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施特劳斯（1899—1973）　出生于德国黑森的小镇基希海因。1921年取得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生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多年，是20世纪最有影响、同时又最引起争议的政治哲学学者之一，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一个思想渊源。他著述诠释很多，在今天的西方政治理论领域，仍然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简介：

在本书中，利奥·施特劳斯通过对马基雅维里的两部著作《君主论》、《李维史论》精细入微的考察，全面深刻地揭示了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作者认为马基雅维里并不是传授雅恶的第一人，其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背景。在拯救祖国与拯救自身灵魂之间的矛盾抉择，构成了有着明显价值判断的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核心。

导读：

在研究马基雅维里时，每一次我都仿佛置身于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冥冥之中，一个声音在叮嘱我：请留意每一个细节。但当我遵命行事后，一道从很远处就可见的强光照耀过来，带来了这样一条信息：利奥·施特劳斯已经在这里了。

——小哈维·C.曼斯菲尔德：《政治理论》

译者的话

利奥·施特劳斯（1899—1973）生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多年，是20世纪最有影响、同时又最引起争议的政治哲学学者之一。他著述诠释很多，在今天的西方政治理论领域，仍然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属于施特劳斯晚期著作。在围绕那位意大利思想家的浩如烟海的诠释辩论中，这本书既被奉为经典，又被称为“误读的杰作”。笔者认为，阅读这本书，固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施特劳斯，然而本书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可以通过施特劳斯的角度，帮助我们了解马基雅维里。也就是说，它为我们了解马基雅维里，提供了施特劳斯这样一个视角。我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白，本书是为已经熟悉马基雅维里著作的读者写的。因此我们同时又很难指望通过阅读本书去了解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它无法代替马基雅维里的原著，也不适宜充当入门的向导。而且，即使我们只期望了解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里的看法，也必须在阅读本书之前，事先熟悉马基雅维里的主要原著，因为施特劳斯在书中的所有立论，字里行间，时时处处，都在假设读者已经读过那些原著了。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把施特劳斯和马基雅维里这两个人在西方思想史中的位置认识清楚。我们必须明白，马基雅维里比施特劳斯重要得多。因此，我们特别有必要把马基雅维里简要介绍一下。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外交国务秘书，时逢欧洲天下汹汹，意大利内忧外患。他身任要职，奔走四方，竭心尽力，救亡图存。1512年美第奇家族借助外力在佛罗伦萨复辟，推翻共和国，马基雅维里被控获罪，入狱受刑，旋被放逐到郊外的祖传农庄。在那个孤寂的小山村，他忍辱负重，埋头著书立说，以期在新的君主那里得到赏识，重返他那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外交策士生涯。他空怀报国之心，徒有满腹经纶，却无人问津，再也没有得到机会，真正为心爱的佛罗伦萨效力。十几年后共和国东山再起，他却不再为自己的同胞所需要，贫病交加，郁郁而死。然而马基雅维里所想象不到的是，他以戴罪之身写出的那些著作，特别是那本曾经被人弃若敝屣的小册子《君主论》，在他身后竟然很快成为传世名篇，成为整个西方思想资源中的重要经典。时至五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仍然生活在这位复杂矛盾、神秘莫测的佛罗伦萨外交官的阴影笼罩之下。而“马基雅维里”这个名字，亦早已经在欧洲以至全世界进入政治语汇，成为一种政治行为准则的代名词。这种准则所鼓吹的，是政治行为中的清醒、冷酷、尔虞我诈、背信弃义，是诸如“强权即公理、”、“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样的强横信条。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长河中，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经做出论断：“有些行为，太卑劣邪恶，太令人憎恶，实为智者所不为，即便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也断不可为。”时间稍晚于马基雅维里的近代国际法奠基人格劳秀斯，在他的权威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表示支持西塞罗的看法。熟谙经史的马基雅维里则针锋相对，反驳这个传统立场，从而第一个为所谓“国家行为的理由”，做出了权威的界定和无懈可击的论证。他写道：

这个问题，值得任何一个奉召为祖国效力的公民加以充分认识和深思熟虑。当祖国的安危系于即将做出的决定的时候，正义抑或非正义，人道抑或残忍，荣誉抑或耻辱，都应当置于一旁，不予考虑。此时此刻唯一要考虑的是：做出何种决策，能够拯救祖国的生存，能够维护祖国的自由。

马基雅维里对于政治问题，确实做过透彻的深思熟虑。国家的利益是政治行为的唯一准则，国家的安全高于一切其他的原则和其他的考虑。衡量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的唯一标准，不是任何善良高尚的个人道德素质，而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最终政治效果。政治，诡谲凶险，惊涛骇浪。政治家用尽所有手段，高尚也罢，卑劣也罢，不动声色，紧握权力，置身事内，苦撑危局，知不可为而为之，绝不放弃责任，绝不急流勇退。政治家尤其必须具备一种特殊的能力，那就是任何情势下都绝不感情用事，绝对不可以听任自己内心良知方面的任何疑虑不安，任何踌躇顾忌，来支配自己的决策和行动。必要时，要能够伤天害理，要不惜采取极端手段。马基雅维里解释道：

