业结构调整留下了隐患。 第三部分：迈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与区域竞争 (1992-2000)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区域间的竞争从“计划分配”转向“要素竞争”。本部分着重分析了 1990 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几个关键现象： 产业集群的自然形成与政府引导： 考察了诸如温州模式、泉州模式等民间力量主导的产业集群如何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在特定行业内（如轻工、服装、五金）形成规模效应。同时，对比分析了国家主导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与民间自发形成的产业带之间的互动关系。 住房商品化与城市化加速： 住房制度的改革被视为释放内需、重塑城市空间结构的关键一环。本书分析了住房市场化如何吸引人口流入大城市，并加剧了城市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虹吸效应”，使得区域发展差距在新的阶段以新的形式显现。 金融改革与区域资本流动： 分析了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如何影响了资本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向。探讨了在缺乏全国统一、高效的资本市场时，区域间是否存在“资本饥渴”与“资本过剩”的结构性矛盾。 第四部分：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平衡的探索 在沿海地区快速崛起后，中央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区域失衡问题。本部分聚焦于 1990 年代末期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战略目标与资源配置的再思考： 研究了西部大开发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与产业导入方面的具体政策工具。本书评价了该战略在弥补基础设施短板方面的成效，同时也探讨了在缺乏有效市场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如何确保中央投入的资源能够转化为可持续的、内生的经济增长动力，而非简单的行政命令驱动。 区域规划体系的演变： 考察了国家层面从“东西部对口支援”到“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变，包括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的提出背景，它们代表了国家对 20 年市场化改革所带来后果的一种系统性修正尝试。 结论： 本书最终总结了 1978 年至 2000 年间，中国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如何解构原有的区域经济平衡，建立起新的增长极，并持续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新的动态平衡。它揭示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企业家精神的地域差异，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方向，是如何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多极化、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本书为理解中国当代经济地理的形成逻辑，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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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文本的结构和表达方式来看，这部著作的学术性与可读性取得了令人称道的平衡。它似乎没有采用那种枯燥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推导，而是通过大量的细节、鲜活的人物侧写和对特定时间节点政策环境的还原，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叙事空间。语句组织上，尤其在描绘一些关键转折点时，多采用排比和对比的手法，增强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紧迫感，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能把握大局，又不失对个体命运的关怀。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成功地将复杂的经济史转化为了引人入胜的商业史诗。它成功地避免了将所有成功的归因于单一因素的窠臼，而是将外部环境、政府政策、地方文化和企业家个人特质熔于一炉，提供了一种多维度的解释框架。总而言之，它不仅仅是一份回顾，更像是一份对中国特定地域商业精神的深度解码，为理解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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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关于浙商发展历程的著作，从宏观的时代背景切入，将改革开放初期那股蓬勃向上的民间活力与浙江这片热土的独特经商基因紧密结合，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感受到那股从乡村田间地头迸发出来的创业激情，那是对于财富的渴望，更是对于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追求。作者对初期阶段的叙事，细腻之处在于它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政策解读，而是深入挖掘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发展等微观层面的驱动力是如何塑造出第一代浙商的性格底色的。他们如何利用信息不对称、如何进行原始积累、以及在面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的那种敏锐嗅觉和大胆试错，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这种对历史脉络的梳理，不仅仅是商业史的记录，更像是一部社会变迁的侧写，它解释了为什么在那个特定的时空点，浙江会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试验田中最具生命力的那一个。文字的张力在于，它成功地将宏大的经济转型叙事，锚定在了无数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之上，让人在敬佩之余，也对其背后的艰辛与不易深有体会。整体而言，前期的铺陈为后续数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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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关于21世纪初，特别是加入WTO前后，浙商产业升级与资本化转型的论述，充满了前瞻性的洞察力。这是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过去依赖劳动密集型、低成本优势的模式开始受到来自内外部的双重挤压——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国际贸易壁垒的提高。作者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时期的焦虑感和转型阵痛。我注意到，这里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探讨尤为精彩，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体量后，亲情与股权、管理与所有权之间的矛盾被急剧放大。书中的案例显示，许多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开始学习现代企业制度，引入职业经理人，甚至寻求上市。这个过程充满了张力：一方面是企业家对掌控权的本能不舍，另一方面是资本市场对规范化运作的铁律要求。评价部分不仅仅停留在描述现象，更侧重于分析浙江模式在应对全球化竞争时，如何在新兴的金融工具和信息技术变革中寻找新的立足点，展现了其内在的韧性和适应力，不再是单纯的“草根逆袭”，而开始走向精细化管理和品牌价值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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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的部分描绘的是“野蛮生长”的轨迹，那么对2008年前后浙商精神的总结与反思，则带有一种沉淀后的哲学意味。这部分内容显然超越了单纯的商业编年史，开始触及商业文明的核心议题。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尽管时间点到2008年，但其影响的预判是可见的），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本书深入探讨了浙商如何应对周期性风险，如何平衡“义”与“利”的关系。我感觉作者在探讨他们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如何构建新型的商会组织、以及如何进行社会责任的承担时，展现出一种深厚的社会学功底。这种评价不再是简单地赞扬其创业精神，而是探讨这种精神在成熟期的升华方向——即从个体财富积累转向区域经济的贡献者和文化符号的塑造者。对“诚信”这个贯穿始终的关键词，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内涵变化，进行了极富层次感的解读，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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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阅读其关于90年代浙商群体特征的分析部分，我对其描述的“走出去”战略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性感到非常震撼。彼时的浙江，地方经济发展迅速，但资源和市场容量的瓶颈开始显现，这迫使商人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无论是跨省还是走向国际。这种“走出去”并非一帆风顺，它充满了试探、失败和教训。书中对这种地域性扩张中遇到的文化冲突、管理模式的移植难题，以及在资本运作层面上的不成熟处理，进行了坦诚的剖析。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人情社会”向“契约精神”过渡的描述，这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完善，更是内在商业伦理的重塑过程。浙商群体在这段时期所展现出的“狼性”精神，与其说是天生的侵略性，不如说是他们在资源匮乏环境下为求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超常规策略。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在特定的野蛮生长阶段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为后来的公司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这种对“成功之矛”与“潜在之盾”的辩证观察，使得评价显得既有力度又不失客观的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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