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梅尼克（1862—1954）　德国历史学家，受普鲁士学派和自由主义的影响，对德国历史文化进行了反思式的观照，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中拓展出了“观念史”的研究领域，推动了欧洲史学研究重点从政治史到思想文化史的转移，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及二战之后德国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所主编的《历史期刊》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大本营。主要著作有《德意志的崛起时代》（1906）、《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1908）、《近代史中的国家理性观念》（1924）、《历史主义的兴起》（1936）、《德国的浩劫》（1946）等等。

简介：

梅尼克认为，历史主义的兴起乃是西方思想中所发生过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历史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而且是一种生命观和世界观。这种生命观是经由从莱布尼茨到歌德为止的德国运动获得的。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历史主义的预备阶段与启蒙运动史；第二部分讲述了历史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成熟。

导读：

梅尼克探究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起源，从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维科和柏克开始，直到它在伟大的德意志思想家的著作中所获得的最终胜利。梅尼克学识渊博而又严谨，他对思想体系和学术观点上极其细微的差别审慎而又敏感，这即使在伟大的先驱者那里也是非同寻常的。他对三位主要人物默泽尔、赫尔德和歌德的论述，将叙述、思想和历史背景精心编织在一起，将每个思想家的个人气质与他们写作时所身处、所关涉和所致力于其中的社会生活特质精心编织在一起，从而使这些思想家凸现出来。他对歌德的论述尤为详尽，构成了这伟大三联画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幅。较之那些鲁莽的思想史家的通常相当肤浅的笼统概括，这本著作对读者提出了高得多的要求。

——以赛亚·伯林

译者的话

1862年10月30日，梅尼克诞生于普鲁士的萨尔茨维德尔（Salzwedel），其时，兰克学派和普鲁士学派正如日中天。梅尼克的父亲是邮局局长，是虔诚的路德派信徒，效忠于普鲁士王朝。在梅尼克的周围存在着正统的虔敬主义、忠于王权的保守主义与基督教—社会主义信念。1871年，因为父亲遭到贬职，全家迁往了柏林郊区。正是在柏林，梅尼克发现了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历史成为他以理想方式发现世界的途径。很快，在时代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正统的虔敬主义在梅尼克的心中衍化成了泛神论。青年梅尼克虽然丧失了对《圣经》中人格化上帝的信仰，不过却依然信仰在理念世界中彰显出来的神圣的世界背景，并由此走向中世纪的泛神论，走向诺斯替主义，最终充满喜悦地探询了它们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1883年，梅尼克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日耳曼学、历史和哲学，受教于普鲁士学派三杰德罗伊森、西贝尔和特赖奇克，以及哈里·布雷斯劳。德罗伊森的“历史方法与历史百科全书”讲座，对梅尼克的个体观念和后来的思想史研究倾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梅尼克看来，在讲座中，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为科学事业投下了最后一抹温暖明亮的光辉。西贝尔厌恶法国和奥地利，也厌恶天主教，认为它们是反民族的势力，是自由研究的敌人。他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以炽热的感激之心迎接1870年的德国统一。特赖奇克是普鲁士学派最年轻也是最伟大的成员，被称颂为“讲坛上的俾斯麦”，在他身上最充分地体现了历史与政治的融合。他认为社会的科学不存在，唯一存在的只能是国家的科学。德国的统一使他深信德意志前途无量，相信它的精神文明将使它成为各民族的老师。特赖奇克在早期论文中曾对战争大唱赞歌，认为消除战争的愿望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不道德。这种论调是与黑格尔一脉相承的。