毫无疑问，这些手段是残忍的，对于全部文明生活都是毁灭性的，不仅违背基督教，而且干脆就不人道。每个人都应当避免诉诸它们。身为君主，势必以毁灭众多生灵为代价，相比之下，当一介平民，事实上要更为可取，更为心安理得。但是任何人，一旦你做出选择，不走那条可取的人道之路，那么，只要你还想立足存身，你就必须义无反顾，踏上邪恶之路。然而遗憾的是，人们通常选择一条中间道路。这条中间道路是最为有害的道路，因为这些人既不懂得如何当个完全彻底的好人，又不懂得如何当个完全彻底的坏人。

马基雅维里似乎是在说，即使在同一个西方文明内部，也并列存在着两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道德批判系统：个人内心良知；外在政治行为。这两种道德并行不悖，没有孰高孰低的统属关系。它们都是终极标准，在它们之上，不再存在任何更高的道德主宰。这两个道德系统之中的每一个，都要求它所统辖的人们，做出全心全意的承诺，百分之百的奉行。二者同时兼顾的任何企图，都只可能是“最为有害的”。换句话说，假如人们想心安理得地当个好人的话，他们就最好完全避开政治；而那些选择走政治道路的人，则必须准备面对魔鬼，在自己内心承受道德良知的重负和折磨。这两种道德系统之间的对立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但是这个对立冲突，不是好的道德与坏的政治之间的对立冲突，而是正常的道德与正常的政治之间的对立冲突。也就是说，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所鼓吹的，并不是不道德的政治，而是道德与政治之间严重的对立紧张状态，即人们的个人良知与所谓“国家行为的理由”之间严重的对立紧张状态。马基雅维里完全清楚，他自己所青睐的那条政治的道路，并不是一条令人羡慕的道路。

马基雅维里遭贬黜之前，写过大量的外交报告，谪居务农之后，每天晚上埋头写作，立即成为著作等身的作家，所写的文件、政论、思想、历史、戏剧、书信，篇篇优美雅致，脍炙人口，都是意大利语言文学的精品和骄傲。他尤其是驾驭语言的大师，用笔狡黠，字斟句酌，藏头露尾，良工心苦。他的文章，忽而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忽而单刀直入，一针见血；有时长篇大论，洋洋洒洒，有时惜墨如金，讳莫如深。他的一生，既炮制过很多奇谋高论、至理名言，也说过不少骇人听闻、惊心动魄的话。他在去世前六年的一封信中承认：“我长期以来对自己的信念绝口不谈，而我所谈的，我则根本不相信。假如我偶尔心口如一，说出真话，我也将它隐藏在很多假话中间，让人无从寻觅。”拿《君主论》来说，该书貌似简明扼要，浅显易懂，但是它的用意、论证、结构、涵义，却始终云谲波诡，扑朔迷离。五百年来，人们诠释争论，盘根究底，汗牛充栋，不可胜计，但是至今没有一个人敢说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完全看懂了。诚如意大利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1949年所说，马基雅维里这个谜，大概永远无法解决。尽管如此，马基雅维里说过的一句话，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高度概括了他的全部学说。1527年春天，意大利又一次面临强敌入侵蹂躏，佛罗伦萨又一次大军压境，危如累卵。值此“和平绝对必要，战争却无可避免”的危急存亡之秋，他们这位前任外交国务秘书已经来日无多，走近自己人生的尽头，但是他依然临危受命，出面奔走，试图扭转颓局。4月16日，眼看回天乏术，大势已去，一向处之漠然、绝不流露感情的马基雅维里，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脱口而出，直抒胸臆：