1886年，梅尼克在赖因霍尔德·科泽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普鲁士十七世纪早期历史的博士论文，随后进入普鲁士档案馆工作。在西贝尔指导下，他着手撰写并完成了大学教授资格论文《陆军元帅赫尔曼·冯·博延传》。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十九世纪德意志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1893年，西贝尔推荐他担任《历史期刊》编辑。1896年，他继特赖奇克之后担任主编。此后直到1935年被纳粹政府解职，梅尼克一直主持《历史期刊》，对德国的历史主义和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梅尼克撰写《博延传》和担任《历史期刊》编辑的过程中，德国史学界爆发了兰普雷茨辩论。兰普雷茨主要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德国史学界个体化的描述性方法，要求代之以阐明一般发展规律的发生学方法。他认为兰克的观念论业已过时，要求德国历史学家放弃神秘主义的历史实在论，转而从事历史发展的经验性研究。虽然梅尼克在这场辩论中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不过《历史期刊》却正是批判兰普雷茨的大本营。传统历史学家们主要征引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来批判兰普雷茨。辩论双方的一个基本分歧点是，历史学应该专注于社会史还是政治史。兰普雷茨辩论的积极影响在于，它反映了历史学从对政治史的专注向着对文化因素的思考的转移。梅尼克也敏锐洞察到了兰普雷茨的贡献：对那些手艺人式的历史学家的狭隘和观念匮乏发出了警告，要求重新将观念和理论引入历史思想。梅尼克认识到，历史学必须恢复对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在的关切，必须恢复与哲学或哲学精神的交流。

梅尼克不是绝对效忠于普鲁士的顽固保守派人士，而是温和的保守派人士。他很早就对普鲁士精神有所质疑，甚至撰文批判威廉二世的社会政策改革。1901年，他获得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席位，1906年，又转任为弗赖堡大学历史学教授。这两所大学都属于“上莱茵文化圈”，分别坐落于莱茵河的右岸和左岸，并都处于西南德意志文化圈之中。其时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正如日中天，马克斯·韦伯和特勒尔奇也正处于各自思想活跃的创造阶段。

梅尼克在这时期除了与上述诸人有密切交往之外，还结识了不少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瑙曼。正是在瑙曼等人的影响下，梅尼克开始致力于思考“德意志—普鲁士”问题，并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包括《德意志的崛起时代，1795—1815年》、《1914年德意志的崛起》、《十九、二十世纪的普鲁士与德意志》等。其中最声名遐迩的当属1908年出版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这时候的梅尼克尚未充分认识到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传统对德国前途潜在的巨大危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德国人几乎全体卷入了不可遏止的激情之中。诗人们纷纷颂扬战争，甚至高贵的神秘主义诗人里尔克也唱出了战争颂歌。教授们也踊跃表达了战争热情，在《德意志帝国高校教师声明》上署名的教授达三千多名。梅尼克与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卷入了战争的狂热之中。他在战争期间发表了大量政治性著述，清晰地表现出了思想的演变过程。一开始，梅尼克自信地认为，德国民族观念的性质本身，使德国不会采取冷酷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在德国，权力和精神、国家和文化是交织在一起的。1915年时，他还不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欧洲文化衰落的开端。到了次年，他首度承认，德国民族文化或许比西方功利主义更倾向于滥用精神价值而为权力效劳。1917年，当德国败局已定时，他悲哀地意识到，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人类的一种悲惨处境。就这样，战争粉碎了梅尼克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中所表达的客观唯心主义，粉碎了他对精神与权力、非理性与理性之间和睦相处的乐观假定。

魏玛时代是一个充满幻灭、失望和矛盾的动荡时代。对梅尼克来说，战后的幻灭感集中表现在1924年出版的《国家理性观念》之中。这本著作研究的对象是国家问题，是权势政治，亦即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梅尼克在撰写这本著作时，还有一个未曾言明的动机，即向全世界表明，德国不是现代史上贯彻权势政治的唯一国家。梅尼克认为，国家理性原则的一般实践，尤其是权势政治的目的，是介于因果关系与价值、自然与精神、实然与应然之间的中间领域的典型现象。他有时把国家称为两栖动物，其中混合了崇高因素与卑鄙因素。他甚至说，国家受到生存斗争的自然法则的支配，在国家理性的实践后面隐藏着自我保存的追求。他也确实认为国家理性的实践具有道德的层面。他还认为国家理性是国家从自然向精神发展的命脉，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孕育于因果关系并从中破土而出、指向价值天堂和自由王国的崇高现象。他在这本著作的结尾对国务活动家发出的呼吁是：在心中既想着国家，也想着上帝。梅尼克对历史主义也有所反思。他认为，国家理性的力量已经获得近代经验上的承认，并且获得历史主义的首肯。但是，由于导致了与西方各民族持有的自然法观念的决裂，导致了德意志的思想孤立，因此历史主义有责任进行深刻的反省。在指出自然法观念的深刻缺陷时，他也指出了德意志历史思想的缺陷，那就是它倾向于声称权势政治合乎一种崇高道德，谅解权势政治并将其理想化，从而在实践中有可能纵容一种粗野的自然主义和生物式的暴力伦理。