我珍视我的祖国，甚于珍视我的灵魂。

为了理解这寥寥几个字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说出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对于当时的马基雅维里本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先重温一下那个所谓“马基雅维里之梦”。据当时传闻，在两个月后的6月21日，马基雅维里积郁成疾，一病不起，到了弥留之际。他向最后守护在床边的几个朋友，讲述了自己所做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在路上遇到一群人，衣衫褴褛，形容枯槁。他上前询问他们是何人，去往何方。这群人告诉他，他们是人间圣徒死后的灵魂，正在上路，前往天堂。随着这群憔悴的圣徒消逝远去，马基雅维里又碰到另外一群人，衣冠华贵，气宇轩昂，一本正经，热烈讨论着军国大事。在这群家伙当中，他认出了柏拉图、塞涅卡、普卢塔克、塔西佗等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向他们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回答：“我们生前多行不义，眼下正被打入地狱。”待到第二群人也在视野中消失，马基雅维里被人问道，他自己死后，愿意与两群人中的哪一群为伴。他不假思索，应声答道，他宁愿进地狱，虽然万劫不复，却得以跟古代先贤朝夕相处，探讨共同心爱的政治问题，这比起升入天堂，与那群枯燥乏味的圣徒为伍，要有意思得多。这个故事是否真是马基雅维里本人临死时讲的，缺乏确凿的史学证据，但是马基雅维里死后不久，它即在佛罗伦萨流传，并不止一次见诸同时期的文字记载。而且，马基雅维里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谈到过同样的意思。故事的穷形尽相、惟妙惟肖，也完全符合马基雅维里笔下戏剧、书信所特有的冷峭、隽永、诙谐的语言风格。问题在于，马基雅维里其人，确实准备死后下地狱，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同自己所最为看重的那些古代政治家们在一起。然而尽管如此，处在我们今天这个非宗教的世俗时代，我们很难设身处地，切身感受到“我珍视我的祖国，甚于珍视我的灵魂”这句话所包涵的全部分量和全部痛切。16世纪初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风中之烛，身心交瘁，在给朋友的私信中表明心迹，说出这句短短的自白，斯时斯地，他所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当真的。他真的准备，仅仅为了佛罗伦萨，为了意大利，就放弃自己生命彼岸的最终拯救，去领受炼狱的永久惩罚。马基雅维里像那个时代他的同胞们一样，忠实地信仰基督教。他死时，履行了当时当地的全部宗教礼仪。6月21日，在他的几个朋友从他床前离去之后，他在妻子子女陪伴之下，就自己一生所犯下的过失和罪孽，向他的教士做了临终的忏悔。这一事实，与那亵渎宗教的“马基雅维里之梦”，似乎云泥异路，无论如何无法一致。然而这个明显无误的不一致，恰恰反映了马基雅维里其人其学所蕴涵的极其深刻的复杂性，而我们今天依然对马基雅维里感兴趣，也恰恰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极其深刻的复杂性。马基雅维里所关注的，是佛罗伦萨，是托斯卡尼，是意大利，是在一个罪孽深重、谦卑怯懦的基督教世界里为了祖国而依靠自己、坚决采取行动的能力。另一方面，马基雅维里所说的，是“我珍视我的祖国，甚于珍视我的灵魂”，他没有说他不珍视他的灵魂。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是无神论者。个人内心的道德宗教情感，被严格地隐忍克制起来，但它不是不存在。对于自己个人灵魂状态的萦怀与关注，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国家行为的理由”的这位鼓吹者。我们可以推想，压在马基雅维里心灵深处的负担，必定沉重痛苦；我们必须承认，没有足够的思想上的诚实，没有足够的个人勇气，恐怕是难以承受的。

以上是笔者个人对马基雅维里的理解，充其量只能算一家之言，读者完全不必重视。而如果我们重视马基雅维里，那我们就别无他法，只能一本一本地阅读他的原著（笔者推荐先读他的喜剧《曼陀罗花》）。与此同时，在简单谈过马基雅维里之后，我们就可以明白，《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的作者施特劳斯，与那位意大利思想家，完全不应该相提并论。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的精神巨人，属于我们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那类人物；而施特劳斯，则与我们相差不多，只是试图研究马基雅维里的一位现代学者。对于这一点，施特劳斯本人在这本书中，郑重说明，坦承不讳。另一方面，这本书确实写得非常好，几十年来影响很大。已故的芝加哥大学艾伦·布卢姆教授，曾经是施特劳斯的学生，他追缅先师，有一大段话，我不揣累赘，权当对本书的介绍，援引如下：