梅尼克在1936年出版了《历史主义的兴起》。二战后的1946年，他撰写了《德国的浩劫》，这本著作从长达两个世纪的德国历史文化背景入手，阐述了导致纳粹专政的原因，简要评论了自歌德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直至纳粹覆亡的德国思想文化，他在谴责纳粹的同时，竭尽全力为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化进行辩护。

在1936年出版的《历史主义的兴起》中，梅尼克声称，历史主义的兴起乃是西方思想中所发生过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历史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而且是一种生命观和世界观。这种生命观是经由从莱布尼茨到歌德为止的德国运动获得的。历史主义的实质是一种个体化的观察，而个体的本质在于，它只有通过一种发展的过程才能显示出来。

这本著作分为两部分。首先讲到的是先驱者们：沙夫茨伯里、莱布尼茨、阿诺尔德、维科及拉菲陶。历史主义的产生过程充满了与自然法观念艰苦卓绝的搏斗。历史主义的萌芽有赖于打破僵硬的自然法观念及其对至高人类理念和人性齐一性的信念，并将生命的流动性注入其间。在这个萌芽阶段，这些先驱者们做出了重大贡献。沙夫茨伯里原初的、深邃的普世基督教与新柏拉图主义，及其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构想密切相关的审美才能，开启了历史观照的新的可能性。莱布尼茨是一位对德国运动有着持久影响的思想巨人，在他的单子学说和“前定和谐”体系中也渗透着新柏拉图主义世界观。莱布尼茨是以发展观念为代价而对个体观念进行提升的。他为历史知识赋予的目的是功利主义和道德的，同后来的伏尔泰一样，他也是文明史研究的先驱者。阿诺尔德的唯心主义软化了奠基于自然法之上的思想，使经由神启示出来的灵魂的绝对价值成为世界历史的奠基石，他是第一位将人类灵魂摆放在历史舞台中心的历史学家。意大利的维科也是广义上的柏拉图主义者，他的关于民族历史无所不包的叙述、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阶段的研究方式、对历史事件根基的探索，都深深影响了现代历史思想。他虽然强调了种类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却没有强调个体的发展。维科仅仅是在允许种类发展的程度上，才是历史主义的先驱。

启蒙运动在历史领域中的巅峰成就表现在伏尔泰的作品中。伏尔泰的历史观念受到了三种特殊倾向的规定：满意于当下生活的新感受、自然科学和数学发现带来的强烈印象与道德主义的倾向。伏尔泰对历史思想的贡献就在于，使西方人确信每一个伟大的新观念都必须奠定在历史的基础之上，从而将互为对手的新观念和老观念都放到了历史的天平之上。他具有对所有与历史相关的事物的好奇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走到了历史主义的门槛上。

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持有慷慨激昂的道德主义，批判马基雅维利和近代政治人物的思想世界和政治活动领域；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对因果性思想的迫切渴求。他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为政治人物提供关于国家生活最彻底的知识及奠基于其上的治国格言。孟德斯鸠的思想统一了自然法—理性思潮与经验—现实思潮。他的历史解释的一个特点是，将个人的实用主义和制度的实用主义以及所有其他的超个人原因结合起来。孟德斯鸠的历史观念仍然深受机械式因果论和历史循环理论的影响，不过它也许代表了这个阶段的启蒙运动所获得的最高程度的历史意识。孟德斯鸠的政治相对主义对未来的历史主义而言是一块里程碑，他使人们产生了对历史创造物新的尊敬，对迄今未曾注意到的事件的意义和结构做出了新的发现。

休谟把整个生命和世界历史转变成了无数受普遍法则支配的心理情结。因此，他被称为现代实证主义之父。他的随笔和《英国史》充满了丰富的具体经验，渗透了个体的独特感受。他的宗教史研究打击了古典世界对人类理性的信念，认为人类是从低级阶段通过缓慢的发展上升到高级阶段的。但是，休谟不能以任何的彻底性贯彻发展观念。因为在他身上还存在着循环理论这样的自然法观念的残留物。休谟关于国家起源的自然主义学说打击了社会契约论。可以说，他在不具有个体观念和个体的发展观念的情形之下，就拥有了新的历史意识。休谟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出人性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完美状态。他的缺陷在于对历史运动背景理解的不充分和对导致历史变迁的隐藏倾向的感受的缺乏。作为道德主义者，休谟认为政治计谋压倒真理、法律和习俗是人类不幸的最大源头之一；但是作为经验主义者，他把这种历史现象看作长期存在和世界性的邪恶，他理解它的流行和力量。与伏尔泰一样，休谟认识到历史中能产生结果的主要因素就是国家和宗教。不过由于机械心理学的限制，他没有能够把这两种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也缺乏将它们与整体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最重要的是，休谟未能为历史生命提供内在的灵魂。

《罗马帝国兴衰史》的作者吉本，为历史主义传递了两项遗产，并直接在兰克那里获得了最高的发展。一是吉本对材料世界历史式的把握，他的深入材料和将不同部分结合起来的能力。二是民族共同体即西方基督教民族的观念，它将启蒙运动与历史主义联系了起来。吉本欢迎这个民族共同体繁复的多样性，也欢迎它的共同性格。在罗宾逊的历史著作中贯穿着普遍历史的线索，表现出了对处于运动之中的世界现象的高度尊重，对世界特殊的和个体的性质的高度尊重。

有两位思想家对休谟所获得的进展和英国前浪漫派所获得的进展进行了综合，他们就是弗格森和柏克。弗格森致力于既经验主义又创造性地将人类社会形式的发展从原始水平追踪到高度文明的水平。他强调了社会成长中本能的力量，认为社会制度起源于自然的冲动，认为原始种族的语言证实了人类天生就是诗人。他全面肯定了古代因素对现代文化历史及其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中世纪生活和习俗的重要性。弗格森意识到了人类精神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中是决定性的因素。他赋予了国家和维持它的内在力量以恰当的重要性。柏克把前浪漫派以更为个体化的方式理解艺术和历史的新原理应用于国家。在柏克眼中，国家呈现出了美好和仁慈的一面。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于对法国的憎恨，他把英国虔诚化和勇武化了。在柏克所有的价值、政治和历史判断中，存在着一种世界性虔诚，这种世界性虔诚代表了未来历史主义所需要的重要态度。沙夫茨伯里已经抱有这种虔诚，而歌德对它进行了最深刻和最丰富饱满的表达，兰克则把它最普遍地应用于历史世界。柏克的世界性虔诚通过使历史中更高的力量领先于人的理性意志，而消除了自然法观念的根基。但是，柏克的思想还不是历史主义，而是一种复活了的传统主义，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强烈抗议，代表了传统方法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国家内在的生命力，是柏克对新历史观所做出的最伟大贡献。

历史主义运动在较晚的时候来到德国，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臻于成熟。在启蒙运动历史学家的激励之下，与英国历史学家的世界历史联结在一起，德国思想转向了普遍性领域，开始拥抱整个人类。德国运动中的伟大人物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莱辛、温克尔曼、席勒和康德，是较为理念化的，他们由于提高了德国精神生活的水平而为历史主义做出了准备性贡献；第二类包括默泽尔、赫尔德和歌德，是较为个体化的，他们是历史主义较早形式的直接鼓动者。