我最近重读了《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随之意识到，这本书完全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的书。假如我们坐下来，像阅读一部普通论著那样来阅读这本书的话，那么它的内容，就会为七重火漆所密封；它所提供给我们的，就会只是少许枯燥无味的一般性结论，宛如无垠沙漠，几点绿洲。然而实际上，这本书所代表的，是某种生活方式，某种哲理锦囊。首先，我们必须十分精通马基雅维里的原著，并且一卷在手，时刻参阅。其次，一俟我们熟悉了马基雅维里，我们就会看到，假如我们没有十分熟悉李维的原著的话，我们就依然不可能懂得马基雅维里。我们必须首先专攻李维原著，并且试图依照李维的原意，掌握一个对李维的阐释，然后再让马基雅维里为我们指点迷津，以期形成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李维阐释。随着我们意识到这两种阐释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就会对马基雅维里所蕴涵的堂奥，有初步的领略。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将不得不陷入具体细节之中，必须投入时间，必须深入反思。譬如，马基雅维里谈到汉尼拔的“非人残酷偕其他德行”，这个令人瞠目的促狭提法的全部涵义，只有在意识到它其实出自李维的一段话的情况下，才能够充分显现出来；在那段话中，李维探讨了汉尼拔集德行才干与邪恶于一身的蹊跷现象；按照李维的说法，汉尼拔的主要邪恶，在于他的“非人残酷”。这类引人入胜、深切著明的细节，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此处并非孤例；那些细节经过整理，就对于各种政治现象，构成了一种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自觉意识。至此我们即会看到，施特劳斯这本书之于马基雅维里著作的关系，就正如马基雅维里著作之于李维著作的关系一样。施特劳斯所承担的任务，其错综复杂，令我们绞尽脑汁，难乎承受。这种复杂性，不是来自使人困惑糊涂的意愿，而是现实的写照。我们必须逐渐熟识马基雅维里笔下林林总总的大量人物，布鲁图，法比乌斯，大卫，契莎雷·鲍其亚，阿拉贡的斐迪南，诸如此类，并且必须对他们的行为发生兴趣，熟谙他们所代表的问题。我们必须切身关怀他们，就像我们切身关怀一部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到了这一步，我们就可以开始认真严肃地进行理念归纳了。不宁唯是，只熟知马基雅维里和李维尚且不够，因为马基雅维里还把我们，指示到色诺芬，塔西佗，西塞罗，基督教《圣经》，以及其他很多作者那里去。我们必须每时每刻停顿下来，参看别的著作，试图剥析别的人物。我们必须环绕着房间踱步，冥思苦索。我们必须备有一枝铅笔，一张纸，列表作图，记录统计。这是一项没有止境的任务，它对于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哲学起源的、此前似乎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普通事物，持续不断地唤起疑惑，激起惊叹。我们会领悟到，登堂入室，以书籍为友，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被迫不得不将书籍，变成我们自己的经验与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在施特劳斯的指点下，离开他的这本书，而当我们又返回来的时候，这本书突然之间，变得像一部戏剧的终局一样扣人心弦。我们欲要明白，到底是什么，致使我们如此长时间走火入魔，而随着我们被这个激情所驱策，按图索骥，经历了全部过程之后，霎时间，一道神奇魔幻的公式，豁然展现，它拨开云雾，就像太阳的烟霞，普照千岩万壑，洞天福地。存在于这本书的表面现象与它的真实面目之间的距离之大，委实令人叹而观止。它根本就是人生的财富。

我们会觉得，这是不是溢美之辞，说得有点过分了。然而我们阅读施特劳斯这本书，需要认真仔细，研精覃思，这一点则肯定不会错。全书的结论，简单明确，一目了然。施特劳斯在“引言”中，不容置辩，一口咬定：马基雅维里是传授邪恶的魔鬼。这个毁灭性的冷峻结论，可能精当贴切，也可能牵强武断，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然而问题的核心，或者说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结论是什么，而在于作者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施特劳斯为支持他的结论所作的论证，如同他笔下马基雅维里本人的论证一样，平稳克制，缜密涵蓄，云谲波诡，伏脉千里。我们必须钩深索隐，力求真正读懂。

本书英文版，于1958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中文版根据1978年英文版译出。英文本的每页启始，标志在中文本的相应位置上。注释中的版本、年代、页码等，与英文版同。书中摘自《君主论》的部分引文，参照惠泉的中文译本（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其他英文引文，悉由中文版译者自译。大量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引文，以及少许其他文种的引文，俱按原著英译本译出。有几段引文，无英译，由Charles Thompson Smith和David Goldstein两位朋友代为译成英文。笔者谨致谢忱。

中译本2003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05年11月，笔者到过佛罗伦萨，在城里古老肃穆的圣克罗齐大教堂，见到佛罗伦萨人把他们历史上那位为人诟病的外交国务秘书，同但丁、米开朗琪罗、伽利略等本城引为骄傲的巨人们葬在一起。最后一天下午，驱车郊外，寻踪觅迹，找到了马基雅维里当年谪居的那个寂寥的山村。他家的石头农舍，蓬门筚户，里里外外，悉如当日。承蒙一位正在收拾秋叶的老者欣然启锁，得以入内，见到了五百年前曾经产生《君主论》的那个著名的书房。初冬的残阳之下，教堂古堡，年湮代远，杉柏橄榄，苍翠欲滴，千里沃野，一片静谧，美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面对托斯卡尼的大好乡野，面对断井残垣，断简残编，笔者无言。今年，译林出版社拟出本书新版，遵嘱将六年前的“译者后记”加以扩充，作为新版前言。正文未动，错误肯定很多，概由译者负责，希望读者指正。

申　彤

2009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