莱辛关于生命和历史中最高价值的思想，都受制于他对人性中的基本伦理动机的探索。在他的思想中，上帝在世界中，并且伴随着世界而发展。正是发展观念使他与斯宾诺莎区别了开来。不过，莱辛的发展观念不是历史主义的，而是莱布尼茨的规范观念和启蒙运动的完美主义观念的结合。温克尔曼在历史主义的前史中是一块里程碑，他最重要的成就是他对艺术创造物的历史世界的全身心投入。但是，在艺术史研究中，温克尔曼按照基督教的绝对价值来衡量所有事件，认为唯有希腊艺术达到了艺术美的顶峰。因此，他的发展观念也束缚于完美观念。温克尔曼预感到了对于历史创造物的精神移情。他的正统的古典主义追随柏拉图的理念，教导人们要超出个体领域而进入纯粹的理念气息之中。德国运动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正在于，观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生命态度产生的理想化和人格化影响是如何肩并肩地作用的。直到歌德那里，这两种影响才交融在一起。

默泽尔历史意识的基础是他对家乡历史和古文物的热爱。默泽尔是通过与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接触，才从对古文物的热爱中找到通向历史主义的道路的。他的总体印象学说可以被称为进入历史主义大门的钥匙。这种学说认为，整体是公正美好的，而织成它的个别线条却可能是极其丑陋的。它的结论是应该遵从整体，并陶醉于其中。默泽尔的另一种认识方法是全神贯注地深入到主题之中进行体验，以便接近对象，亦即“切入”事物，集中力量研究个别的微小细节，吸收原原本本的历史现象，运用类比以直觉地引起一种对普遍现象的洞察。他在撰写《奥斯纳布吕克史》时，把整个德国民族放在了心中，从而实际上描述了一个民族完整的政治发展。在这里出现了对于个体的新意识。默泽尔认为，国家也应该按照特殊的个体性法则生活，从而提出了作为个体的国家观念。他提出了“地方性理性”观念，并以诗意的爱充满了它。默泽尔把古老的自然法重塑为新的自然法，获得了把历史个体感受为源出于神的事物的能力，准备了通向黑格尔宇宙理性的道路。他洞察到了自然性和必然性，使人们看到了导致历史变化的内在原因，为一种真正的起源学理解准备了道路。相比于启蒙运动，默泽尔的“自然与必然”通常上升为一种对于历史命运的深沉领悟，并与有关国家理性和国家利益的古老观念交融在一起。默泽尔关于国家的股份理论暴露了功利主义倾向，在他对宗教的态度中也表现了其历史理解中的局限性。虽然默泽尔由于与国家的职务联系，在进入历史世界方面要大大优越于歌德和赫尔德，但他缺乏伟大的批判能力，使得他在形成饱满的历史主义方面功亏一篑。默泽尔倾向于像传统主义者那样接受所有历史制度，这一点预示了后来的历史主义的不足之处。他的另一个弱点是相对主义，他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只是相对的美妙和高贵。

赫尔德主要受惠于启蒙运动、虔敬主义和柏拉图主义。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来自英国前浪漫派的影响：原初的诗歌、民间诗歌、荷马、《旧约》、种族尤其是北欧种族的个体性、中世纪。在里加，赫尔德获得了产生原始诗歌和民间诗歌解释的直接经验，导致了民族性新思想的产生。在拉脱维亚和波罗的海的德国人中间，赫尔德见证了自然生命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卢梭、哈曼和英国前浪漫派的影响下，赫尔德通过移情深入了人类最早的时期和人性中最原初的因素。童年和历史的黎明意象，对赫尔德的历史思想和作品来说，几乎成为了一种象征。赫尔德洞察到，不同形式中存在着同一的生命，而每一种形式都是不可模仿的，这使他获得了一条运用于历史整体的原理。赫尔德在考察人类的原始阶段时运用了起源原理。他的发展观念的最早形式是植物性和生物性的。他解释说，只有发展才能产生奇妙的事物。他声称一个处于人生不同时期的人不是同一个人，在学会不同的感觉之后，他就会不同地思考。这是个体观念和发展观念的相互综合所产生的最高结果，是对个体微妙差别的感受。在他看来，对他人的理解只能来源于自我理解。只有在存在的内在一致性和整体齐一性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他人。赫尔德追溯高级的文化形式在民族之间的变迁。但是，由于他描绘的几乎总是源自原初启示的发展之中的衰落史或混乱的生长，因而削弱了他的发展观念。

在1774年的《关于人类发展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中，赫尔德的思想介于自然神论和天启基督教中间。他把自己的教育学伦理和时代的伦理投射进了上帝观之中。正是他的发展观念，使他洞察到了每个民族中善与恶、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阐明阶段理论的观念中，触及了历史辩证法。赫尔德感受到了文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提出了命运观念，以粉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自以为是的骄傲。他的命运观念结合了因果关系和目的论意识。他相信在成千上万种偶然性之中隐藏着高深莫测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观察整体和超个人的判断才能解释历史。如果没有对历史中神圣天意的信仰，赫尔德的发展观念就可能会屈服于一种毫无希望的相对主义。在赫尔德这里，个体对总体历史进程的依赖，是以一种依赖于上帝的宗教意识表达出来的。赫尔德最深刻的结论是：个体是无限的。他对古希腊文化及其发展的个体性的承认，粉碎了温克尔曼的古典理想。他认为中世纪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在其中洞察到了一种联结一切事物的精神纽带。与浪漫主义不同的是，他以动态的方式评判中世纪。赫尔德的这本著作被称誉为“历史主义辉煌的篇章”，是对他的历史思想的最高综合。但是，他的伦理观念妨碍了他彻底实现历史主义。

在八十年代的作品中，赫尔德倾向于把整个人类历史解释为一部关于人类的力量、冲动和行动的纯粹自然的历史，把每种历史现象看作一个自然事件。在这个阶段，相对于1774年更为基督教的和超验的目的论，他提出了一种更加世俗化的目的论原理。他认为历史发展的意义和目的在于实现人性。过去，他信赖天意在历史中的作用；现在，由于失望，他超出了历史而进入了形而上学和宗教的领域。他的战争观念也倒退回了自然法观念和卢梭的立场中。他提出了有关历史中力量平衡的学说。这种学说在最后阶段成为了他历史思想中最重要的主题。事实上，这种学说可以说是满足他伦理要求的产物，很容易变成对世界进程进行道德判断的举动。从历史主义起源史的立场来看，这是一种倒退。他提出了民族间连续性的问题，认为人类历史产生于普遍的宇宙生命。赫尔德首次把东亚民族带入了整体景观中。他的民族精神学说关注各民族中的个体性，由于增加了起源这个词语，“个体性”获得了进一步的特殊含义。在他看来，集体性演变过程的承载者始终是民族和超出于其上的整个人类。赫尔德精致化了气候和地理环境影响的学说，洞察到了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共生现象。事实上，它成为了一种奠基于形而上学—新柏拉图主义的生机论。赫尔德提出了伟大的洞见：一切事物中闪闪发光的上帝形象，与物质形式结合在一起。但是，赫尔德没有把这个观念成功地渗透于整个历史世界。赫尔德所有著述中的矛盾在于：它们不仅适合于对历史作历史化的解释，也适合于作道德化的解释。

在第三个阶段，赫尔德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支配性影响，首先涌起了伟大的激情，紧接着的却是失望和恐惧。他禁不住声称，我们正站在野蛮深渊的边缘。他抨击历史是一种邪恶的混乱，除非为理性所开化、为道德所教化。显然，他如今求助的是启蒙运动的理性和道德。早期的命运观念萎缩成了平衡学说，他现在认为，历史要么是由偶然性事件产生的非理性循环，要么是为复仇女神所统治的世界。在到那时为止的历史主义先驱中，赫尔德也许是做出了最显著贡献的人。但甚至他也在同时代的政治世界高墙面前停顿了下来，没有彻底克服自然法的束缚。他的人性理想和复仇女神观念仍然只是一种精致的自然法观念。赫尔德所产生的四种伟大影响是：对浪漫主义的影响、对斯拉夫民族性的影响、对总体上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与对歌德的影响。

如果说赫尔德是用耳朵倾听世界的，那么歌德则是观入世界的。只有通过观察、感觉与反思的三位一体，历史感觉才能完成，而这种三位一体正是在歌德这里发展为充分的历史观的。

歌德最卓越的天才体现在，将一种无止境的接受性与一种重铸接受物并把它转化的力量结合起来。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对权威恭敬的倾向，他后来把它提升为三种伟大的恭敬：对高于我们之上者的恭敬，对与我们同等水平者的恭敬与对低于我们之下者的恭敬。歌德接受了赫尔德所说的莎士比亚戏剧必须被理解为历史的观念，他认为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世界历史在我们眼前奔腾而过，为隐匿的时间之绳约束在一起。整体的历史包含着无数的个体，而历史是自然的一个分支。这种关于自然和作为自然一部分的历史的狂想曲式概念，可以融会贯通历史的实践力量和特殊现象。在歌德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体验中，诞生了德国思想史的伟大时刻，在其中，新的德国认同感已经昭然若揭了。在有关日耳曼建筑的作品中，出现了个体观念，并且认为真实个体的现象也孕育着某种特定的形式，形成了一种充满意义的整体。

到了狂飙突进运动末期，歌德开始意识到，伟大的个人是在社会生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终其一生，歌德都与十六世纪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那个时代与他自身所处时代的相似性。他称这是一种过去与现在同一的感受。这种一体感受将歌德提升进了超时间的和永恒的世界，并对歌德产生了一种心理学上的决定性影响，有时是一种幽灵般的恐惧，有时是一种高度的活力感。这种一体感中的超时间因素指示了歌德世界观中更高的高度，养育了其历史概念的源泉。

歌德人生的第二个时期始于1775年，终于1789年。就与历史世界的联系来说，它不如之前和之后的时期那么丰富。歌德意识到，个体化观念是打开整个世界的钥匙。个体是无限的。他确信，在所有力量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和合作，为的是形成一个整体。他洞察到了自然中的两种轴性力量，即极性和等级。在《哲学研究》中，歌德提出，衡量活的事物的标准应该来自事物自身，而甚至最简单的生物体也是无限的。在1786—1787年的意大利旅行中，他发现了植物的原始形式及其变形。歌德进而指出，在所有生物种类中都可观察到超感觉的原始植物形式。由此，一种有关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新模式建立了起来。歌德在这里一度接近了发展观念，但是完美理念束缚了他。歌德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在这里，个体观念和发展观念不仅承担起了历史的重量，而且承担起了整体的世界生命的重量。

歌德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是从法国大革命到去世。法国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使他深为反感，在他与历史的关系中制造了一道永久的裂缝。1806年之后的时期充满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判断。《诗与真》代表了歌德历史思考和写作的最高峰。在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之下，歌德不仅进入了日耳曼—北欧世界，而且进入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世界。《西东合集》是他对1813—1814年的答复，是他最伟大的历史事业。他选择了东方，为的是更一般地掌握历史生命中原始的形式和变迁。

然而，歌德与历史的关系仍然是矛盾的，有着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歌德之所以对历史不,满，首先是因为他对到那时为止的历史写作怀有敌意，因为它们以实用主义方式对待伟大的政治事件。其次，他不信任主观因素，因为他要求的是一种客观化思维。再次，他极其厌恶历史中的偶然性。歌德没有能够将国家间的权力斗争解释为生命的有机进程，没有能够揭示政治上以典型和个体形式存在的生命中心和规律。虽然他也认识到政治现实主义的重要性，但歌德对战争和骚乱的厌恶使他无法做出完整的历史判断。

歌德对历史主义领域的创造性贡献的核心在于，他认为只有所有的人才能一同构成人性，单个的人的快乐在于与整体内在的共鸣与和谐。人性本身才构成了活力整体和生活流，而个体正是通过发展自身的活力和规律性，才从原始形式进入生命的完整流动的。由此，个体性在历史领域中首次有力地表现了出来。他声称，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生命本身，而不是它的结果。这样一来，就应该以作用着的力量来解释历史现象，而不是以结果来解释。歌德观看历史的方式由此截然不同于启蒙运动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他认为，不能从道德立场来谱写普遍历史。歌德对历史主义的贡献甚至高过了赫尔德，因为他更有力量从根基处重塑人类的思想与情感。他洞察到了所有存在物的原始极性，认为从神秘的宇宙的心脏收缩和舒张中，发展出了所有现象。他相信，整体和多样性、自然和文化相互隶属，神圣的自然主宰着一切。极性观念使歌德有可能与隐蔽的二元论因素达成妥协，有可能忍受历史中的魔性。歌德对历史的态度可以被视为两极之间钟摆的摇摆，由此，对历史的不满可能会转化为对历史的最深的满意。

歌德对历史主义做出的伟大贡献是，在兰克之前就突破了由于对普遍历史的目的论理解而施加在历史思想上的禁令。而在兰克的历史作品中，事件叙述与对它们发表的崇高沉思相继而起，批判与直觉共同起着作用。在兰克力图达到的自我忘却中，隐含着一种牧师式的意味。他认为，他把事物提升进入的更崇高和更美好的世界，也是真实和本质的世界。他把特定的国家理解为独特的个体，其中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原则起着作用。兰克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精神生命普遍性的和个体性的表达，一切精神事物都是与现实结合在一起的。个体观念和个体发展观念在兰克的成就中达到了顶峰。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对于普遍的意识，对于世界历史总体的个体性的意识。他认为在上帝面前，人类的所有世代都是平等的。兰克结合了对历史及其背景的形而上学的崇敬与一种经验式的和批判的审查及其对历史进程的艺术化欣赏，同时也结合了宗教。这种宗教不仅仅是灵知式宗教或思辨式宗教，而且是结合了现实主义的实际宗教，是全然个体化的。

梅尼克相信，德国伟大的精神革命在歌德那里达到了最高峰，这场革命进而影响和造就了兰克。历史主义诞生于柏拉图精神的持续作用，并受到了德国新教的内在化原理的滋养。新教为个体观念和发展观念、为历史主义赋予了崭新的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译 后 记

梅尼克典型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是所谓的“山脊踏勘法”。在思想的山脊与山脉中跋涉，有必须付出的辛劳，也有深沉涌动的喜悦。翻译亦是如此，亦是一种艰难的跋涉。梅尼克的文风就像他所处理的题材一样错综复杂、缠绕回环，有时甚至比较晦涩。翻译中的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也。正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这个贫乏的时代，在这个世界晦暗的时代，必须有一些保存心魂火种的人，必须有一些思想和信仰的守夜人和守林人。最起码，我们在心的一角应该保留传承文化的警醒之心和责任感。

我应该感谢以下这些人，因为他们也是这样的守夜人和守林人。感谢“人文与社会译丛”副主编彭刚博士，他一直赏识我的翻译并积极鼓励我加快进度。感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胡传胜研究员，是他向译林出版社推荐我翻译此书的。感谢王蕾编辑，除了我之外，要数她与《历史主义的兴起》接触的时间最长了。她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细致和认真的作风令人尊敬。感谢译林出版社的陆志宙女士和南京工业大学的续文女士，她们曾为本书的编辑做出过贡献。感谢复旦大学的陈新博士、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岳秀坤编辑，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得到他们的关心和鼓励。感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古典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巍先生，他为本书翻译了拉丁文词句。感谢金陵协和神学院的谢芬芬女士，她帮助翻译了本书的希腊文词句。感谢著名学者和翻译家何兆武先生，我在翻译附录“兰克”时，曾受到他的相关翻译的启发。感谢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受教于先生，却从先生的海德格尔翻译中受益良多。最后我要深致谢忱的是我在南京大学求学时的导师倪梁康先生，先生开设的专业德语课使我获益良多，先生的学术品格和严谨的治学风范令我一直受惠至今。

最后，我把这本译著献给零七年秋去世的祖母。祖母一生坎坷：三岁丧父，七岁丧母，中年又有五子夭折，三十二岁丧夫，可谓备尝人生的艰辛。愿祖母安心，一路走好！

让我们以歌德的一段诗结尾：

神是

一条永恒的河流，

他面前变换着

许多波浪：

波浪举起我们，

波浪吞没我们，

我们于是下沉了。

一个小小的圆圈

圈住了我们一生，

世世代代的人

持久地排在

他们缘在的

无尽链条之上。

陆月宏

己丑年夏于南京百家湖畔